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伟铭醉酒驾驶案辩护词

关于孙伟铭醉酒驾驶案辩护词
本人依法接受本案被告孙伟铭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孙伟铭醉酒驾驶案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我研究了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材料，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

理由如下：
一、本案被告并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动机
首先，本案被告在事发前是一个积极上进、工作出色，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年轻人。

他打两份工每天工作十余小时，并且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他得知范晓琼家庭困难，主动资助她女儿上学，帮助她度过难关，在地震发生后积极参加抗震救灾，这都表明本案被告是热爱生活并回报社会的人。

其次，事发后，孙伟铭头部受到重创缝合十多针，在坐各位可以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当本人已经明知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会因两车剧烈撞击遭受巨大威胁时，正常人的做法都会是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撞击的发生，而不是放任撞击带来的车毁人亡结果的出现，试想，有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呢？除非因其他因素介入导致车辆失控，或者是他的意识已不清晰，控制能力下降，否则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积极进取、回报社会的年轻人会用自杀式的极端方法故意危害公共安全。

二、本案被告对本案中受害人的伤亡及财产损失持“放任”的“间接故意”是缺乏证据支持的。

首先，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从该规定来看，故意犯罪对危害的后果是“明知会”发生，这表明危害结果的必然性。

希望这个结果发生称为直接故意，放任这个结果发生的称为间接故意。

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故意，行为人都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发生危害后果的必然性。

在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讨论醉酒、无证、超速是否必然发生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结果，而是看看本案被告对这个结果的必然性是否是明知。

本案中，我们还应该分清两个主观心态：一是在孙伟铭醉酒驾驶时的主观心态，这时被告对无证醉酒超速驾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是故意的心态，而对出现“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样的结果却不是故意。

控诉方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行为必然导致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结果发生，而孙伟铭几个月持续无证驾驶和案发前送父母的行为恰恰说明他没有意识到也就是不明智这种结果的必然性。

其次，辩方认为本案被告对受害人的伤亡及财产损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张明楷对于“双重罪过”的概念应慎重对待，行为人虽然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持故意态度，但是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持过失。

实际上，单纯认识到行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不等于刑法上的故意。

因为这种认识并不表明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并没有统一，故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还应注意的是，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不同于行为人犯罪时的实际心态。

因而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并没有统一起来，故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充其量只是过于自信过失的一个因素)。

再次，从过于自行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来看，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有相似之处，如二者均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都不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从本质上说，间接故意所反映的是对法医的积极蔑视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所反映的是对法益消极不保护的态度。

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又是通过各自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体现出来的。

首先，间接故意是放任结果的发生，结果的发生符合行为人的意志；过于自信的过
失是希望结果不发生，结果的发生违背行为人的意志。

其次，间接故意的行为人是为了实现其他意图而实施的行为，主观上根本不考虑是否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客观上也没有采取避免结果的措施；过于自信过失的行为人之所以实施其行为，是因为考虑到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

最后，间接故意是“明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预见”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这说明间接故意的行为人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当天在出现车祸之后，有证据表明被告曾喊过“有没有救护车？”，这从侧面说明了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采取积极避免的，因此判断本案被告的行为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更为合理。

三、本案被告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

首先，醉酒、无证、超速驾驶是否就必然导致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结果？从现有立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一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的罚款；”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两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吊销或暂扣的......（四）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规定时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法律规定说明，无证、醉酒、超速驾驶是行政违法行为，只有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出现肇事的结果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接受刑罚处罚。

连立法机构的专家们都未能明知，否则不会对无证、醉酒、超速驾驶处以行政处罚，我们怎么能苛求一个非法律专业从事IT行业的年轻人有明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的认识呢？
其次，张明楷在对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采取限制解释态度：（1）“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想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

（2）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尽量认定为其他罪，而不应当认定为本罪。

再次，危险犯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根据刑法我们知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险犯。

那么就是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的危险程度足够达到对法益侵害的程度，那么无论危害的结果是否发生，都可以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然而，本案被告无证、醉酒、高速行驶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显然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试想一下，比如说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只是有人受伤或者是有一些财产损失，那么在司法实践中肯定定的是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因此，本案被告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不当的。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无证、醉酒、超速驾驶必然导致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持故意心态存在明显的证据不足和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少杀、慎杀”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罪和无罪、罪重与罪轻的证据证明力大小难以区分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

因此我们推定本案被告所犯的是相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较轻的交通肇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