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义利观对当今社会的借鉴
董仲舒的德治精神及当代启示
收稿日期：2019-08-20基金项目：2019年度漳州市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立项课题“初中道德与法制教学中时事资源与教材的有效融合”（课题编号：ZPKTY19061）。
作者简介：郑小芬，女，福建省漳浦县直机关干部业余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德育。
在缺乏民主宪政的国度，德治观念在治国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德治观念以儒家的思想为核心，特别是仁、义、礼、智、信，构成了整个德治理念的基础，它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各阶层进行行为规范。
但是，儒家这种德治观的实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和面临一个根本挑战。
一个基本前提是，儒家德治观的推行必须在社会安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具备实施的物质条件，这就是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根本挑战是，儒家德治观的实施，面临着人的各种欲望的冲击，而且这种欲望的冲击是永恒的。
通过什么手段压抑人类膨胀的各种欲望，引导人们遵循儒家的思想实现社会的和谐，是推行儒家德治观念必须解决的技术性问题。
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中国德治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它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糅合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成果，提炼出“天人合一”的德治观，促使人们对社会秩序和法律法规的遵循由外在的强制走向内心的自觉，使中国的德治观得到一次升华。
重新梳理董仲舒儒学的核心思想，对当代政治思想道德教育仍旧有着强烈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董仲舒新儒学的诞生及其核心1.董仲舒新儒学诞生的背景汉武帝的西汉时期，社会的发展使儒家德治观的推行具备了物质条件。
但是，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行这些观念，调节人欲与德育的关系，并没有可供借鉴的技术支持。
直到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糅合传统阴阳五行理论，并把道、法、名、墨、诸家学说贯通起来，才初步实现对人的欲望和意志的引导与威慑，完成德治和神学的结合，开创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新局面。
董仲舒学说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司法等诸多领域，他的思想几乎成为二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以德治国的“圣经”，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
浅析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浅析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谢蔚晖（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9）作者简介：谢蔚晖（1997-），女，汉族，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南京林业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伦理学。
【摘 要】汉代著名哲学家董仲舒的哲学中蕴含着非常多的生态思想，其著作《春秋繁露》中也体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他的思想虽然源于汉代，但是放置于今日，都有许多跨时代的经验和意义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
本文探讨董仲舒“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中的生态伦理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生态环境方面的思考和对于当今社会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理论依据的贡献。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生态伦理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8-0219-02由于古代科技落后并且生产力不发达，当时的自然条件便成了农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也因为这样，古代的哲学家们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自己独到且深刻的见解。
董仲舒作为汉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思想都对当时的政治与学术思想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董仲舒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今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我国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天人合一”的观念起源于西周。
先民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领悟到周围自然环境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于是开始对天和人的关系进行思考。
然而在那时候，人们的思考还是偏于感性，那时候所理解的“天”也类似于有人格的神，但也将人和“天”放在相通而不是对立的位置上。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哲学家们也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自己独到的阐释，然而将天人合一学说推向高潮的人则是汉代的董仲舒。
他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天”而不是这个社会本身，并且“天”作为其哲学体系里的最高范畴，是住在宇宙的智商神。
但是和人格上帝不同的是，董仲舒将阴阳五行说纳于宇宙结构系统，将其和“天”融合，认为“天”既是宇宙的支配者，却又离不开并且必须要通过构成宇宙的天、地、阴、阳、五行来呈现自己。
董仲舒新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价值
董仲舒新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价值亲爱的读者，你好！我们很荣幸地与你分享这篇文章。
作为一篇专业的文章，我们以历史伟人董仲舒的新儒学为主题，讨论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与价值。
这篇文章旨在启发你深入思考，领悟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一、董仲舒新儒学概述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新儒学，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新儒学强调仁爱、忠诚、孝道等价值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董仲舒认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和仁爱之心，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现代社会的挑战现代社会面临着许多挑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等。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忽视了精神层面的需求。
在这个背景下，董仲舒新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三、董仲舒新儒学的现代价值1. 道德建设：董仲舒新儒学强调道德修养和仁爱之心，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诚信、友善、和谐等价值观相吻合。
通过弘扬新儒学，我们可以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
2. 家庭伦理：新儒学强调孝道和家庭伦理，这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
通过弘扬新儒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家庭的价值，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家庭和谐。
3. 社会秩序：董仲舒新儒学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提倡仁爱之心和道德自律。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秉持公正、平等、宽容的态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这将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4. 文化传承：董仲舒新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
这将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文化自信，推动社会的文化繁荣。
四、应用实例与案例分析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
许多学校和家庭在教育中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导致孩子们对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董仲舒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董仲舒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也是西汉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董仲舒所处的西汉时期，特殊的社会条件对其教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西汉初期伴随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快速恢复与发展，社会中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加之地方分裂势力日夜骚动，促使董仲舒积极探索能安定社会、稳固政权的方法；另一方面，西汉初期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为董仲舒吸收融合先秦诸子学说，并丰富发展儒家学说创造了客观条件。
董仲舒在借鉴、吸收先秦诸子学说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改造了传统儒家的教化学说，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道德教化实践，在当时的西汉社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儒家思想学说随着董仲舒的继承、发展和教化推广过程，正式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跃迁。
而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确立，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教化体系的确立[1]。
新儒学在教化社会民众、稳固统治政权、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实际成效的突显，使儒学在汉代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步确立了其“独尊”地位，并最终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建国君民”的指导思想。
1 董仲舒德育思想的内容1.1 有教无类、广施教化董仲舒认为道德教化的对象应当是社会中的一切人，主张在社会中广施教化，并将教化对象分为三类人群，即君王统治者、各级官吏和社会民众。
首先，董仲舒认为“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骄淫者则统之以理。
未有上仁而下贼，上义而下争者也”[2]，君王在国家中处于首要地位，只有君王自身具备良好的德行品质才有可能施行王道教化。
董仲舒通过构建天道哲学的方式引导、规劝统治者将儒家的伦理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因为只有君王通过内化儒家经典以成圣成善，才能教化臣子万民修身成善，否则将会“臣投他国、子奔他乡”。
其次，对于承担“施教者”角色的各级官吏，董仲舒主张要通过儒家政治伦理提升官员的道德水平，即在严格管理选官制度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道教化文武百官，使之自觉用伦理道德约束言行。
浅析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浅析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作者：罗洒洒来源：《智富时代》2017年第06期（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摘要】当今社会，我们主张把科教兴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而道德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个人品质，更能够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稳定有着重大影响。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历朝历代皆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
文章以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着力点，重点论述道德教育目的，方法、对人的影响及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教育；道德教化；影响董仲舒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
他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时期，自汉代建立以来，统治者仅重视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对百姓的教育。
这严重影响到当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面对严峻的形势，董仲舒一针见血地提出文教政策。
一、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一）教育思想产生的理论依据第一，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把天看作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包括人类的产生也来自于天，这就要求人们要受命于天，并受命于神权的代表，即皇帝的意志。
这是为了使百姓因敬畏上天而接受君王的统治。
通过不断灌输民众君权神授的思想，来达到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身政权的目的。
第二，董仲舒在政治上主张王权论。
他认为，帝王以拥有的绝对权力，足以征服天下，而四海臣民都要受帝王支配，进而使得天下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实现社会太平。
因此，他认为教育权应该由最高统治地位的君王来掌握，以完成对百姓的思想控制，维护社会秩序。
（二）教育目的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的董仲舒把教育看做是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不难看出其教育目的是通过对民众实行“德教”，来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
董仲舒所提出的教育，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适应了汉王朝加强专制统治的意图，因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并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观点。
中国传统义利观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义利观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借鉴作用作者：倪国富来源：《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2014年第03期“重义轻利”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义利观，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前进，义利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保持和继承传统义利观，相反我们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吸取传统义利观的精髓，去其糟粕，让当代的中国经济体形成正确的义利观。
一、中国传统义利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的一大流派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不义而富且贵”为君子所不齿，他主张人们要发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义利观。
另一位儒学大家孟子，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观点。
尽管后来的董仲舒等人都发展了儒家学派的观点，尤其到了宋代的二程和朱熹更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义义利观，但其基本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
这种“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义利观成为了后来封建主义社会的主要义利观，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压抑百姓，剥削人民的正当理由和有力工具。
一方面，重义轻利的思想发展到宋代极端化为“存天理，灭人欲”、“存义去利”的极端义利观，只维护了少数统治者的利益要求，否认了人民群众应有的正当利益诉求，降低了人民的生产劳动热情。
另一方面，这样的义利观使人民在道德上受到约束，对个人私欲有所节制，有助于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缓和，使人们开始重视道义和优良人格的培养。
在中国传统义利观中还存在另一种是理论，即“义利统一”的观点。
这种思想源于荀子的义利相兼观点。
他看到了义与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他们是相生相辅，该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墨子就认为“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
义利统一观点的突出代表人物王安石就指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
汉代天道观：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
汉代天道观：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从“内圣”开出“外王”一直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董仲舒写作《春秋繁露》的立意所在。
然而，作为一种产生于封建专制时代、旨在为宗法性国家提供理论依据，为绝对皇权的统治作论证的“御用哲学”，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对于今天的现实政治是否还有价值，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下定论的问题，本文也仅仅指出一些可能性的思路。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道德伦理的政治化，即道德与政治不分家，这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为政主张，将道德与政治二者融为一炉。
而对于现代政治哲学而言，二者是有明确区分的。
道德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德性，而政治则被视为一种社会德性，具有“公共性”。
道德与政治二者以法律为界，前者超越于法律之外，而后者则处于法律之中。
对此，中国学者唐君毅认为，“中国从前之德治、人治、礼治之社会政治之理想虽有高于西方法治及民主政治下之社会政治之处，然因未透过法治，与今日之民主政制，故其实际又有较今日西方之法治民主政制下之政治社会为低之处……主观之道德意志一懈弛，则降落为治者之权力欲之放恣。
故无客观之公共意志所支持之法律，以限制者之权力欲，则无使人治、德治、礼治不降落之支持者。
”这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人治与礼治的政治理想相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法制政治有其超越之处，然而，这种德治与礼治对人的道德意志要求非常高，一旦有所松懈，就会使权力失去限制，为所欲为。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非政治因素、特别是道德因素对社会政治生活水平影响，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这些非政治因素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渗透。
按照唐君毅的设想，“必既有客观之法治与民治制度之存在，以阻止政府中人之意志之降落，复有客观之人民顺此理性原则之引导，所共培养出道德意志，以支持促进政府中人之道德意志；然后中国过去“德治”、“人治”、“礼治”之理想，乃能真正实现”。
黄玉顺：董仲舒思想对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意义
黄玉顺：董仲舒思想对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意义【摘要】董仲舒的思想，过去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有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且有学术界本身的原因，就是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以宋明理学的眼光来打量董仲舒。
实际上，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他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在思想学术上的完成者，确立了帝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他的公羊学在方法论上对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儒学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威权政治理念对于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政治理念也具有参考价值。
（* 此文是黄玉顺教授在德州学院的讲座的录音整理稿。
该活动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德州市、董子书院合办。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但是，说老实话，我不是董学专家。
在座的有很多董学专家，让我来讲，属于典型的班门弄斧，呵呵！当然，我对董子也有一些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写成文章。
今天趁这个机会，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向大家、特别是在座的董学专家请教。
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董子书院进行研讨，主题是董仲舒的思想，大家特别关注董仲舒思想的地位问题。
很多专家谈了很好的见解，我大致归纳了一下，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董仲舒的思想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何在？另外一个方面，从正面来讲，他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给董仲舒定位？我今天的报告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讲。
时间有限，我只能很简单地谈谈我的一些想法而已。
一、董仲舒的思想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有学者谈到，其原因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有关，例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的对子。
用这样一种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会把他归入唯心主义，而且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确实，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学者谈到，到了“文革”的时候，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董仲舒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更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诸如此类的帽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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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义利观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吕永莉（14级思想政治教育）摘要：自古以来，对于“义利”的争辩乃是中国各大思想学派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时下，就当今社会而言，“义”与“利”观念的探讨，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市场道德建设的途径之一。
通过对儒家思想家董仲舒的义利观进行阐述和归纳，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义利观；借鉴一、董仲舒的义利观思想汉代的董仲舒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巨匠。
董仲舒虽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旗帜，使儒家思想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实现了由百家显学到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转变，但细究起来，董仲舒的思想里不但继承者儒家思想的精髓，也不乏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有益之处。
尤其在义利观问题上，先秦诸子中儒家重义、墨家尚利贵义、而法家尚功利，董仲舒借鉴先秦诸子的义利思想，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义利观即主张义利两养、义重于利的观点。
（一）天人合一的义利观董仲舒虽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但他对自己义利观的论证方式是与前人不同的。
“天人合一”是董仲舒思想一个显著特征，也就是说他把人及其一切特性归之于天，这是他论证自己观点的重要方式。
董仲舒说过，“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董仲舒认为人的一切特性都是天赋予的。
人的好义、欲利的特点也是天赋予的，“义”、“利”同时为人所兼有。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唯人独能为仁义。
”仁义来自于天地之精，是天赐予人，是人与其他物的本质区别。
“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
”他认为五谷，乃至于天地万物是天赐于人的利，是为人而生。
这从自然规律方面说明利的客观性。
“天之常意在于利人。
”所以古之圣人君主“君天下，必以兼利之。
”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与民以利。
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董仲舒把人的好义、欲利也归之于天, 论证了义与利同时为人所有，进而提出来他的义利观。
（二）义利两养董仲舒从人的身与心的角度进行论证，肯定了道义与利的正当性，从而提出了义利两养的观点。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天生人之初就赋予了人求义、求利两方面的秉性，这两种秉性是人人所共有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是和人的肉体存在和心理需要相适应的。
董仲舒所说的“义”是指他们说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义的功能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义以养心，无义，心不得乐；“利”就是物质利益和生活上的需要，认为没有这些东西人就活不下去。
利的功能是维系人的身体存在，利以养体，无利，体不得安。
这就肯定了义、利是人所皆有的事实，肯定了义、利对人的实际作用。
1、利以养其体董仲舒承认“利”的存在，承认人的物质需求，是基于人的机体生存的客观需要和历史、现实的角度提出来的。
一定的物质利益是人得以生存的客观条件；而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又使董仲舒认识到如果剥削过重，使农民无利养体，无法生存，势必会招致反抗而危及封建统治；并且在董仲舒看来，人有好恶的欲望才能推行赏罚，“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
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
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也”。
人不能没有物质欲望，否则无法生存；同时人的欲望不能无度，需要以礼义加以节制，“圣人之治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
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也就是说，圣人统治人民，使人民有欲望但不能超过限度，使人民敦厚纯朴却并不要求人民没有欲望，有欲无欲都适可而止。
董仲舒还要求统治者应当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
维护天下之公利，为公利作贡献，为公利牺牲，这是符合儒家“义”的原则和要求的。
他坚决反对食禄者与民争利，其实就是反对他们追逐自己的私利。
他所提出“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和“盐铁皆归于民”等政策主张，目的就是要保有人民的私利。
2、义以养其心在承认“利以养体”的同时，董仲舒又从人性和道德教化的角度提出了“义以养心”。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
……唯人独能为仁义”。
仁义来自天地之精，唯有人才享有天所赋予的仁义之性，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人受命于天, 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
人的价值在于人能受命于天，超然异于群生，以仁义道德立身行世。
儒家认为，“义”的含义十分广泛，凡是符合仁、礼、忠、恕、信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都可以叫做“义”。
在董仲舒的理论中，“义”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含义。
传统普遍的“义”是基础，是原则；具体的“义”则是这些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但无论是从普遍的或具体的“义”来看，董仲舒都不是把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当作“义”，相反“义”是董仲舒对统治阶级人们的要求。
董仲舒特别强调，“义”是用来进行修养自我、培养品德、陶冶情操的。
他提出从道德上治人的两个方面，即“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这两个方面都重于安人与养体之利。
而在这两者中，“正我”又先于“安人”，如果自己不正，还要用义安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可见在董仲舒的义利思想中，修心养性之义处于最突出的地位。
他还明确指出，人之所以追求义，正是人之有别于动物的地方，人不是像鸟兽那样“荀为生荀为利而已”，“天之为人性命”，总还要“使行仁义而羞可耻”。
他说“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有的人却缺乏“义”的行为，究其原因，是“利败之也”，就是追求私利从而败坏了道德。
总之，在董仲舒看来，“天两有阴阳之施, 身亦两也”。
天之生人，有仁、贪两方面的本性，有身、心两方面的需求，这就决定了必须义利结合，义是表现、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利是人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义、利之于人缺一不可。
（三）义重于利董仲舒虽然承认“义利两养”, 但是在个体的道德实践中，却不主张两者平列，更不主张“利重于义”，而是相反，强调“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甚至认为两者是互相排斥的。
“利者，盗之本也”。
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是有义而不是为利。
他说：“人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
”所以“体莫贵于心”而“养莫贵于义”。
人如果以“为生”、“为利”作为行为方针，那就如同鸟兽，“虽甚富而羞辱大恶”，并且“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
反之，以“行仁义”为行为方针，则“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
故而“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
把“义”说成是人性之所在，这不同于荀子所讲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在董仲舒看来“行仁义”不仅是应当提倡的，更是顺乎人性的，是发扬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而“谋利”是违背人性的，是违背“上天之理”和“太古之道”的。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如果忘义争利，弃理争财，必将遭到天的惩罚，以害己始，以害家终，这必然会破坏“为义行善”。
显然，董仲舒探讨个体道德行为的时候主张“重义轻利”，认为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言,“有义”比“有利”更可贵。
董仲舒之前的诸子，一般只是就义利本身的轻重得失来谈，而没有更多更深地谈及人为什么有义利、为什么需要义利。
而董仲舒一方面承认人兼有义利，“义利两养”，另一方面，阐述“义重于利”，两者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有其想通之处。
董仲舒的义利观对后人的影响深远，他重视人民利益，并构建理论进行论证。
同时，他的思想还体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后世有着教育与启发意义。
二、董仲舒义利观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由于受政治、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各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彼此间不同的义利观念发生碰撞，其中充斥着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我国现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因此，构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的义利之道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一）树立正确旳义利取向董仲舒的义利观虽强调“重义轻利”，但应该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
孔子的“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的“制民之恒产”、荀子的“生而有好利焉”、董仲舒的“利以养其体”等都说明“利”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因此在维护社会大义的基础上，关心个人的正当合理的利益，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合理的谋利意识。
儒家承认个人私利，但更加注重不能任其发展，一方面要求加以约束，做到“见利思义”，另一方面通过理想人格的修养，消除人们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和行为。
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中如何生存的压力使很多人的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人文精神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淡化。
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如贪图享乐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侵蚀着人们的思想，使一些人产生了对金钱的崇拜和欲望的追求，淡化了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即私利与公利的关系。
当二者在发生的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一定要服从国家利益，不能违背集体原则，因为国家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家才能更好的发展，个人的利益才能被满足。
（二）引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元，部分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重义崇德的道德观念已经过时，价值观念转向崇尚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有些人出现利己主义极端化的价值取向，而事实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与董仲舒义利观是相吻合的。
现代市场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重利轻义”的义利观，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摆正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抑制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以此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形成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
这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现实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三）树立“义利两养”与“义利统一”的道德准则在董仲舒的义利思想中，并非是不要利，而是义利兼顾的。
董仲舒在肯定“利以养其体”之后，同时指出“义以养其心”。
认为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都各有其用，“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
所以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秉承着义利兼顾的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中，我们不仅要合法经营，更要以道德的手段去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