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研究其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的初步谈判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接着日本又将其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了所谓“华北事变”,侵占了河北、察哈尔等地,国民党势力基本上退出华北。日本武装侵略的步步深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代替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媚外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民众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各地爱国军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抗战,表现了中国人民武装保卫国土的决心和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反抗。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救亡运动的高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爱国阶层团结一致,抵御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卖国政策已无法继续卞去了。同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引起了同英美各国的严重矛盾,这对一贯依靠英美的蒋介石集团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进行了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苏联牵制和对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取得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同情支持,逐步放弃了公开的、狂热的反苏政策,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恢复了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已断绝多年的中苏关系,并企图通过苏联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各种关系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非正式的接洽。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堪小岑等开始初步谈判。我党向国民党提出谈判先决条件。国民党方面坚持南京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并提出四点反建议。六、七月间,我党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六项要求。同时我方还向国民党表示,以南京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可以考虑的,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由各党派各阶层各军代表组成民意机关,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关于红军改编问题,我党要求国民党必须保证在军需供应、防区划分和作战任务的分配等方面,均一视同仁,不得有任何歧视。1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答复我党的六项条件,此次南京谈判未取得积极结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为了扩大红军及根据地,促成对日作战和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的成立,动员各阶层的爱国同胞,掀起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国工农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五月五日,红军发表东征回师宣言,宣告“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东征回师宣言的发表,受到全国各界爱国同胞的热烈拥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特别是在各派反蒋军事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反蒋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们先后同我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局部的或地区性的统一战线。

根据以上情况,中共中央正确地预见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进攻,全国抗日运动继续发展的形势下,不仅原来持反蒋立场的各地方实力派有可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而且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中央军”也有可能大部分或全部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批评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不抵抗”主义,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立场。同时鉴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发展,以及一部分地

方统治者一般对抗日比较理直气壮,而对反蒋则顾虑较多,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反蒋抗日”,实行“逼蒋抗日”。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人一个新的阶段”,“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潘汉年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陈立夫,并转交了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和蒋介石的信,提出了我党关于实行抗日救国的初步意见:两党在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行全国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之共同目标下,立即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政治制度;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行动;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国防会议;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构。

蒋介石虽然出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压迫,企图实行与苏缓和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一贯的“剿共”立场。特别是,一九三六年以来,国际上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反苏反共逆流;蒋介石在同年十一月解决“两广事变”后,更加踌躇满志,企图进一步用武力完成全国“统一”。所以,这时他一方面加紧西北的“剿共”部署,同时又妄图通过谈判“收编”红军。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完全背离了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基本前提,背弃了前此各次谈判的诺言。陈立夫要求我党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目前只可保留三千部队,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按才录用;党内和政府人员即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对于国民党这种蛮横态度和无理条件,我党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我党提出,国民党方面应首先无条件停战,双方部队各守原防,创造良好的谈判条件。但国民党方面拒绝这一提议。不久因西安事变爆发,我党即在西安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与蒋介石等人进行谈判。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爱国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要求。西安事变基本上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国内和平的转变,奠定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基础。它“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人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了联蒋抗日阶段。

但是,在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后,他又背信弃义,无理扣压了张学良,并调集部队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瓦解。

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方针。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月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国民党进步人士的积极努力,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案的决议案。这次会议承认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针,这就标志着国民党从“剿共”到抗日的重要转变。在苏区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将陕甘宁边区分别划入陕西、甘肃、宁夏各省,服从各省之行政。国民党之根本目的是妄图以此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使红军完全摆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我党我军完全变成它的附庸,从组织上取消或溶化共产党。

我党同国民党的“收编”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党代表据理力争,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同时,为了使谈判能取得进展,早日实现两党的正式合作,中国共产党又作了某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由于顾祝同拒绝接受条件,对我所提之政治要和河西停战问题置之不理,乃至造成河西红军的重大损失,故我党表示,西安已无可再谈,乃转赴南京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

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周恩来等先后到南京、杭州、庐山等地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谈判的中心是关于两党关系问题、红军改编向题和苏区问题。为了促进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具体建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迅速动员全国人民,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抗战,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次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争取早日实现红军改编,并发表两党合作宣言。在我方之一再催促下,不得不同意于我党要求,于八月二十二日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委任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并收回了向三个师派参谋长的主张,改为派遣联络参谋。同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成,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熹为副主席。

关于两党合作宣言,我党也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协商和斗争。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我党即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要求立即公布。由于国民党方面从中刁难和阻挠,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博古、国民党代表康泽在宣言上正式签字,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为公布国共两党合作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合作抗日。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抗战及原则争论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是应该肯定,这时国民党政府已改变了“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主义,中国人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卫战争,全国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机。毛泽东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新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所以,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合作抗日)一般是比较好的,并有某些发展。

抗战初期,华北战局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要求八路军立即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为挽救山西和华北的危亡,八路军出师后,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动员群众,打击敌人,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八路军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对抗日战争战略防御起了重要作用。八路军即根据党的战略部署,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深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为坚持持久抗战建立了强大的战略基地。

另一方面,这时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方针及两党长期合作的纲领和形式还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分歧,而且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的动摇态度和顽固的反共、反人民立场,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国共两党的磨擦与反磨擦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在北方对苏联的战略态势,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不得不基本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以在占领区“恢复治安为第一要义”。1随之,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从开始时的重在军事战略转向政治谋略,从军事打击为主转向政治诱降为主。

在日本的引诱和英美的撮合之下,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妥协投降的空气又开始抬头。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发动了山西“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的原则,我军采取了坚决的自卫方针,给武装磨擦者以有力的打击与教训。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完全打退后,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和国民党继续抗战,进一步巩固两党合作,扩大和发展全国的抗日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主动休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一九四O年一月,中共中央即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基本方针。一九四〇年六月,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以进一步解决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两党关系问题。

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引线。此后,国民党即进一步加紧了在华中的武装磨擦。十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出动一万五千余人向苏北新四军部队猖狂进攻,企图将我军全部赶出苏北,并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战略联系。我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退避三舍”,准备自卫。十月四日的黄桥战役消灭韩德勤一万一千余人,韩率残部逃回兴化,向我方乞和。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气焰。

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皓电”,歪曲事实,攻击我军,并将七月十六日“提示案”作为最后决定“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皓电”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同时,何应钦下令,从十月起停发我军军饷。

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挽救时局危机,克服反共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正确方针。由于此时国民党所执行的仍然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所以,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党的正确策略是,表面缓和,实际抗日,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以争取群众,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抵抗以保卫自己,坚持抗战的基本阵地。为此,党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扩大在友军中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战”。

皖南事变是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些变化的关键”。?皖南事变以前,蒋介石历来把共产党问题作为局部问题对待。当然,勿庸置疑,任何比较重大的磨擦事件都是国民党最高当局一手策划的结果。但是从形式上看,皖南事变之前的磨擦一般都表现为“地方性”的;当时我党反磨擦斗争的直接对象也主要是国民党地方统治者。这时蒋介石还可以所谓“领袖”进行“仲裁”处理。所以,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蒋介石还能冠冕堂皇地对我党代表说:“国共本无事,地方磨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但是,皖南事变把蒋介石直接推到了被告席上。此后中国共产党即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直接的对等谈判,解决有关全国政治和两党关系问题。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各族人民中的声望。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一九四二年九月,蒋介石对周恩来说,拟请毛泽东于同年十月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毛泽东亦表示,准备前去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十月,中共中央派林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派郑延卓到延安。在这次谈判中,我党提出作为两党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具体条件。

一九四三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蒋介石估计在东方日苏开战已为时不远。他准备乘苏军对日作战之机,派十五万部队以援苏反攻为名,切断我军战略联系,歼灭华中、华南我军。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令部命令李仙洲、王仲廉迅速东进,企图进犯我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五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又借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很快被制止了。与此同时,林彪回到延安。

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在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国共关系又开始转向缓和。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党决定派林伯渠到重庆谈判。

四月二十八日,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了初步谈判。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国民党代表藉口这些条件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拒绝转达。于是我党将以上条款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六月五日仍由林伯渠交王世杰、张治中;同时王、张也将国民党《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但却拒绝收转我方条件。国民党这个“提示案”,是继一九四O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之后,又一个顽固坚持国民党独裁统治,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共文件。其主要内容是: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共编四军十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该集团军之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所有敌后政权,除陕甘宁边区另行处理外,一律由国民党政府接管。国民党这种蛮横态度使谈判陷于僵局。

一九四四年九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这时国民党的统治已面临着严重的全面危机。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国际上,包括英美各国政府在内,也都对蒋介石政权感到失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同情。以上情况表明,此时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本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十月十日,周恩来发表了《如何解决?》著名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实施步骤:召开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已进入了关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争论。民主联合政府就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爱国运动也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再次到重庆与赫尔利和国党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进行了谈判,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谈判基本结束。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两党合作关系,进行了积极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时,我党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及时克服在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坚持了两党合作抗日。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步强化了它的反共、反人民政策,造成了两党关系长期的磨擦、停顿、僵持等不协调状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又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改善两党关系,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的长期努力,一意孤行,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在中国历史上重演民族分裂战争的惨剧,使我们的祖国至今未能实现完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