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美学思想及审美创造

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美学思想及审美创造作者：***来源：《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1年第01期摘要：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古典时期，也是人类艺术史上最早的黄金时代。

其美学思想奠定了两河流域和古代西亚文明艺术的基础，并对近东文化圈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民族复杂，政局多变，其艺术风格显现出古朴典雅、丰富多彩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风格化的特征。

本文论述了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艺术造型、神话史诗、视觉符号及美术作品，用以剖析其美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审美创造上的表现。

关键词：苏美尔;古巴比伦;滚印;母神;美学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64-07一、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的概况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是两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95年在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南部兴起的古代文明，跨越了乌鲁克时期、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国时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及伊新第一王朝、古巴比伦第一王朝六个时代。

从考古发掘的艺术品来看，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艺术多为宗教祭祀服务，其中以滚印、文字、大型纪念性建筑、史诗等为代表的标志物出现预示着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美学思想的萌芽。

蘇美尔人用史诗和文献证实着他们的艺术信仰，在印章和浮雕上描绘着神圣、谦卑的祭祀仪式，对自然物的宗教崇拜是其审美情感奠定的基础，愈发高大绚丽的神庙是其文化不断变革的纪念物。

研究表明，很多艺术造型与技术在苏美尔时期就已形成，并通过巴比伦-亚述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共同美学标识。

因此，从宏观来看，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对两河文明和整个西亚各民族的文化及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试举例以窥其貌。

二、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美学思想（一）滚印——应用型艺术的萌芽滚印、塔庙和楔形文字并称为苏美尔文明的三大标志，其中滚印的出现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文化时期。

其突出的主题是神话场景和宗教仪式，原始楔形文字中的许多符号就是由滚印图案发展而来的。

乌鲁克时期滚印表现了动物之间混合交叉的艺术效果，早王朝时期形成了图案密度极高并类似纺织和刺绣的织锦风格，多用植物填充空余空间，图案以线性为主而缺乏立体感（图1）。

这一时期有使用黄金或白银来制作滚印或镶嵌宝石的传统，天青石在整个早王朝印章制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至早王朝的三期，引进塑性艺术手法将交织的造型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增加滚印塑形的体积和数量。

滚印展现了苏美尔人对铭文的处理态度及对线性设计的熟练掌握，一些学者将滚印上的主题与吉尔伽美什史诗联系起来。

至阿卡德时期，采用将铭文放入构图中心，以纹章学的方法在铭文两侧刻画成对的搏斗者，他们共同构成图案的一部分表现出故事的同质性和连续性。

这时塑形手法已经可以刻画出逼真的造型，成为艺术发展的新起点。

阿卡德之后印章艺术逐渐衰落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回复到重图案轻铭文的印章传统上，采用了将全部或部分“觐见场景”与一些次要主题合并的方式，这种构图设计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喀喜特（Kassite）印章艺术的基础[1]。

至此，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已将亚述文明中动物雕刻艺术的精华囊括在内。

滚印也是两河流域最早成体系的浮雕艺术，其他艺术都受到了滚印图案的影响。

注：早期王朝（约公元前2500—2400年），发现于马里。

（二）生命树——唯物主义的死亡观生命树又称永生树、圣树，有人认为它象征着末日，也有人把它比作世界之树。

从苏美尔文明开始，代表着生命之树，它生长在国王或其他高级人物身边，受到照顾、浇灌、尊重，并有不同的形象来支持它（图2）。

生命树崇拜的核心是树，图案配置呈对称形式。

其原型一般为当地的特产农作物——枣椰树，象征了丰殖、生产、再生。

以生命树为中心的装饰手法在亚述浮雕和萨珊波斯艺术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圣经中伊甸园也描绘有生命树的形象。

古老的苏美尔神话也渗入到犹太文化中，并借助《圣经》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

有关于乌鲁克国王恩美卡的人类起源神话，在一篇题为《关于发明镐头的神话》中讲述了第一批人是以草的形式从地上长出来的故事。

世人如草生于地下的观念时有所见。

在古代西亚，大母神也常以圣树的形象出现。

伊斯塔尔（Ishter）和哈托尔（Hathor）女神就常以棕榈树的形象出现。

圣树纹在亚述艺术主题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新巴比伦的琉璃砖饰中，已经由枣椰树纹演变出带多重双涡卷的圣树纹;在亚述浮雕中，也多有表现与圣树纹相似的爱奥尼亚柱子造型，这也为希腊—罗马的女神柱提供了神话原型。

生命树符号也象征着巴比伦人的悲剧意识，史诗《吉尔伽美什》描写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获取长生不老之树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英雄也无法实现长生不死，这显示出巴比伦人的哲学观，他们对现世生活的无奈和对来世的漠然，而在苏美尔人的神话中尚无巴比伦叙事诗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

吉尔伽美什之后的国王都没有了神话的色彩，反映了唯物主义的死亡观。

（三）伊南娜——对自然神的崇拜早期苏美尔宗教中以对自然神的崇拜为主。

埃利都考古遗址出土了人身蜥蜴或蛇头人身的女神阿玛乌舒姆伽尔（天界蛇母），可以看作是宁胡尔萨格女神，早期的母神崇拜还包括贝利特（伊莉和纳穆）[2]4。

人兽混合有着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意味，反映了母神对动物的驯化，体现了苏美尔从游牧文化向农业文化过渡时价值观的转变。

公元前7000年左右，沙塔尔·休於的生殖女神出现了骑于豹子之上的造型，这为小亚细亚几个地区流行的神祇立于动物上的造型提供了统一的艺术范式（图3）。

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苏美尔宗教的神灵形象有了明显的人的特征，由诸神组成的神灵世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天间结构。

伊南娜（Inanna，闪语，闪语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的一个支系，为伊斯塔尔）是西支闪米特人的女战神（爱神和丰饶女神）和赫梯人崇奉的美与丰饶女神阿斯塔尔特（Ashtarte），是弗里吉亚人崇拜的基伯勒（Cybele）女神，也是希腊美神阿芙罗狄忒和罗马美神维纳斯的原型。

在远古时期，女神崇拜的内容远不止性崇拜，伊南娜女神兼备多种属性，她不仅是金星女神、丰饶女神、爱情女神，也是乌鲁克城邦的守护神。

苏美尔神话《伊南娜与恩基》描写了伊南娜为乌鲁克带来文明，可见，女神崇拜不仅与农业文明相关，也与城邦文明密不可分。

受沙塔尔·休於女神影响，伊斯塔尔女神开始表现为站立在狮子上（图4），巴比伦的女妖莉莉特（Lilith）手持神圣量具站立在狮子背上。

暴风雨神阿达德（Adad）也表现为手持战斧立于牛背的形象，苏美尔—古巴比伦的神流传至西支闪米特人和赫梯等民族的神话和艺术中，并影响了希腊人。

在哈图萨斯雅吉里-卡雅（Yazili-Kaya）的崖壁浮雕描绘了站在豹子上的太阳女神阿林娜（Alina）以及太阳神沙露玛站在用绳子牵着的豹子身上，以弗所出土的阿耳忒弥斯女神（Artemis）雕像胸饰有来自巴比伦天文学表征的黄道十二宫动物浮雕[3]，体现了深受巴比伦文明影响的特征。

东地中海腓尼基人以“临窗女子”为主题的象牙雕刻也体现了其受巴比伦母神的影响，这可能与神妓制度有关，不同的是夹杂了部分埃及主题。

西亚闪族的丰饶之神在波斯则演化为安娜希塔[4]手执石榴象征丰收。

在中亚希腊化时代流变为骑在狮子上的娜娜女神，粟特艺术中四臂女神娜娜就骑在狮子上，这一形象也变成了印度贵霜王朝的湿婆之妻。

至此，源至两河流域的丰饶女神在波斯文化圈里广泛流传。

此外，死而复生也是大母神崇拜最重要的文化意义。

古巴比伦神话中伊斯塔尔和塔穆兹（Tammuz）的故事象征着四季的更换，并蕴含了复活的含义。

这个故事被移植到马尔杜克身上，并流变为迦南、腓尼基神话的巴力神和中亚死而复生英雄——西雅乌什。

自苏美尔以来的大母神通过其代表的征服、繁殖和爱、轮回给予世界各民族以深刻的宗教意义。

（四）吉库拉塔——以巨大和闪耀为美吉库拉塔（Ziggurat）是苏美尔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它模仿山峰而建，代表苏美尔宗教中心（图5）。

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埃利都考古遗址就发现有神庙建在平台之上的传统，且已经有了圣山的象征意义，后来逐渐建成了多级塔庙。

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天和地是由山来联系的，山是宇宙的中介点。

一件古地亚时代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圆筒陶器上说：“神的寝室造得像宇宙山一样。

” [5]49乌鲁克的神庙建筑奠定了西亚最早的纪念性建筑的基本特征、原则和主要形式，体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公共建筑的特点：巨大，且引入了多种具有创造性的装饰手法。

公元前3500年左右，乌鲁克文明开始影响埃及，除金字形神塔外，部分学者认为，埃及旧王朝时期墓葬就有乌鲁克式的壁龛和扶壁式的风格。

《圣经》中的巴比伦塔，就是古巴比伦最着名的建筑物——马尔杜克神庙的寺塔[6]，继承了苏美尔人以高大为美的审美趣味。

苏美尔宗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对神的绝对自卑。

崇高的象征方式无法以有限事物表现无限的造物主，只能使人从有限的渺小中体会到造物主的伟大。

崇高感以自卑感为基础，所以有否定或消极的一面[7]。

神庙建筑不仅巨大、金光闪闪，还要五彩斑斓。

闪耀的巨型建筑是其追求的极致目标。

《史诗》中乌鲁克被称为大山（kur），而库巴拉被描绘为“至大之me （楔形文字中的专用词汇）”，“犹如银脉，闪闪发光”。

这借鉴了阿拉塔（今伊朗境内的古国）人用宝石装饰神庙的习惯，“其建筑雉堞由温润的天青石造，其泥土是锡石（im-an-na）”[8]，这在建筑史上极为罕见，并启发了苏美尔人。

史诗中多次提到挂满枝头的mes树，树叶宛如青金石，色彩斑斓、闪耀动人。

伊南娜进冥府时携带了七种首饰（me），她每进入一道门便被摘掉一个，被摘掉me也意味着神性的消失，神的光芒被褪去。

因此，光芒是神性的象征。

光辉且灿烂也表明苏美尔人对建筑的内部和外部装饰的分类已十分细化。

（五）星神——以发光天体宇宙为崇拜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晚期，古巴比伦人已经掌握了天文学理论和方法。

他们用假想的线条将星座内的主要亮星连起来，把它们想象成动物或人物的形象的星座关联观察方法和命名体系以及用12个标志星座校定太阳年的12个理想月的天文理论和实践后被传播到希腊、希腊化埃及、罗马和印度[9]。

同时，巴比伦的宇宙起源叙事诗《恩努马·埃利什》补充了苏美尔的创世说和神谱，也为巴比伦星神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苏美尔-巴比伦的星神崇拜体系开创了最早的发光天体宇宙崇拜，以行星之名加诸神祇之风正是肇始于巴比伦，继而传于希腊人、罗马人。

巴比伦祭司赋予时间和空间的划分以神圣意义。

巴比伦楔形文字中的神即由表示星辰的意符表达。

神祇星辰化，将星辰的属性融于神祇形象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这在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光都是创世神话的中心。

苏美尔人认为：光亮是生命力的象征，是生命体健康的重要外部特征，是美的形式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