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对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角色的把握

王玉珍對歌劇《洪湖赤衛隊》中韓英角色的把握
【摘要】王玉珍在歌劇《洪湖赤衛隊》中飾演的韓英感人至深、入木三分。

取得如此好的藝術效果是由於她對角色的透徹體驗和領悟。

她與韓英這一角色融在一起，把英雄首先作為一個本性的、活生生的人而不致其空洞。

這樣，不僅拉近了英雄與現實生活的距離，而且更加真實而感人。

認真分析、研究王玉珍的演唱，不僅可以準確認識、理解和把握人物角色，更加具有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方法論意義。

【關鍵字】王玉珍《洪湖赤衛隊》韓英角色自然屬性
歌劇具有較強的戲劇衝突，角色也相當繁複；並且，一個角色在不同環境下可能具有差別巨大的身份特點。

孫麗容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指出：“‘韓英’除了是偉大的英雄，她還有另外兩種身份:她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漁家女，她也有柔情，也有普通女子的嬌柔和浪漫；同時她也是一個與人們一樣，生活在“白匪”蹂躪下的受苦群眾……也就是說，她是三種角色的重合體。

”[1]分析王玉珍的演唱時所把握的韓英不同的身份特點，尤其是自然屬性特點，對理解人物的深層內涵具有深刻的含義。

一、人的自然屬性分析
應當說，人作為一種高級動物，與普通生物體的生存狀態有著共同性。

鄭州大學寇東亮教授批判“近代以來關於人的理論的主導範式是建立在人與動物、文化與自然不僅分離而且對立的基礎上的，所有不符合這種範式的人學理論都被斥之為‘自然主義’、‘生物主義’或‘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並且提出“對自然界的這種純粹功利主義的理
解，既遮蔽了自然界內涵的豐富性和自然界力量的全面性，也遮蔽了人的本質內涵的豐富性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性。

”[2]也就是說，人首先是以一種自然人的狀態生存在世上，這種自然屬性決定了人具有普通動物皆有的趨利避害求溫飽的生存本能和喜怒哀樂、恐懼擔憂等的心理狀態。

因此，理解人物首先應當從其自然屬性入手，抓住其最基本的本質。

馬克思指出：“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

自然界，就它本身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

人靠自然界生活。

”[3]萬光俠在《人的本質新解》中論述：“1845年至1846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人們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而必須投身於生產……這裏,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賦予需要以前提性,而且賦予它以普遍性、永恆性和能動性。

他們又說，作為現實的人必然有其內在規定性，至於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無關緊要。

這一點是由於他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繫所產生的。

這就指明了，人的需要是人的內在的、本質的規定性，因而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動的動力和根據。

”[4]這種內在的、本質的自然規定性，使人永遠脫離不了人對基本生存條件的追求。

換句話說，如果人的基本生存條件得到了滿足，人就會產生心理的滿足感（儘管這種滿足感可能是潛意識的和暫時的）；反之，人就會產生壓迫感和反抗力。

研究人的自然屬性，對把握歌劇中角色的本質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王玉珍對角色自然屬性的深刻揭示
王玉珍在歌劇《洪湖赤衛隊》中飾演的主角韓英深入人心，感人肺腑。

應當說，她對韓英角色的自然屬性的正確理解和體驗是其塑造該角色成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依據王玉珍版歌劇《洪湖赤衛隊》（以下簡稱《洪》劇）所反映的年代及演員所處年代，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年代物質條件都較貧乏。

這一點是兩個年代的相似性。

實際上，這種相似性讓演員更加能夠體悟所演年代的臨場狀態，這也是《洪》劇成功的一個因素。

在基本生存條件得到滿足的前提下，人們還是能夠安定祥和地生活的。

“在《洪湖水，浪打浪》一曲中，音樂以無與倫比的優美旋律營造出洪湖的魅力和富庶，刻畫了韓英作為洪湖女兒對家鄉的無比熱愛和由衷讚美。

”
[5]
以上是《洪湖水，浪打浪》的譜例（節選）。

很多人會從《洪湖水，浪打浪》中體味到風景秀麗、環境愜意，但實際上這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太過奢侈了。

在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下，洪湖的人們並非只是因為看到這樣美妙的景色才高興的，而更是因為洪湖提供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人們能夠因此獲得溫飽。

人們看到了洪湖水中的魚、野鴨、菱藕和洪湖水滋潤灌溉的稻穀。

這些物質條件令人們有了生存的前提，人們發自內心地喜歡洪湖。

這是最自然、最本能的一種喜歡。

因此，在演唱該曲時，為了突出表現當時人們的心理特徵，應當以樸實自然、深情平和的情緒和聲音，去表達對養育人們的家鄉的讚美。

王玉珍對這段的演唱把握十分到位，她的感情平和而又深切，聲音樸
實而又自然。

正如孫麗容在其碩士畢業論文中所論述：“王玉珍在歌劇中的演唱並不輕易加上對某個字的裝飾，注重裝飾卻慎重裝飾，大部分字就讓它自然地、清晰地、順暢地、地道地說出來。

越是樸實無華的外表，越會藏匿更加完整、更加深邃的含義。

”[6]這正是由於王玉珍深刻地懂得，這時的韓英是作為自然屬性的人對生存條件的滿足而發出的樸實的人性呼喊。

這也就是為什麼“她（王玉珍）的歌唱不慌不忙，不突不兀，帶著股子新鮮的鄉土味道，卻能感人至深”[7]的緣故。

當然，現在許多歌唱家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已經與當時王玉珍版本無論就聲音概念、感情處理、風格內涵都大有不同，那是因為該曲已經作為一首洪湖民歌存在並家喻戶曉，現在的歌唱家們賦予了該曲以新的時代意義，這也是時代的需要。

這與本文還原當時的情景的觀點並無矛盾之處，故在此予以說明。

這是對湖霸剝奪人們生存權利的罪行的深刻控訴。

在這之後，韓英通過回憶父母在被彭霸天逼迫離家之後的一系列遭遇，一直到“狗湖霸，活閻王，搶走了漁船撕破了網，爹爹棍下把命喪，我娘帶我去討荒”，這樣的悲慘境遇與前述《洪湖水，浪打浪》中的平和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的本質都是人的自然屬性——生存本能。

一個是“野鴨成群、菱藕滿塘、稻穀滿畈，魚兒滿艙”的祥和安定之景，一個是“房田盡失、饑寒交迫、父親命喪、無奈逃荒”的窘迫難耐之境，韓英會發出最原始、最粗獷的“狗湖霸，活閻王”的咒罵之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當時的韓英並不是站在一個英雄的角度，而是作為一個渴
望生存的人。

當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面臨挑戰時，蘊藏在生命內部的反抗能量便被激發出來。

王玉珍在演繹此刻的韓英時深刻體現了這一點，尤其在唱“狗湖霸，活閻王”時近乎呼喊，恨不得把心中所有的憤怒和仇恨全都傾泄出來，這樣的演唱真實，更能撼動人心。

綜上所述，王玉珍通過深刻理解、把握和體悟角色的自然屬性需要，將《洪》劇中韓英的形象演繹的真實而深刻，現實性與藝術性有了水乳般的交融，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而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1]孫麗容：《王玉珍歌唱藝術特色探析》，武漢音樂學院2009年碩士學位畢業論文
[2]寇東亮：《‘人的自然本質’與‘自然界的人的本質’的統一——生態倫理學的人學根據和人學意義》，科學技術與辯證法，第24卷，第4期，2007年8月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02頁
[4]萬光俠：《人的本質新解》，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
[5]李軍：《淺析歌劇中韓英形象塑造》，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7卷，第1期
[6][7]孫麗容：《王玉珍歌唱藝術特色探析》，武漢音樂學院2009年碩士學位畢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