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
中西方悲剧比较
中西方悲剧比较对于“悲剧”一词，我最初对它的理解是一些不幸的、痛苦的事情。
然而在美学课上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发现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如我理解的那样。
我知道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等同于“悲惨的事件”。
下面先来说一下美学意义上悲剧的一些特征。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正面人物。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
”这就规定了悲剧主人公善的品格。
这里所说的正面人物”，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既包括英雄人物，又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小人物（《祝福》中的祥林嫂），但是他们共同一致的品格是进步、纯洁、善良。
正面人物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
有的悲剧主人公不但以美的魅力去吸引观众的注意，而且以善的品质去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
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以死殉情，用人文主义克服家族封建意识；还有的悲剧主人公内心深处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步与落后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局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制服了假，善克服了恶，美战胜了丑，然而却在这一倾刻遇到失败或毁灭。
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奥赛罗、《李尔王》中的李尔等。
之所以悲剧主人公要是正面人物，这主要原因是为了唤起人的同情感，产生悲剧效果。
第二个恃征，在悲剧冲突的展开中，用美的毁灭来否定丑的存在。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生力量在强大的邪恶势力之下暂时毁灭了，失败了，造成了悲剧，但是，悲剧可以摧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却不能摧毁一个人的崇高伟大，美的被毁灭只是具体形式，其精神却完全战胜了丑和邪恶势力。
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造福，而被判永久锁在悬崖绝壁上被凶鹫啄食肝脏，岂不悲壮！然而他的精神之壮美却永远存留天地之间，并彻底战胜了宙斯的凶残。
第三，从悲剧效果来看，怜悯、恐惧、陶冶、净化、提升一一这是欣赏悲剧逐步展开的心态感受。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必然首先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进一步在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即情感上的熏陶、感染与升华）。
中西古典悲剧结局的比较及其文化渊源
中西古典悲剧结局的比较及其文化渊源纪卫宁(莱阳农学院外语系,山东莱阳265200)摘 要 中西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上有截然相反的特点: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是以“大团圆”来收场,意在满足观众正义感的心理需要;西方古典悲剧则大多以悲惨结局收尾,意使观众体会到强烈的崇高感。
中西古典悲剧结局区别的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中国古典悲剧的正义感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中国文化中无往不复的宇宙运动观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及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西方古典悲剧的崇高感则与古希腊文明史分不开。
关键词 悲剧结局 比较 文化渊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41(2000)03-0042-03中国和西方都蕴育着灿烂的戏剧文化,其中能给人以深沉、纯厚的审美享受则当属悲剧。
而悲剧的结局是悲剧审美中的焦点。
悲剧结局是各种冲突的最后决战和解决。
在这里,一切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其最终的结果或快乐、或不幸、或兼而有之,各种情感一齐抨击着观众的心灵,叫人或欣喜若狂、或捶胸顿足,甚至离开剧场后也久久不能平静。
悲剧结局给人的审美享受,在全剧中是最集中、最强烈、最持久的。
所以,笔者拟从中西古典悲剧结局入手,分析中西古典悲剧的不同,并进一步分析造成中西古典悲剧结局不同的文化渊源。
一、中西古典悲剧作品在结局处理上表现出明显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特点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是以大团圆的欢乐结局收场,结局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有情人终成眷属,或有志者梦想成真;而西方古典悲剧大多以悲惨结局收尾,最终不是死亡就是毁灭,或好人遭受灭顶之灾,或经磨难,终不能达到目的。
中国古代戏曲主张戏曲要有“团圆之趣”。
而西方大哲学家、文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则要求悲剧要以悲惨结局收场,即悲剧人物命运的转变应由泰运转入否运。
中国古代四大悲剧几乎没有一部不是以“大团圆”收场。
《窦娥冤》中窦娥虽然含冤而死,但最后她的三个誓愿全都实现,冤情得以昭雪,恶人伏罪而死。
《浅析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美学分析
题，即“明明德”（《四书集注》，第 4 页）。这样的一条政治教 重现。罗密欧的爱情悲剧如此凄美，难道我们还不会引起
育准则是如何体现在悲剧之中的，悲剧又是怎样体现出这 警惕吗？这样的感同身受的恐惧感，成为我们得以“自明”
种“自明”性的？
的重要因素，它将直接把我们带到那些我们习以为常，不以
首先，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 为意的情绪面前，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自我体认，一种通过阅读悲剧，所形成的“领悟”的状态。在 我们相似而引起的”。悲剧主人翁的不幸，极有可能会发生
西方思想史上，以“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体现出来，作为所有 在我们的身上，这在我们的心中造成了一种恐惧感，也正是
人的第一条训诫，而中国思想史上，同样也讲述这样的命 这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主人翁的命运，是我们自己命运的
治哲学），诗学和政治学都旨在为社会制作出善良的人，两 一种“热情”，一种“急切”。悲剧要“重现”的正是这种“急切
者都有‘成’人之美。”（《诗学解诂》，141 页）
与热情”的行动。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人物行为来分
“诗”与政治的关联在为理解悲剧“诗”性的一个重要的 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我们可以用形容词“急切和热
（二）英文 Poetry 的真正意义
算完成，而是进一步深入地谈到了诗的本质性问题：“总之，
1、亚里士多德书名的翻译问题
《论诗术》明显关乎古希腊的城邦‘诗教’，绝非讨论一般意
新近出版的《论诗术中篇义疏》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 义上的‘文艺创作’—如今不少学者喜欢从现代所谓‘戏剧
的注释性文字。学者刘小枫先生的“中译本前言”详细讲解 学’的角度来绎释《论诗术》，结果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最终
《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了一个爱情的悲剧。读者阅读 近的，也是最遥远的。要想实现“自明”，要想走上认识你自
中外爱情悲剧的文化差异比较
中外爱情悲剧的文化差异比较摘要】爱情悲剧的认知和欣赏古今同理，中外同心，但是在中西之间存在明显差别，本文对汉乐府民歌的《孔雀东南飞》与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寻找作为爱情悲剧的文化共同因素，也探讨分析中外对爱情悲剧成因和人物性格认知偏向的不同。
【关键词】爱情悲剧文化差异比较一、两部作品简介《罗密欧与朱丽叶》，英文原名为The Most Excellent and Lamentabl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著名的正剧，因其知名度而常被误称为莎翁四大悲剧之一。
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悲剧故事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创，而是改编自阿瑟·布卢克（Arthur Broke）1562年的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另一说法是改编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马泰奥·班戴洛（1480？-1561）创作的一部真实故事小说。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被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D婚姻悲剧。
两部作品虽然时隔千年，地阻万里，但都是基于人口传诵的爱情悲剧创作出的文学作品，非常适合用来探讨中外对爱情悲剧的文化认同和差异，以下比较为了表达方便，两部作品将简称为《罗》和《孔》。
二、中外爱情悲剧认知的相同点（一）双方殉情。
这是中外爱情悲剧文化的共同基础，美满的一对无法结合而选择共同死亡。
《罗》剧叙述了一对青年恋人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私自完婚，然而却因两家是世仇而无法结合，最终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双双殉情。
《孔》诗叙述了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恩爱相处，却被焦母活活拆散，最后在刘兄的逼迫下一同走上了绝路。
（二）广泛同情和惋惜，两部作品都以青年恋人双双殉情为代价换来两家的悔悟与和好。
《罗》剧中面对悲惨的场面，两家世仇在亲王的训导下双双悔悟，罗密欧的父亲蒙太古说：“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只要维洛那一天不改变它的名称，任何一尊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区别作文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区别作文爱情这玩意儿，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能整出些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悲剧来。
不过呢，中西方的爱情悲剧还真有不少差别。
咱先瞅瞅咱中国的爱情悲剧。
那叫一个含蓄深沉啊！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人爱得那叫一个苦。
家里反对，社会规矩一大堆，硬是把好好的一对
给拆散了。
他们的爱情就像是被闷在罐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可就是没法痛
快地燃烧。
最后只能化蝶双飞，这结局虽然带着点浪漫色彩，但说到底还是满
满的无奈和悲哀。
而西方的爱情悲剧呢，那风格可就不太一样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爱得那
叫一个热烈奔放！他们可不管什么家族仇恨，爱了就是爱了。
但命运就爱捉弄人，最后双双殉情。
西方的爱情悲剧常常充满了激情和冲突，爱得死去活来，
好像不惊天动地就不算爱。
总的来说，中国的爱情悲剧像是一杯苦茶，需要慢慢品味其中的苦涩和无奈；西方的爱情悲剧则像一杯烈酒，一口下去，火辣冲头，让人心痛到不行。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这些爱情悲剧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和无奈。
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正是这些不完美，让我们对爱情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感悟。
所以啊，爱情这东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不管在哪，都能整出些让人哭
断肠的故事来！。
浅析中西方悲剧的差异
100浅析中西方悲剧的差异冯燕华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中西方文学中悲剧作品的差异一直以来都引人注目，这种差异是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心理、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本文则从中西方悲剧作品中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不同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内涵和不同文化内涵下的不同结局三个方面对它们的差异进行探究。
关键词：中西悲剧；差异；人物形象；文化内涵；结局悲剧自古以来就是崇高的艺术。
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可以唤起以恐惧、怜悯为基础的审美情感并使得审美主体得到净化与升华。
同时，作为一种戏剧样式，悲剧也是社会生活中悲剧现象的艺术反映。
纵观中西方有关悲剧的文学作品，虽然它们有着同样的主题，但是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却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一现象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分析。
一、“强者”与“弱者”的不同形象西方的悲剧基本可分为命运悲剧、英雄悲剧和性格悲剧，其典型的代表如：俄狄浦斯王、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等，这些人物形象多是宇宙天神或者是王公贵族，大都是高贵的正面典型或英雄人物。
这些悲剧主角为了崇高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坚强不屈的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使遭受苦难仍斗志弥坚，纵然牺牲生命仍英勇不屈，这样的角色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
就如埃斯库罗斯在三部曲第一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成功的塑造了普罗米修斯这个庄严高尚的悲剧英雄的典型形象。
这位希腊神话中的神，为了崇高的正义事业具有顽强的反抗精神，因而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他热爱人类，反对众神之王宙斯要将人类完全毁灭的暴力，就偷了天上火种传给人类，因此遭受宙斯的残酷惩罚。
他被宙斯钉在高加索山上，上接苍穹，下临深谷，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动弹不得。
面对宙斯所施加在他身上的深重苦难，这位悲剧主人公以强者的形象表现出昂扬的斗志，他宁愿忍受苦难一万年，也决不屈服分毫。
他预知宙斯将来要和一个女神结婚，并且他们的儿子将会打倒宙斯，因此宙斯威胁利诱要他讲出这个秘密，他断然拒绝。
中西方爱情悲剧之比较以《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中西方爱情悲剧之比较以《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一、本文概述爱情，作为人类情感中最为深沉且复杂的一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成为了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
尽管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大相径庭，但爱情的力量却总能在不同的故事中引发共鸣。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西方两部经典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探讨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共性与差异。
两部作品都以悲剧结尾，展现了爱情在社会束缚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冲突与挣扎，成为了各自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本文将从文化背景、悲剧成因、表现手法以及悲剧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化对中西方爱情悲剧的理解和认识。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爱情悲剧的共同点，还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各自文化中的独特之处，从而丰富我们对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理解。
二、背景分析《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爱情悲剧虽然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界限，但它们所根植的社会背景却各具特色，为这两部作品的情感深度和悲剧色彩提供了独特的土壤。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婚姻往往是由父母和家族来安排的，个人的情感和意愿往往被忽视或压抑。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显得尤为珍贵和悲壮。
他们两人虽然情深意重，但却无法抗拒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最终选择了殉情。
他们的爱情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压迫的写照。
相比之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则发生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
尽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仍然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碍，但他们更加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反抗权威和传统。
他们的爱情悲剧更多地体现了人性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个人在追求幸福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无奈。
中国古典爱情悲剧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典爱情悲剧的美学意蕴美学的根本问题是关于人的问题,是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审美观照、审美理解和审美反思的问题。
中国古典爱情悲剧作为人类艺术殿堂里的瑰宝,它以揭示人类存在中的各种困境、灾难和痛苦为旨归。
因此,中国古典爱情悲剧是我们洞察人类生存状态最直接的素材。
人类悲剧的总根源在于自我欲求与现存世界无法满足这些欲求之间的尖锐冲突。
为了避免人类的这些悲剧,以儒道为主体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化以自己的理论规范或否定人的自我欲求。
只有中国古典爱情悲剧敢于肯定人类各种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彰显了人的自我意志。
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将人实现爱欲的渴望和现存文化处处压抑这种爱欲的悲剧性冲突展示给人看,让悲剧主人公用他的行动和毁灭去唤起审美主体的审美反思,使他们在反思中得到启示和感悟。
从而进一步完善自我,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任何研究都必须面向当下,回到现实。
研究的终极意义都是对当下存在者进行审美关怀。
中国古典爱情悲剧的研究也不例外。
笔者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爱情悲剧的研究,培育出具有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个体。
这些个体不仅具有独立思想和健全人格,拥有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而且具有坚韧的性格和强大生命力。
也就是黑格尔所说:“这里人物性格首先必须至少在形式上是伟大坚强的,有能力抵挡住一切消极因素。
”①只要人类拥有这种悲剧精神,他性格上的“伟大坚强”就能“抵挡住一切消极因素”,就能在任何困境与灾难中重新站起来。
本文接下来对中国古典爱情悲剧不同美学形态的作品加以分析,以求能使读者对整个中国古典爱情悲剧的审美特征有一个全面的掌握。
并认清中西爱情悲剧美学形态不同的根源所在,从而能更客观的评价中国古典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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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中西方戏剧中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永恒母题。
爱情剧有喜剧，也有悲剧。
喜剧的结局基本相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团圆。
悲剧结局则大不一样：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作为结局，这往往是西方爱情悲剧的一大特征。
而中国的爱情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幻想的方式让他们“团圆”起来。
同是爱情悲剧，为何结局各具特色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否紧密相关？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我国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爱情悲剧。
两剧主题相同—都颂扬了男女间真挚、热烈的爱情，反对封建势力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摧残，但两剧的结局却不一样。
《娇红记》描写申纯和王娇娘为了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同封建伦理和豪门贵族作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悲剧。
但作者并不以此作结，为了歌颂他们“两人皆一而终，至于段身而不悔”的精神，作者让男女主人公“仙圆”，以“合家作结，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的棠梨一对鸳鸯向九天展翅飞去”，一对情侣水远相伴相随。
不仅《娇红记》如此，其他的爱情悲剧如《长生殿》、《牡丹亭》、《梧桐雨》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以“团圆”结局收场。
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人民对善良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了对邪恶势力不甘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将矛盾冲突和谐化的心理倾向，这一弱点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
中国先哲们的哲学思想在戏剧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悲喜相间，不把悲喜绝对化的“中庸”的艺术处理手法。
即使是悲剧也有悲孔喜，有哀有乐。
我国的一些戏剧理论著作待别强调和谐、适度。
李渔的《闲情偶记》在总结剧本创作的“十忌”、“七要”时就特别指出要忌“悲喜失切”，“要安详”。
由是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在悲之后，加上小喜，使悲剧气氛得以缓和，使尖锐的矛盾冲突得以和解，正是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欣赏心理。
中国老百姓大体上不欣赏悲剧。
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比王国维早三百年的李渔说得更彻底“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阂；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
由此可见，血淋淋的大收煞、过于悲哀的结局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的爱情悲剧则与此不同，更多的是从悲剧角度去表现积极的爱情主题。
中国爱情悲剧往往遵循“悲一欢一离一合”的模式，西方则偏重于“悲一欢一离一死”的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不顾家族的世仇，生死不移的爱情。
莎士比亚精心地塑造了一对热情奔放，为情而生又为情而亡的纯情形象。
然而凄惨的悲剧结局——两个热血恋人陈尸舞台，又与狂热而美好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悲剧更为驱人热泪、动人情肠，引人啼嘘。
”莎翁的另两部爱情悲剧《奥瑟罗》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也都有着同样的结局。
西方其他的爱情悲剧如《欧那尼》中的欧那尼与素儿在新婚之夜双双自杀；《费德尔》中的费德尔服毒自杀……为何西方的爱情悲剧有如此众多的死亡结局？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基础的。
这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以个人或民族或整个西方为中心的向外扩张。
它要求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不但不要回避冲突，而且要勇于迎接冲突，甚或主动地挑起冲突，在冲突中夺取闪光诱人的未来。
这种精神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斗争的辩证法。
西方多数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都乐于强调一事物之对立的两方面之间的矛后冲突的必然性与对抗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强调一方战胜、否定另一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总之，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之间也相互颉颃、不可调和。
与此哲学思想相辉映，西方的悲剧理论也鲜明地贯穿着强调冲突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轨迹。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坚决反对善恶各有报的“双重的结局”，力主由“顺境转人逆境”的“单一的结局”。
在黑格尔那里，悲剧的产生与矛盾冲突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他认为悲剧根源于两种对立而又各具片面性的理想的冲突，因为悲剧主人公坚持实现自己片面的理想，冲突的对抗性则势所难免，最后导致彼此将对方否定或破坏。
之后的悲剧理论家基本上沿着黑格尔的冲突论界说悲剧。
别林斯基明显受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悲剧的实质，“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结局永远是悲惨的破灭或主人公的死亡。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爱情悲剧中众多的“死亡”结局是与西方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并有其理论作为基础的。
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迥然不同，但都能为观众、读者所接受，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世代传颂，除了因为它们各自都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之外，还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美学意义，符合东西方民族的审美习惯、欣赏心理，从更深层次表现或预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生活的历史性相融合，所以一经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方爱情悲剧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各自内部的和谐美。
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因此中西方的“和谐美”的内涵是不同的。
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
他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和谐，一切事物凡是能够看出一定和谐关系的，就是美的。
亚里斯多德把和谐美确定为“秩序、匀称与明确。
”比例适度，和谐统一，这正是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体现。
到了公元五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于和谐概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将和谐美发展为“对立统一的和谐。
”这种“对立统一”和谐美的哲学思想在戏剧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立统一，矛盾冲突的悲剧和谐美。
西方的爱情悲剧无不表现出这种和谐美。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真挚、狂热的爱情与两个家族间世代的怨仇是矛盾冲突之所在，最后一对情人青春的鲜血使得两个对立的家族言归于好，“爱”的力量消融了“怨”与“恨”，一切矛盾都对立统一和谐地消融在爱河之中了。
中国戏曲是以“中和美”作为其美学理想的。
它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心物一体”的和谐统一，亦即人与物、人与人、主体与客体、心灵与外界的和谐。
这一美学思想和儒家中正保和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儒家诗教理论的核心是“敦教化，纯风俗”，“怨而不怒，乐而不淫”。
“怨而不怒，乐而不淫”这是对艺术审美的要求。
由于受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使得我国文学形成重教化、重感情的传统，在一切作品之上都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即使是悲剧也有悲有喜，喜乐相间。
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就包含着喜剧的情节（送友）、场面（结拜）、人物（银心、四九、媒婆以及同窗中的丑角）等等。
《白蛇传》中《游湖借伞》一场，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喜剧色彩，它与《断桥》、《合钵》，恰成鲜明对比。
这种悲喜相间的结构方式不仅调节了舞台气氛，减轻了欣赏者的心理负荷，而且赋予我国戏剧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
不仅如此，由于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最后的亮色—大“团圆”的结局，使理智对情感有所节制、引导。
这与西方悲剧着力渲染悲剧人物的不幸、悲剧与失败，以单一、强烈、持久的悲剧感受“净化”人的心灵的审美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是符合我国中和之美的诗教理论传统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欣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反映，它体现着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生命力和表现力。
中西爱情悲剧结局各异，但却具有它不朽的魅力，其原因还在于它真实而完美地将表现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民族审美理想统一起来。
西方悲剧偏重于在复杂戏剧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让观众，读者从主人公的牺牲中体会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中国悲剧重伦理冲突，它很少在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理性或生活的必然逻辑。
因此，展示历史必然趋势的任务常常自然放在冲突结束后的团圆结局中去完成。
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
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必将代替封建家长包办的儿女婚姻。
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进代表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这部爱情悲剧结尾安排这样的结局，使观众读者自然领悟到个性解放要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趋势。
《娇红记》是明代末年的爱情悲剧。
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左派王学倡导个性解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对妇女“三从四德”，反对封建门第等级观念。
整个明末的戏剧、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性爱的特点变化及其进步性。
《娇红记》中男女主人公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则比较典型。
悲剧中的王娇娘在爱情问题上痛感“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非常羡慕和佩眼“卓文君之白求良偶。
”她希望自己的爱人是和她“死同穴，生同舍”的“同心子”。
而申纯则更把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虚”表示出明显的叛逆思想。
他们二人的婚恋观是进步的，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
由于这种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思想与明末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大相径庭，所以他们的反抗斗争终成悲剧。
“仙圆”结局正是历史发展趋势的预示。
结局虽然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作者并不是以仙境作为逃隐遁身的场所，而是作为当时期望实现自由理想和新的道德规范的艺术手段。
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了积极向上的历史倾向，客观地折射着美的光彩和鲜明的历史进步趋势。
用以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加速审美情感的升华，让观众从悲剧结局所展示的必然趋势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激发改造现实的斗志和勇气。
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相异的审美理想、民族欣赏心理和美学追求，反映在爱情悲剧的结构上则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方式。
但不管是西方的“血淋淋”的大收煞，还是中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大团圆”，都分别符合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惯，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与中西民族的欣赏心理和审美理想相一致，因此具有它永恒的魅力。
《美学与美育》课程作业题目：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学生：张青虎学号：2008020238班级：政法系0802班教师：刘宽亮时间：201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