经方为主，用药简练——郑钦安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
火神派创始人的附子用量要诀
火神派创始人的附子用量要诀小编导读扶阳派又称火神派，是中医学里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医学流派，善用附子、多用附子可以说是火神派的特色之一。
郑钦安先生作为火神派的创始人，有“郑火神”“姜附先生”之称，那他在临床中使用附子是如何调控剂量的呢？今天小编带大家走进扶阳论坛，探秘郑钦安先生附子用量的三个层次。
郑钦安没有医案传下来，我们就从别的渠道，也就是从他的著作来探讨这个问题，看他用多少剂量。
我们看4首扶阳方，附子的用量有2首是30g，另2首是24g，也就是说，这4首扶阳方的附子用量在24～30g之间，这是郑钦安用附子的常规剂量。
作为常识，每个医家在研制自己方剂剂量的时候，标的就是常用剂量，应该说是可靠的。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24～30g是郑钦安的常规剂量。
以现在的火神派和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剂量算是中等的。
但是如果以国家的药典和法规来衡量，剂量依旧是偏高的。
这已经显示了郑钦安重用附子的特点。
是不是郑钦安用附子的数量就仅限于此呢？就是24～30g呢？他用附子的常规剂量是这样，但当病情危重时，他是擅用超大剂量的。
他常说：“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
”其书中随处都有“峻补坎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主要是体现在重用附子上。
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上。
据唐步祺先生讲，他和郑钦安的后人没少来往，人家告诉他，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可谓前无古人，任应秋先生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
”到底用多少附子？我们只能看目前最完整，应该说也是最可靠的一个实例。
郑钦安曾经治愈了成都府朱知府的夫人长达一年的吐血病。
知府大人是一省之长，省长夫人病了，16个地县的官员巴不得都讨好知府大人，推荐了20多个名医，但是都没有治好，拖了一年。
后来请民间号称“郑火神”的中医来治，是八抬大轿请来的。
到那儿一看，虽然盛暑季节，夫人却铺着毛褥子，盖着棉被，显得十分怕冷，一看就是阴症。
火神派用药特点
火神派用药特点粗略总结,火神派理论有如下一些特点:①学术上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
”(郑钦安语)②临床上则“用仲景之法”,用药多为附子、干姜、肉桂等,附子常用至100ｇ以上甚至300ｇ,尊附子为“百药之长”(祝味菊语),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
③用药上虽有执滞之嫌(其它医派如寒凉派、温补派亦有此特点),但该派持论还是公允的,并不专用姜附,其它药当用者则用,并不偏颇,“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郑钦安语)。
④对附子的应用有一整套铰为成熟的经验,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伍磁石、枣仁等;吴佩衡大剂量投用附子时,必令久煮3ｈ以上,以口尝不麻舌口为度。
理论总是抽象的,实践才是具体的。
下面引用吴佩衡大剂四逆汤治愈重症肺脓疡一案以供玩味。
患者海某,女,19岁。
因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后,突然高烧40℃以上。
经用青、链霉素等治疗,体温降低,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0×109/Ｌ以上。
因病情危重,不敢搬动,未作Ｘ线检查,于1959年1月3日邀吴佩衡会诊。
患者神志不清,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鼻翼煽动,呼吸忽起忽落,指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
辨为心肾之阳衰弱已极,已现阳脱之象。
治唯扶阳抑阴,强心固肾,主以大剂四逆汤加肉桂,药用:附片150ｇ,干姜50ｇ,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甘草20ｇ。
预告病家,服药后若有呕吐反应,且吐后痰声不响,气不喘促,尚有一线生机。
药后果吐痰涎,神识较前清醒,嗜卧无神,舌尖已见淡红,苔白滑厚腻,鼻翼不再煽动,咳出大量脓痰,脉象同前。
前方加半夏10ｇ,茯苓20ｇ,甘草减为8ｇ。
三诊时神清,唇舌指甲青紫大退,午后潮热,仍有咳喘,咯大量脓痰,脉弦滑。
前方出入:附片200ｇ,干姜100ｇ,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公丁5ｇ,法夏、橘红各10ｇ,细辛5ｇ,甘草8ｇ。
火神鼻祖郑钦安观点,人参重在补阴
摘自郑钦安《医理真传》：按独参汤一方，乃补阴之第一方也。
今人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由其不知水、火立极之妙，药性功用之专。
余为活人计，不得不直切言之。
夫人身所恃以立命者，惟此水、火而已，水、火即气、血，即阴、阳，然阳之根在乎坎，天一生水，一点元阳含于二阴之中是也；阴之根在乎离，地二生火，一点元阴藏于二阳之内是也。
水、火互为其根，乾、坤颠倒，各有妙用。
故经云：“善补阳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于阳中求阴。
”今人罕明此理，一见阳虚症，用药即着重心，而不知着重肾；一见阴虚症，用药即着重肾，而不知着重心。
究其所用药品，阳虚重在人参，阴虚重在熟地。
查熟地甘寒补阴，尚不为错，而人参甘寒，近来所出洋参味苦，苦寒之品，皆补阴之品，非补阳之品。
故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
大凡药品，性具苦、寒、酸、濇、咸味者，功专在阴；具甘、温、辛、淡、辣味者，功专在阳。
今人着重在后天坎、离之阴、阳，而不知着重坎、离中立极之阴阳，故用药多错误也。
仲景一生学问，即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元阳上探求盈虚消长，揭六经之提纲，判阴阳之界限，三阳本乾元一气所分，三阴本坤元一气所化，五脏六腑，皆是虚位，二气流行，方是真机，阴阳盈缩，审于何部，何气所干，何邪所犯，外感由三阳而入内，六客须知，内伤由三阴而发外，七情贵识，用药各用实据，如六经主方是也。
然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补离阴之药，以人参为先，调和上下，权司中土，用药又以甘草为归。
此皆立极药品，奈人之不察何！余细维世之用人参以补心，即为补阳也，不知心虽属阳，外阳而内阴，功用在阴，周身阴血俱从火化得来，故色赤。
经云：“心生血”。
又曰：“火味苦。
”以苦补心，即是补离中之阴也，而非补真阳也。
千古以来，用参机关，惟仲景一人知之，而时珍本草云：“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
推斯意也，以为水火互为其根。
经云：“阳欲脱者，补阴以留之”，独参汤是也。
“阴欲脱者，补阳以挽之”，回阳饮是也。
郑钦安的“伏火”方，仅二味药，专去内寒
郑钦安的“伏火”方，仅二味药，专去内寒清代经方家郑钦安，是著名的“火神派”，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
他强调“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很多积寒内寒问题对于他来讲是小事一桩，轻松搞惦。
他对“伏火”一说的领悟十分独到。
伏火一说，来自于道教炼丹，是炼制外丹的一种方法。
指将矿石药物加热处理(多与特殊的辅料一起)，使其在高温下不气化挥发但又保持药性的另一种物质，从而达到制伏矿石药火毒，利于服用的目的。
虽然有很多科学家讥笑这种制药方法，但它却导致后来火药的产生。
伏者，包伏，潜伏之意，指火被包裹包含着，潜藏在一些物质的里面，但火不会熄灭。
古代的炼丹家就是在加热矿石（比如硫磺）时，使用了一些材料加以覆盖，使其火气保存而又不挥发。
这种操作可能一开始源自于人们对火的使用经验，比如人们将火煽红后，如果不用灰覆盖，火焰很快熄灭，如果用灰覆盖，火热则蕴伏在灰下，能保存一段时间，还能继续生火。
有句话讲“死灰复燃”就是这么个道理。
生活中确实如此，又比消防员扑灭山火时，最讨厌的就是暗火，就是灰中火。
后来伏火的意思被引申到中医了，产生了二种说法：一种是指火邪伏于内，如“脾胃伏火”、“营气伏火”、“血分伏火”、“心经伏火”。
等等，虽然形容各种“火”病的名目繁多，但少有说明何为伏火。
其实，伏火者，即火邪来到某个部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这个部位可能因为器质性病变或功能失调导致其象灰一样把火覆盖包裹着，使火邪就是停在那不走，也解不掉，顽固的潜伏着。
如果在胃，则叫“脾胃伏火”，如果在营阴，则叫“营气伏火”。
伏火病机的产生比较复杂，很多中医家对这个论说的解释比较含糊或笼统。
但内经中“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所讲的温病，是伏火病的一个最早又最为典型的例子。
还有一种被引申的意义就是保火祛寒的临床实实践，在这方面，郑钦安突显了“扶阳”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补先天之火，火旺能生脾土，脾土一加强，中气就恢复。
中医火神派
中医火神派用制川乌配干姜、酒制大黄温中导滞(制川乌用15g,干姜9g,酒制大黄6g;儿童减量,用制川乌6g,干姜3g,酒制大黄3g)。
用药以附子、巴戟、淫羊藿、桑寄生、当归、黄芪温肾暖肝助阳为主,佐以桂枝、川牛膝、独活通利下肢经脉,祝味菊温养筋骨法的组方用药特色,有点象地黄饮子,但祝味菊此法偏于温补肝肾阳气,兼能通利经络,而地黄饮子则肝肾阴阳并补,以补肾填精为主,兼以化痰开窍。
转贴：论“如何保持肾阳长久不衰” 百度空间...zgbyzgs阴精既生，在阳气作用下，又能阴中化阳，使阳气更加充实，包括后天之本与先天之本，也包括肾阳。
若遇热证还用姜桂附，那不是火神派，那是误诊或是火神派的败类打着火神派的旗帜招摇撞骗。
阳主动，阴之使也，此时显然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显然是当睡不睡阳气不藏所致。
扶阳法有多种，并非都靠附子，而这类"假火神"处方时动则开附子四五百克以上，炫耀胆大，不知火神派三昧，败坏火神派名声，他们是火神派的掘墓人中医火神派探讨yunhaizouyi...中医火神派探讨本书是《中医火神派探讨》之第二版，全书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归纳了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
火神派资料汇编（艾灸信徒火神派资料汇编（火神派资料汇编（完整版）目录上篇——火神篇关于中医火神派及其现代的发展（何绍奇）.............................................126 认知火神学派感悟扶阳心法——读《中医火神派探讨》(王辉武) (292)上篇——火神篇关于中医火神派及其现代的发展何绍奇一、“火神派”的开山之祖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
为什么要称“火神派”？首重扶阳擅用姜附淄水渔夫首重扶阳擅用姜附首重扶阳擅用姜附——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之四张存悌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
火神派理论之临床妙用
火神派理论之临床妙用火神派是由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1824～1911）创立的重视阳气，强调扶阳，以擅用附子、姜、桂等辛热药物着称的一个医学流派。
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
提出的阴阳辨诀作为阴阳的辨证纲领，经世致用，在寒热错杂、真假难辨的情势下，判认起来可靠而实用。
其现实意义在于，对许多慢性病如肝炎、胃炎、肾炎、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肿瘤、血症等，通常按照湿热、热证、阴虚来认证的病变，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用扶阳法治疗均取得可靠疗效。
其对阴证的认识亦十分精到，尤其对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所引起的假热证，郑氏又称为“阴火”证。
此为火神派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
火神派对常见的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面赤、目赤、内伤发热等所谓“上火”——“假热证”的辨认可靠而准确，疗效可信而持久。
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量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假热证”的辨认上，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也是发掘、倡导火神派的现代意义所在。
下面笔者就本人在临床所治疗几例病例与大家共勉：盖**，女，30岁，2009-11-23日来诊：反复口腔溃疡11年，怕冷，全身关节疼痛，舌淡有齿痕，苔薄白，脉弦细。
处方：黄芪30g 白术15g 防风12g 沙参15g茯苓15g 白芨15g 姜黄12g 细辛5g附子20g 炮姜10g 威灵仙30g7剂水煎服，日一剂，一日两次2009-11-30日二诊，怕冷，全身疼痛明显减轻，口腔溃疡面积缩小，上方加玄参12g，附子改15g，继用14剂。
2009-12-15日三诊，全身疼痛症状消失，口腔溃疡基本痊愈。
原方再用7剂以巩固疗效。
李**，女，50岁，2010-02-07日来诊：口腔溃疡1年，溃疡发作时伴胃部不适，恶心，腹胀，胃中灼热，舌淡红，苔薄白，脉沉弦细。
处方：竹茹12g 石膏30g 麦冬15g 白芨10g细辛5g 公英30g 浙贝10g 旋复花20g炒山楂15g 麦芽15g 陈皮12g7剂水煎服，日一剂，一日两次2010-02-23日二诊，恶心、腹胀减轻，胃中灼热感消失，仍有口腔溃疡。
火神派的优缺点正视火神派的缺陷
火神派的优缺点正视火神派的缺陷欲谈火神论，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
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
笔者总结郑钦安、卢崇汉、吴佩衡、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用药经验，发现其共同规律：1、重阳，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同用，寒凉药更所不取。
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
火神派自清代郑钦安始，经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
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重阳；阳主阴从；“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逐条分析之。
重阴重阳之争纯属无谓由于温补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本着“治学，对古人宜严，对今人宜宽”的原则，重点以张景岳、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
关于重阴重阳的争论，自明代丹溪与景岳的滋阴、温补之争，到近代祝味菊、陈苏生的反复辨难，从未停止也从来没有过定论，并有渐至玄学的危险。
实际上，阴阳之争，犹如气血之辨，不过临床所见有异、体会不同而已。
祝味菊是近代重阳的代表医家，倡导阳气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认识，用附子等为主治疗肠伤寒取得了显著疗效（详见《伤寒医难》）。
其间亦有失手，祝先生虽作了分析却未能提出改进之道。
差不多同时期，湖南聂云台、江西萧俊逸反其道而行之，均以大黄为主治肠伤寒，同样取得了满意疗效。
类似的还有冉雪峰用《千金方》中生地黄汁大黄方（生地汁冲服大黄粉），说明温阳法并不是治肠伤寒唯一有效方法。
再如陈苏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学术继承者，师徒之间就阳气阴精孰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陈苏生最终还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阳思想，在其晚年时指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派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
在火神派的推广者张存悌总结的发扬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现代疾病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未把重阳思想列入。
《中医火神派探讨》4
《中医火神派探讨》4《中医火神派探讨》4三、常用扶阳方药举隅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
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也。
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
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
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
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
如“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
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
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
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
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
此病当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
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
夫两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
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
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
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
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
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
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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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为主，用药简练——郑钦安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广义上说，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
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能称其为火神派，乃至诸多火神派名家被冠以“某附子”的雅号。
所谓“擅用附子”，虽然体现在广用、重用、专用、早用4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广用，即广泛应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广义火神派。
由此，才涌现了火神派传人各种不同的用药风格，可以说，派内有派。
诚然，派内有派这种现象在各家医派中是常见的。
关键是，作为开山宗师，郑钦安的用药有什么特点，研讨他的用药风格，有助于我们领悟较为纯正的火神派风格。
同时，作为火神派源头，通过比较看出后世传人的某些用药风格，与郑钦安有什么不同。
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而是学习郑氏学说、明确选方用药的基本功夫，对探讨火神派是很有意义的。
一、选方以经方为主郑钦安的学术根源于伤寒论，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
他崇尚仲景，尊“仲景为医林之孔子”，“真是仙眼仙心，窥透乾坤之秘；立方立法，实为万世之师”；他熟谙六经，认为“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神奇；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绝妙”，因此，从理论上他偏重经方，倡用经方。
临床选方则以经方为主，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证候，决不有差。
”治阴虚则“人参白虎汤、三黄石膏汤，是灭火救阴法也；芍药甘草汤、黄连阿胶汤，是润燥扶阴法也；四苓滑石阿胶汤、六味地黄汤，是利水育阴法也”。
看得出，大多数选用经方，这一点没有疑义。
郑钦安虽然有时亦称“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于经方，“所引时方，出不得已，非其本怀”(《医法圆通·沈序》)。
因为时方“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终究倡导的是经方。
二、用药精纯不杂《伤寒论》中的方剂用药是简练的，113方仅用药93味，平均药味为4.18味，由3~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占82.3%。
其药味加减也是十分严谨的。
“今人遇病立方，动辄二十余品，少亦不下十数品，岂知仲景诸名医之心法哉!吾观古人率用成方，加减不过一二味，非有违戾，未尝辄易”(《上池杂说》)。
郑钦安运用经方，谨遵仲景法度，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四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所谓“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
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法度简练。
从他自创的几个方剂亦可看出，潜阳丹、姜附茯半汤均为4味，补坎益离丹5味，而姜桂汤、附子甘草汤则仅仅2味，确显经方用药特点。
试观其书中治病选方用药，随处可证：如胀满一症，“予意此病治法，宜扶一元之真火，敛已散之阳光，俾一元气复，运化不乖，如术附汤、姜附汤、真武汤、桂苓术甘汤、附子理中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附子甘草汤之类。
以上数方各有妙用，肤胀、水胀、气胀、血胀、腹胀皆能奏功”(《医法圆通·卷二》)。
一口气举了7个方剂，其中5个系经方。
治“吐伤胃阳，胃阳欲亡”之证，法宜降逆、温中、回阳为主。
“方用吴茱萸汤，或吴茱萸四逆汤，或理中汤加吴茱萸俱可”(《医理真传·卷二》)。
健忘一症，“老年居多”。
郑钦安强调，此症“以精神不足为主”，治疗“宜交通阴阳为主”，倡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切勿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与参、枣、茯神、远志、朱砂一派可也”，仍是经方居多。
虽然郑钦安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但从文献中散见的几个案例依稀可以看出他的用药风格：如治成都知府朱大人夫人的吐血病，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
用的是四逆汤原方：“予尝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空，精神困倦，少气懒言，半载有余，予知为元气散漫也，即以大剂吴茱萸四逆汤治之，一二剂而胀鼓顿失矣。
”“一人病患咳嗽，发呕欲吐，头眩腹胀，小便不利，余意膀胱气机不降而返上，以五苓散倍桂，一剂小便通，而诸证立失。
' 阴证发斑，“法宜回阳收纳为主，如封髓丹、潜阳丹、回阳饮之类。
予曾经验多人，实有不测之妙。
”如元气外浮牙痛，法宜回阳，方用白通汤、四逆汤，“若兼头项、腰、背痛，恶寒，于四逆汤内稍加麻、桂、细辛亦可”(《医理真传·卷二》)。
“余每临症，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伤寒恒论·太阳上篇》)。
看得出，基本上是《伤寒论》原方，即使加味不过二三味，十分精确简练。
综上所述，郑钦安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选药以经方为主，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五六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法度谨严。
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这就是郑钦安的用药风格，具有这一风格者，作者称之为“经典火神派”。
后世较为忠实地继承了郑氏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郑氏风格者，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黎庇留先生等，堪称经典火神派的代表，观其医案具有鲜明的经方法度和郑氏风格，仔细考究，发现他们大多数医案用药不超过八味，虽非定例，究少例外。
广义火神派与经典火神派在重视阳气，擅用附子这个学术核心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用药风格上则有不同，不具备经方为主，法度简练之风格。
火神正道是钦安。
经典火神派是一种较为纯正的学术境界，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
郑钦安作为开山宗师，是以其著作和用药法度作为标志的。
正本清源，学者欲掌握较为纯正的火神派理路，当从郑钦安著作和上述几家医案入手，免得误入歧途。
后世传承火神派者，充其量是流，不是源。
某些于经方之外另立一套体系者，可以归入广义火神派行列，但与经典火神派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如同研究伤寒，仲景《伤寒论》永远是源头，后世传承者即使再有“发展”，甚至“改造”，也代替不了经方原方。
经典的东西可能是简单的。
可以说，经典火神派是简捷明了的，只要具有经方基础，用药风格很容易为人掌握。
难怪敬云樵称赞郑钦安：“认证只分阴阳，活人直在反掌，高而不高，使人有门可人。
”当然分广义火神派和经典火神派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没有褒贬之义。
实际上广义火神派开拓了用药思路，尤其是附子的运用，比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用附子配以龙齿、磁石、酸枣仁、茯神；李可先生“破格救心汤”中四逆汤与山茱萸的合用；补晓岚先生的“补一大汤药”融温辛于一炉，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思路…，都有着一定影响，丰富了火神派的临床经验。
三、药贵精不在多下面从更广泛的角度，解读一下经典火神派的用药奥义。
衡量一个医家医术如何，有个简单的方法，不用看他药开得好不好，只看他的方子开得大小，药味多少。
药味少者水平高，药味越多水平越低。
一个方子若是开出三四十味来，肯定不足观。
古人云，“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
世医动辄以简为粗，以繁为精，衰多哉”———是说医生用药少者，其医术越精；用药多者，医术越粗陋。
俗医动辄以用药少为粗疏，以用药繁多为精当，差得太多了。
为什么要以用药精简作标准呢?当然是治病求本的要求。
中医讲究治病求本，用药精专，有的放矢，而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景岳全书》指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
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
...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
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
”范文甫云：“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
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
”俗医动辄20余味，“以繁为精”，自以为得计，许多名医都曾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讥讽，认为是兴师动众，无的放矢，讥为“混沌汤”、“糊涂汤”。
唐·许胤宗曾谓：“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叶天士则云：“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
朝用一方，晚易一剂，拒有当哉!”“假兼备以幸中”句，指责医家不能精审病情，只知多开药味，靠包打围攻，侥幸取胜，不是“以药治人，实以人试药”。
观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全书3002张处方中，共用药20021次，平均每方6.67味药，6味方最多，共1209方，占40.27%；其次为8味方，共560方，占18.65%，可见叶氏处方唯精专是务，有经方法度。
俗语说：“药过十二三，大夫必不沾。
”意思是说开方若超过十二三味药，这个大夫肯定不可靠。
其意与“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相比较，前者更通俗，后者更典雅，两者异曲同工。
须知，随意多安药味，有时候非但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作用，反而可能一加一小于二，原因就在于那些药物互相掣肘，影响主药发挥作用。
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景岳指出：“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实，鲜有不误人者矣。
”清人顾炎武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论及此事：“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
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术已疏矣。
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愈病之意)，谅由于此。
”说明用药贵精不在多。
至于某些医家出于盈利目的，不顾病情需要，随便多安药味以求谋利，就不只是医术问题，而是医德问题了，与图财害命没什么不同。
下面举例证明：风湿关节痹痛：田某之妻，30余岁。
患风湿痹证，右手关节疼痛发麻，自觉骨间灼热，但又见寒生畏。
病已10余日，曾服四逆汤加白术、当归等剂未效，疼痛忽轻忽重，固着肩肘，痛甚不休。
吴佩衡审病查方，认为乃风寒湿邪杂合而至，阻遏经脉，阳不足以运行通利关节，不通则痛。
“虽应用姜附之辛温以化散寒湿，然杂以归、术之壅补滋腻，犹如闭门捉寇，遂使邪气难化。
因照前方去归、术加入桂枝、细辛、茯苓治之”，一剂显效，二剂霍然(《吴佩衡医案》)。
胸痹心痛案：杨某，50余岁。
患胸痹心痛证，曾服桂附理中汤，重用党参、白术并加当归，服后病未见减。
每于发作之时，心胸撮痛，有如气结在胸，甚则痛彻肩背，水米不进。
痛甚则面唇发青，冷汗淋漓，脉息迟弱，昏绝欲毙，危在旦夕。
吴氏认为此乃土虚无以制水，阳衰不能镇阴，致下焦肝肾阴邪夹寒水上凌心肺而成是状。
“然寒水已犯中宫，骤以参术当归之峻补，有如高筑堤堰堵截水道，水邪无由所出之路，岸高浪急，阴气上游，势必凌心作痛。
斯时不宜壅补过早，法当振奋心阳，使心气旺盛，则阴寒水邪自散矣”。
方用四逆汤合瓜蒌薤白汤加肉桂：天雄片100 g，干姜30 g，薤白10 g，瓜蒌实10 g，公丁香10 g，上肉桂10 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5 g。
1剂痛减其半，2剂加茯苓30 g 以化气行水，则痛减七八分，3剂后胸痛若失(《吴佩衡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