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讲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又称《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流寓巴黎时于1844年5月至8月写成的。

它可能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草稿，现在的书名是编者在出版时加的。

全书共三个手稿，有一部分已经散失；1932年《巴黎手稿》第一次发表。

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综合和艰难的创造，它的写成是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已经达到的某种结论，而是在于，各种必要的思想材料开始汇集、融合，日益成长为某种新的思想，并得到了尽管还不完备、但却是较为系统的创造性发挥。

几个月以后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手稿》离新世界观的创立，实在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部著作的理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即法的观念和国家的形式植根于物质生活关系之中，亦即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从而明确地提示了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

同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天才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从而促使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去解剖市民社会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的了。

1843年秋马克思在到达巴黎之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研究之中（包括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斯卡尔培克、不阿吉尔贝尔、麦克康洛赫、特拉西等人的著作）。

第二，对法国革命的浓厚兴趣、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原则的影响以及同亨利希.海涅的密切交往，使法兰西思潮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法国的流亡生活又为研究这些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和广阔的机会。

在研究法国革命时，马克思接触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兴起的关于“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如以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为代表的学派试图通过严格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全部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历史。

同时，马克思还热心研究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主要是起源于洛克而汇流于社会科学的那一派，即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派别。

这个派别试图把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于社会生活方面，马克思曾一度把这种学说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

最后，在巴黎当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其中有圣西门派的参与，有傅里叶，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其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列鲁和蒲鲁东，以及文艺界的社会主义领袖贝朗瑞和乔治.桑。

马克思从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及其丰厚的精神财富。

第三，无论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法国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决不是一种个人兴趣，而是整个地体现着哲学世界观的要求。

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已经意识到，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是鲍威尔的唯心主义，都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生活中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么，马克思明确地拥护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正是因为这种观点提示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即唯物主义。

然而马克思同时还意识到，对当代世界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现实问题，其中心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必须被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内在矛盾。

进而言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达到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即共产主义。

因此，如果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经济的现实中，如果它本身又必须被当做政治斗争来理解，那么，这一斗争的“自我意识”就应当被理解为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前进报》上意味深长地把德国无产阶级称作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把英国无产阶级称作它的经济学家，而把法国无产阶级称作它的政治家。

《手稿》正是这种理论要求的实际表述，是各种新思想的酝酿与生长，是通过这些思想材料的冲突和集结，去探索和把握世界观的全新创造。

就这部著作本身而言，其术语新旧参差，内容庞杂，似乎很难概括其基本精神。

但是，较为深入的研究表明，这部手稿具有严整的基本结构，而各部分内容则有机地服务于这个结构。

一般来说，异化劳动学说似乎是《手稿》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然而，就异化劳动概念而言，立即就要涉及它的“从何处来”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与之本质相关的领悟两个问题是：第一，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

这就是说，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第二，异化的扬弃。

这里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处在异化中的人能的归宿是什么？或者，这个否定的世界将如何达到它的自我否定？因此，《巴黎手稿》可以简单地划分为这样几个部分：（1）以异化劳动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以人的本质为思考中心的哲学批判；（3）以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批判；（4）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批判已不再局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而是对黑格尔一般辩证法的批判（这一点至少在实际上表明，有必要重新审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以下我们队这些内容分别予以列论。

（1）异化劳动学说。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矛盾，即：它一方面认为，劳动是以前财富的价值源泉，是构成价值的唯一要素，因此，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劳动者理应活动或拥有全部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只是为资本（即“死劳动”）提供了一切，而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持其劳动所必须得东西。

在这里，理论上的矛盾首先表现为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此外，国民经济学还包含诸多的矛盾）。

和议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或二律背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要求摆脱国民经济学所需够的“最自然的”私有财产状态，而从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就正比例地落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来表示这个事实：“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因此，国民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诸多的二律背反，就因为它以之作为前提的东西是“劳动”，但却是“异化劳动”，即自身对立的或内在矛盾的劳动。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分析为四个规定。

（a）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即“物的异化”。

这个规定是表示，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处于异己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占有的对象的就越少，并越是受其对象（即产品）的奴役和统治。

（b）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活动着的异化”或“自我异化”。

这个规定是表示，劳动活动本身对劳动者来说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它不是劳动者的自我活动，而是否定劳动者的东西，是使劳动者感到不幸的东西，是使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折磨和摧残的东西。

（c）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才实际地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

换句话说，这种生产活动乃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

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中，人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个人的动物生存的手段，从而使人的类本质成为与人的存在相对立的东西。

（d）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

这是上一个规定的直接结果：既然认从自己本身的类本质中异化出去并与自己的本质想疏远，那么他也就必然与其他人相分离并处于敌对的对立中，正像其他人也与他相疏远、相对立一样。

正是这一规定，在表现人同自身的异化关系时，表现着人与他人的异化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意味着引起一切人适应其阶级利益的冲突和对立。

按照异化劳动的概念，国民经济学虽然表面上以劳动为出发点，但却“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

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但私有财产绝不是什么“最自然”的东西；恰恰相反，这种劳动毋宁说是抽象的、片面的、颠倒的和反自然的，是异化劳动。

因此，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具有“敌视人的性质”，它在承认劳动、承认人的假相下面，对劳动和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这一立场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尽管马克思仍然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但是当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即劳动的异化理解为宗教异化的现实基础，理解为国家、法、意识形态等等异化的现实基础时，马克思却比费尔巴哈更为深入地思考了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

（2）人的本质：劳动的对象化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否定的形式，那么，人的本质之积极的、肯定的形式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

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在其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因为正是在对自然界的加工过程中，在创造性的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把自己的生命力对象化，并通过参加人们的共同事业而确证自己是自觉的类存在物。

作为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似乎具有某种共设的意味，但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假定一种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

相反，马克思所掌握的辩证法就在于，从劳动之异化的、否定的形式中，去发现和把握它的积极的、肯定的和原初的形式，换句话说，在现存的异化世界中去批判地理解它的发展环节。

因此，马克思指出，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绝对必要的，而工业的历史及其对象性的存在，最明确不过地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

（这里的所谓“工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而是指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

）尽管工业直接完成着人的非人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但它同时是以感性的、对象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本质力量。

换句话说，虽然在私有财产的形式下，工业的一切成就乃是压迫人、奴役人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与人无关的力量，而是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并因而同时也是人从那种奴役和压迫中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力量。

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看作是“感性的人的心理学”，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不难理解了。

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和合理的理解。

按照这种观点，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即“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已经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原则分歧，并包含着否定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

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还是较为粗浅和零散的，然而在行将到来的理论变革中，这些思想却表明是最具发展潜力的。

（3）自我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从人的异化的极端形式导向自身复归的历史阶段，对于这种辩证发展的理解，决定了马克思对当时流行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空想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认为，改良的方案之所以是空想，就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毫不触动私有制本身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