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路线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官吏违法失职）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

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页。]“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9页。]

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页。]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页。]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4页。]

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

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

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厅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

战争指导方案

“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

“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

第二战区：晋察绥。

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

第四战区：闽粤。

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4页。]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

“一、方略

1、……

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二、敌情判断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

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

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

“三、指导要领

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

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宫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

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

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

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

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

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上册，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9页。] 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

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1937年12月17日。] 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蒋纬国：《抗日御梅》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序言第6页。]

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3页。]

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一）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直到华北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方针才逐渐有了转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即《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在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进攻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甲案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然指出日本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因此，这一计划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1937年7月11日直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这种商讨会议共开了33次，但对日本的进攻企图仍是若明若暗，对和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的战略难以作出决断。

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经过深入讨论，确定以“持久消耗战”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即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也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

但是，这种“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同时，这种持久战略只分为两个时期，经过第一期抗战后，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中间缺少一个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也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实际上，这种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其中关于战略方针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强调必须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自卫战。4月1日，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吸收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对于抗战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也较之从前有一定的变化，从单纯强调政府军的正面防御作战转为同时“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但是，国民党的转变是有限的和不彻底的。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后目的作出规定；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慰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纳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等基本问题。因此，《抗战建国纲领》中体现的抗战指导路线和作战原则，基本上还是由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