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凸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
《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文从研究《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人手，以期对它的艺术独创性及其意味作阐释。
作家们热衷于表现异族形象，并不单纯为了志异猎奇，常常有深刻的思想动机和文化背景。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的异族想象受作家所在国整体社会想象力的制约，而这种社会想象力不是统一的。
当作家依据在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族，就会对异族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当作家依据具有离心力的话语表现异族，向本国社会秩序提出质疑并试图对其进行颠覆时，异族形象就成了他的乌托邦。
我们可以从夏多布里昂、吉卜林作品中的异族形象看到作家的自我优越感，而伏尔泰的(老实人)批判本国文明的腐朽和堕落，把理想寄托在异域文明上。
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学中异族想象的两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后发国家文学对自我民族的表现。
刘禾在她的研究中证实，启蒙话语与西方传教士炮制的中国形象有密切关系。
如亚瑟·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英国人麦多士的《中国人及其叛乱》等著作，都热衷于归纳所谓中国的国民性。
几十种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概括，帮助西方人建立起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也决定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自我民族取负面认识（22）。
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同样受到西方文学中的异族乌托邦激励，并在文学中找到了诗意的民族形象的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把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与沈从文的《边城》来一个对比，也许对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认识得更清楚一些。
《边城》批注
“爷爷，懂歌里什么意思？”
“自然是他那颗想同你要好的真心！不懂那点心事，不是同听竹雀唱歌一样了吗？”
“我懂了他的心又怎么样？”
祖父用拳头把自己腿重重的捶着，且笑着：“翠翠，你人乖，爷爷笨得很，话也不说得温柔，莫生气。我信口开河，说个笑话给你听。你应当当笑话听。河街天保大老走车路，请保山来提亲，我告给过你这件事了，你那神气不愿意，是不是？可是，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
他拍了大老一下，轻轻的说：
“你唱得很好，别人在梦里听着你那个歌，为那个歌带得很远，走了不少的路！你是第一号，是我们地方唱歌第一号。”
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脸，轻轻的说：
“算了吧，你把宝贝女儿⑦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
这句话使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它的意思。⑧大老从一个吊脚楼甬道走下河去了，老船夫也跟着下去。到了河边，见那只新船正在装货，许多油篓子搁到岸边。一个水手正在用茅草扎成长束，备作船舷上挡浪用的茅把，还有人在河边用脂油擦桨板。老船夫问那个坐在大太阳下扎茅把的水手，这船什么日子下行，谁押船。那水手把手指着大老。老船夫搓着手说：
“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那老船夫不明白她的意思，还以为是翠翠要为他代劳了，就说：
“翠翠，等一等，我就回来！”
“你不拉回来了吗？”
“我就回来！”
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人，其中有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且把烟杆在船边剥剥的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①
祖父把船拉回来时，见翠翠痴痴的坐在岸边，问她是什么事，翠翠不作声。祖父要她去烧火煮饭，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哭得可笑，一个人便回到屋中去，坐在黑黝黝的灶边把火烧燃后，她又走到门外高崖上去，喊叫她的祖父，要他回家里来，在职务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来一个就渡一个，不便要人站在那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只站在船头告翠翠，且让他做点事，把人渡完事后，就回家里来吃饭。
小说《边城》赏析
小说《边城》赏析小说《边城》赏析《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
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小说《边城》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说《边城》赏析篇1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
出身于行伍之家。
创作丰富，有30多个小说集。
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两个相互映照的世界：一是病态的城市，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这些主要揭示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病态，个性压抑和性压抑。
二是表现湘西世界。
如《神巫之爱》《边城》《萧萧》《长河》《丈夫》《柏子》等。
代表作有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
《边城》作于1934年。
《边城》的中心人物是翠翠。
《边城》是一曲充满爱和美的田园牧歌。
翠翠俨然是爱和美的化身，她是一个刚刚脱离脱离儿童气的船家少女，一举一动带着稚气，体现了一种童贞美。
她对爱情的渴望不是表现为强烈的追求，而是少女的朦胧向往，表现出山村少女的害羞矜持。
她心灵美好，犹如一曲湘西边地的纯朴、天真的歌谣。
通过翠翠的形象，通过作者所营构的古朴的意境，作者淡化了现实的黑暗与痛苦，讴歌了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和美的、人性的生活方式。
建构一出健康、活泼而又不悖于人性的“小庙”。
沈从文善于描写湘西边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山光水色，以构成其理想的人生形态。
代表作《边城》即体现了这样一种审美追求。
首先，小说通过翠翠的纯朴，渲染了一种强烈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翠翠的童贞纯情、害羞矜持却又始终不渝，与当时的时代女性形成了强烈反差。
其次，小说描写了湘西边地特有风俗美和人情美，这种原始野性的风情和田园牧歌的情调淡化了社会矛盾;第三，小说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创造了一种诗化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空间。
情绪的体操。
小说是存在着情节性的，但是它把情节性埋藏在诗情画意之中。
但，尽管作者淡化了翠翠爱情的失败的悲剧性和老艄公去世所带来的悲剧性，但悲哀的而充满无限期待的结尾实际上包涵着作者沈从文对传统的符合人性的农耕文明即将消失的无尽的隐忧。
沈从文《边城》的简介
沈从文《边城》的简介《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沈从文《边城》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1、内容简介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
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
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
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
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
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
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
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
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
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
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2、创作背景《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
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
《边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
分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与风格【论文提纲】：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
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一、沈从文的传奇人生二、《边城》的人物形象三、《边城》的艺术特色四、《边城》的写作风格【论文摘要】：《边城》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
全篇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边城》又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
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
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
小说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
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写真。
人物与故事是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
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
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结局，结尾更与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关键词】：湘西、边城、悲剧、艺术、风格、世外桃源。
【论文正文】：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解析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人物形象
改重时将字数改到6300字，要求语句连贯通顺，无口语化！摘要：《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是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在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世界中有很多可爱的、充满着灵性的生命。
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中的顶峰之作”的《边城》被遴选进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得我们在高中时代得以领略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美本文通过关注其作品《边城》,走近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
发掘作者在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善良、淳朴等优秀的品质，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表达的美与爱。
关键词：人物形象；善良；亲情；爱情；苗族文化谈起沈从文先生,他笔下描绘的湘西世界,的确非常让人神往,充满着如诗般的意境。
在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世界中有很多可爱的、充满着灵性的生命。
《边城》所写的故事很简单，然而却极美：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
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
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
然而碰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
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
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做选择。
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
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
论《边城》中的牧歌情调与中国形象
乡土 、 回归单 纯质 朴生 活 的永 恒愿 望 。
种二元 对立 的模 式 ， 极 大满 足 了人类 回归 自然 、 回归
歌的、 田园诗 的 ） 来 指称这 类作 品【 ” 。在 西方 ， 牧 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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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 在古希腊时代 ， 人们用
它表 现牧 羊人 在村 野和 自然 中的纯朴 生活 。牧 歌作
为文类 ， 它的高峰期在文艺复兴时期 ， 浪漫主义文学 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 。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兴起后 ， 牧
“ 牧歌 ” 是一 个 舶来 的西 方 文学 术 语 ，英 文 为
ｐ ａ ｓ ｔ ｏ ｒ ａ ｌ ， 意为 牧歌 、 田园诗 ， 亦 有人 用 ｉ ｄ ｙ ｌ ｌ ｉ ｃ （ 意 即牧
义与批 评家探寻文学的神话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 关” 【 ２ 】 。牧歌是在与复杂的城市生活对 比中，表现淳
朴、 自然 的乡村 生活 。学 者们普 遍认 为 ， 尽 管许 多牧 歌 的描述与 城市 和乡村 的实 际生 活距 离很远 ，但 这
从文学类型的层面上理解它。 燕卜 逊在《 牧歌的若干
形式》一书中认为 ， “ 牧歌并非 由传统特征和惯例构
成， 它是一 种特 殊 的机构 关 系 ， 这 种关 系超 越形 式 的
限制 ， 并得 以存在下去” ， “ 如今 ， 牧歌仍然具有体裁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４ — ２ ６
沈从文《边城》赏析
沈从文《边城》赏析《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正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而边城的青山绿水是美的，边城的故事是美的，边城人那种沉浸于生活、融会于自然的心态也是美的。
标签：沈从文;边城;爱;凄美一、创作背景《边城》这部小说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在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一）作者简介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六岁进入私塾，十四岁之后便无心上学，于1917年8月进入地方土著部队。
1922年夏天，五四运动波及湘西，受其影响，沈从文只身来到北平，寻求新的文化。
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到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一生经历坎坷，198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二）时代背景《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作者沈从文的代表作。
1931年的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
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
1933年冬天，沈从文的母亲病重，1934年1月，沈从文回到湘西，但他发现家乡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现代”二字到达，充斥着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快要消失了，使沈从文生出了很多人生感慨。
1934年回湖西，沈从文希望通过自己对相西的印象，描写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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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导读：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凸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
《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文从研究《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入手，以期对它的艺术独创性及其意味作阐释。
一牧歌作为乡土抒情形式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注：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
远在古希腊时代，诗人们用它表现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纯朴生活。
牧歌作为文类，它的高峰期在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兴起后，牧歌没有因为缺乏记实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经验和写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走出西方文学的范围，广泛渗透到后发国家的文学中。
牧歌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涵义也极大地丰富了。
现代学者已不再只限于从文学类型的层面上理解它，燕卜逊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书中认为，“牧歌并非由传统特征和惯例构成，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牧歌仍然具有体裁名称的功能，然而它同时获得一种引申意义，这种意义与批评家探寻文学的神话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关”。
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
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许多牧歌的描述与城市和乡村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朴质生活的永恒愿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能够界定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
我们可以从题材等多个角度去描述这种倾向和品格，如把“牧歌风”或“牧歌情调”与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单纯简朴的生活，恬静平和的气氛等联系起来。
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
如刘西渭的《舆》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注：引文见刘西渭《与》，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
)。
汪伟的《读》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注：汪伟《读》，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
)。
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162页，176页。
)。
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归真”(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619页。
)。
虽然《边城》的牧歌属性最为学者称道，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牧歌不是孤立的个案。
牧歌与田园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故其抒情特质在田园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可以在废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证这一点。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在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这条线索。
牧歌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形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
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
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
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
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代序》，见《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45页。
)。
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
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
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
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
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注：引文见刘西渭《与》，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
)沈从文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
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
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
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
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
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
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
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注：王润华《论沈从文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见《从司空图到沈从文》，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161页。
)，实在是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
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
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注：参阅《简明大英百科全书》“elegy”辞条，台湾中华书局1989年版。
)。
《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
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
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
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
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
”(注：引文见刘西渭《与》，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入，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
《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
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入土地。
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
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
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
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
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
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
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
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二文化隐喻：中国形象及其背景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
我在这里使用“形象”一词，因其作用重大，特作一些说明。
我们知道，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分析倾向于个别的典型人物，而在50年代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形象”一词的使用被泛化了，它与特定国家民族，或某一类人等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联属，形成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如“美国形象”、“俄国形象”、“英国形象”等。
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涉民族与国家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
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和它必然伴生的自我民族形象，以及形象背后隐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相互间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恒常的，因此，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注：请参考拙作《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
)。
我们在《边城》研究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牧歌的文化隐喻置于中国被动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来考察。
象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极具统摄意味的概念，它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的看法的具象表达。
《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
这形象是崭新的，文坛被“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支配多年后，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边城》应运而生。
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
我们不应该将两部作品中反映的民族的双重根性指认为一个毋须求证的事实，而应该意识到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和被阐释性，它依附于不同的知识体系。
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启蒙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是后发国家对被动现代化的两种主要回应模式。
按照美国汉学家艾恺所下的定义，“现代化”指“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注：艾恺(GuyS.Ail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