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翻译史

第三章 中国翻译史
第三章 中国翻译史

第二编:中西翻译简史

第三章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符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

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

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

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

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二)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三)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四)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

(五)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 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着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着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着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矛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借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的,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中国翻译简史

Chapter1中国翻译简史 Three peaks of translation in history 1)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the first peak 支谦,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2)the translation of boo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peak 徐光启(科学译祖),李之藻 3)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classics: the third peak 1,严复 信faithfulness,意义不背原文 达expressiveness,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以最准确、最生动的译文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雅elegance,译文本身的古雅 《天演论》《法意》《原富》《名学》》《群己权界论》 2,梁启超 学术界的鸿儒用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3,林纾 儆醒人心,反帝救国;开创中国翻译事业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巴黎茶花女遗事》,《王子复仇记》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19 to 1949 4, 鲁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重要贡献 (一)开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潮流 (二)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大变革 翻译思想 (一)“易解、丰姿”双重标准 (二)“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5,瞿秋白 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文”的思想 翻译《国际歌》 6,郭沫若重译家责任, 重视译者主体性;强调的翻译动机 7,林语堂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的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8,朱光潜 西方美学翻译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ime 9, 茅盾 “神韵说”;创造性翻译论 10,傅雷 神似说强调原文精神和韵味的重现 11,钱钟书化境论,强调译者流畅、地道的本族语 12,王佐良 以诗译诗;为读者着想, 译文要可靠、可读

中国翻译史1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完整版)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08英本1 杨慧颖 NO.35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 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中国翻译简史

百科知识—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4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以后---当代) 古代佛经翻译(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起步或草创阶段)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 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代表人物支谦 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 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特点 1主要力量: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 2翻译全凭口授 3大多才有直译法 5佛经内容经常采用中国本土道家思想 古代佛经翻译 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末(发展期) 释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总结 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 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主要监督翻译了《四阿含》等。主张直译,

不增不减,只做词序调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 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辩正论》里翻译要例八备十条:就是对做翻译人的具体要求和翻译要求。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 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朔城区)人。出生于代州(约代县) 主张直译与意译、音译的结合,著有《三法度序》 真谛(449-569)梁陈时代人,翻译《摄大乘论》 古代佛经翻译(唐朝——全盛期) 古代佛经翻译(续)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近代翻译

中国翻译史

H i s t o r y o f T r a n s l a t i o 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第35 课翻译史--中国翻译简史

第35 课翻译史--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 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 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 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 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 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 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 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

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 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 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 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 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 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 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 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 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

中国翻译史(英文版详细)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was born out of contact with states during the . It developed through translations of into . It is a response to the universals of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on and to the specifics of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from specific source languages into Chinese. It also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he modern word fanyi"translate; translation" compounds fan "turn over; cross over; translate" and yi "translate; interpret". Some related synonyms are tongyi通譯"interpret; translate", chuanyi傳譯"interpret; translate", and zhuanyi轉譯"translate; retranslate". The contain various words meaning "interpreter; translator", for instance, sheren舌人(lit. "tongue person") and fanshe反舌(lit. "return tongue"). The records four regional words: ji"send; entrust; rely on" for 東夷"Eastern Yi-barbarians", xiang"be like; resemble; image" for 南蠻"Southern Man-barbarians", didi "Di-barbarian boots" for 西戎"Western Rong-barbarians", and yi"translate; interpret" for 北狄"Northern Di-barbarians". In those five regions, the languages of the people were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and their likings and desires were different. To make what was in their minds apprehended, and to communicate their likings and desires, (there were officers), — in the east, called transmitters; in the south, representationists; in the west, T?-t?s; and in the north, interpreters. (王制, tr. 1885 vol. 27, pp. 229-230) A work attributes a dialogue about translation to . Confucius advises a ruler who wishes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not to bother. Confucius tells the ruler to focus on governance and let the translators handle translation. The earliest bit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y be the phrase "names should follow their bearers, while things should follow China." In other words, names should be transliterated, while things should be translated by mea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reformers such as , and began looking at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he great translators in Chinese history. Zhi Qian (3rd c. AD) (支謙)'s preface (序) is the first work whose purpose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about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preface was included in a work of the . It recounts an historical anecdote of 224A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A party of Buddhist monks came to . One of them, Zhu Jiangyan by name, was asked to translate some passage from scripture. He did so, in rough Chinese. When Zhi Qian questioned the lack of elegance, another monk, named Wei Qi (維衹), responde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Buddha should be translated simply, without loss, in an easy-to-understand manner: literary adornment is unnecessary. All present concurred and quoted two traditional maxims: 's "beautiful words are untrue, true words are not beautiful" and 's "speech cannot be fully recorded by writing, and speech cannot fully capture meaning". Zhi Qian's own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 are elegant and literary, so the "direct translation" advocated in the anecdote is likely Wei Qi's position, not Zhi Qian's.

中国翻译史

《英汉翻译教程》 第一章:我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早在公元前六年西汉哀帝时代,伊存到中国口传一些佛教经句,但还谈不上佛教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两年(公元148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他是安息人(即波斯),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因为他是月支人,所以又称支娄迦谶。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但文笔生硬,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又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出现了一个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但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释道安设置了“译场”,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他本人不懂梵文,惟恐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在这期间他请来了天竺人(即印度)鸠摩罗什,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一个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他译了49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590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有个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他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自创了“新译”。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清学”时期,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但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林纾和他的合伙人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王子复仇记》等。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担任过北大校长),等到八国联军战役以后,他避居上海,搞翻译工作,他“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破天荒第一次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马建忠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可以说是试图说明翻译标准的一个开端。他的善译标准包括了三大要求:第一、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这些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因他本人后来没搞翻译,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反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

第三章 中国翻译史

第二编:中西翻译简史

第三章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符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

中国翻译史笔记

中国翻译史 袁素平 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 中国文化的特色:从未中断过。 巴比伦灭了 印度,埃及曾经沦为殖民地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季羡林:“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永保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 中华文化的源头: 易经the art of changes Confucius 孔子 Mencius 孟子 Confucianism 儒家文化 太极生两仪include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西方之水: 第一次高峰:从明朝末年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最终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于1840年鸦片战

争之后达到高潮。清朝末年其实是引起了中华文化的后退。 梁启超: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掀开了翻译政治小说之幕,林纾翻译文艺小说。 第二次高峰:以1919年为界,掀起第二次高峰 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其一半的活动是和翻译相关的。 第三次高峰: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近现代出不了大家。 中西文化之别: 中国重智即动头脑的能力 外国重用即动手实践能力 因此要:手脑联盟 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2.明末清初,欧洲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3,4之间是断档的历史)4.改革开放至今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1.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

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 而不野”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2.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促使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3.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踏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体裁,以及用音 译取代前期的音译。(复译,重译等) 4.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由此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北魏孝文帝:促进中华文化的融合 千古一后:冯太后 前秦:释道安 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翻译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推动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 一者,胡语尽倒(词序颠倒),而使从秦(改从汉语语序),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

中国翻译历史概况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中国翻译历史概况 以佛经翻译为主的古代翻译 在我国,"翻译"作为一个词出现,是在南朝的梁慧皎《高僧传》中:"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但是翻译的工作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早得多.早在周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周礼》中称当时的翻译官为象胥("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礼记》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北方日译." 东汉以前,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各民族为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译.佛教传人中国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面翻译.这种佛经的翻译肇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代逐渐式微,入元代已近尾声.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唐代的玄奘等.他们不但有大量的翻译实践,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比如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指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译文不同于原文,"三不易"指翻译工作中的三种难事: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五失本"与"三不易''从理论上解决了"质"与"文"的关系,即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344—413).他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后人称道他的译品"善披文意,妙显径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到了唐代,佛典的翻译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玄奘不但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而且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诸如增补,省略,变位,分合,替代等一些在现代翻译教科书中常讲常练的翻译技巧,在玄奘的译经中已经运用得存乎一心,十分熟稔了. 中国近代的翻译 中国近现代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清末.1894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提出"善译"的标准,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能"心悟禅解,振笔而书".简言之,译者在翻译时应做到内容与风格的高度统一.此后不久,严复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明确的翻译标准,也就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的翻译活动和理论建树后来成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成就的代表. 翻译的标准 我国学者所创立的本土翻译标准 如前所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翻译标准的提出者是严复.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号几道.1853年生于福建侯官.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攻船舶驾驶专业.1871年毕业,做军舰驾驶工作.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1879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同年归国并执教于母校.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纳21年病逝于故里.从1898到1911年13年间是他译介生涯的鼎盛时期.严复译介的作品多系西方资产阶级著名思想家的代表作;内容涉及进化论,哲学,社会政治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他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本是他本人关于翻译的感慨,但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翻译标准.这个标准今天虽然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严复之后,又有许多文学家,翻译家提出自己的关于翻译标准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人. 伟大作家鲁迅作为一位翻译实践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题未定"草》1935) 著名翻译家傅雷根据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在1951年提出翻译"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高老头·重译本序》) 我国通学大儒钱钟书提出的翻译标准比傅雷更进一步,他的标准(毋宁说是方法)是一个"化"字.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

中西翻译史简介

中西翻译史简介 第一节: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迄今为止共经历了四次翻译高潮。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 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近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之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最早涉及了一些重大的翻译原则?(张泽乾,1994)。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玄奘还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实?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举。他的?五不翻?原则总结了音译法的规律,即:(1)佛经密语须直译;(2)佛典中的多义词须音译(3)不存在相应概念的词只能音译(4)已经约定俗成的古音译保留(5)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 二、民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杜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 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三、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 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黑奴吁天记》(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现用新译名)。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The Study of Politics)等、并提出简洁凝练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1894年在他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发表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包括三大要求:第一,以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一统;第二,龙庆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四、民国时期的翻译事业的繁荣:鲁迅先生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 一则当然其义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并提出了通行的翻译标准:忠实于通顺(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瞿秋白论证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林语堂提出了?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傅雷的?重形似而不重神似?的标准。钱钟书提出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和?化境?之说。哲学家艾思奇则总结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东西,‘达’和‘雅’的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五、第五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和译作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第二节西方翻译简史:古代翻译活动、近代翻译活动、当代翻译活动 一、古代翻译活动: 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作品已经问世:七十二位犹太学者在自己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后人所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

中国翻译简史第三讲

中国翻译简史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序中云: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这是最早反映“文派”“质派”争论的文献。 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以无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六百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义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其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华名童寿,著名译经大师。他反对过于质直的翻译,其翻译往往不拘于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关于文体,他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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