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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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摘要:一、背景介绍1.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概念2.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重要性二、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发展历程1.初始阶段2.发展阶段3.现阶段三、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特点1.针对聋哑学生的特殊性2.注重语言技能的培养3.融合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四、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内容1.基本课程设置2.特色课程设置五、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影响1.对聋哑学生的帮助2.对教育改革的推动六、展望未来1.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发展趋势2.需要改进和完善的方面正文:在我国,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是一个长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领域。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概念,是指专门针对聋哑学生设计的一套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旨在帮助这些学生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是在建国初期,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聋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

发展阶段是在上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这一阶段的教科书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现阶段,随着我国特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针对聋哑学生的特殊性,采用了大量的图片和手语,便于学生理解和学习。

其次,教科书注重语言技能的培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沟通技巧。

最后,教科书融合了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课程和特色课程。

基本课程涵盖了语文、数学、科学、社会等各个领域,特色课程则包括手语、定向行走、职业技能等。

这些课程的设置旨在帮助学生全面地发展。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对聋哑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套教材使聋哑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义务教育,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语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就是百年中华文化传承、民智开启、公民意识养成的书面记载。

语文教育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当中,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

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将传统文化的更迭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

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反映并记录着这一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并不断用历史的经验和独特的文本话语,启示着语文教育及教科书发展的未来。

“文白之争”“文道之争”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交锋教科书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媒介。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

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

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科举是普通人摆脱身份加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出路。

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

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使命、体现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

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

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首先,“文白之争”不仅是语文教科书内容层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层次文化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到近代社会的漫长演进中,文言一直承担着记录、积累、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对有效的共同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

2002年12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Dec. ,2002第25卷第6期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 ophy &S ocial Science Vol. 25No. 6【教育学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太原030006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中国教育学; 发展摘要:本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进行了具有实证性质的考察和研究。

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段; 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 以“中国化”年的发展, 教育学的主要学科都已在中国形成, 。

, 的形成时间进行了考察。

:1000-5935(2002 06-0001-06据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和中国教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 我们可以把教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初现阶段(1901年~1915年1901~191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最后10年, 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高潮, 也是中国主要从日本引进教育学的阶段。

从1901年到“五四”运动前(约到1915年左右 , 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典型地呈现出引进性。

作为学科, 教育学对中国来讲是外来的, 而不是内发的。

外来学科在一个国家的传播, 不仅仅取决于这一学科本身, 同时还要受到特定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制约。

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

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学术上, 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是时代的客观需要。

教育学在中国被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属收稿日期:2002-08-18后发的外生型有关, 也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的传播先物质、制度后观念有关, 而师范教育的兴起则为引进提供了直接需要。

随着师范学校的兴办, 设置教育学类课程成为必然。

师范学校也就成为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重要载体。

从译介_改编到自编_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_何成刚

从译介_改编到自编_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_何成刚

从译介、改编到自编: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何成刚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一个从译介、改编到自编的过程。

这一过程,与国人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有着直接关系。

当然,里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众所周知,19世纪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促进了清末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兴起,主要表现为日本文化成果输入中国的单边文化“流向”。

其中许多留日学生把日本学者编写的史著及其编写体例,输入国内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有人指出:“中国今日之通史著作,其体例实仿自西洋,非中国所固有。

盖自清末废科举,设学校以来,为供应学生之课本,于是稗赅自日本,而将此通史体例,间接流入中国。

清末学校多采用桑原骘藏之东洋史,以为中国史教本,照其例。

”[1](p.208)这种文化交流,对学校历史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日本史著的“章节体”、“篇章体”或“编章体”体例,或直接或稍加删减修改成为学堂历史教科书。

在体裁结构上,与传统的《三字经》、《二十四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比,更科学、系统。

这种“拿来主义”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学校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新课程的设置,我国旧式的“编年”和“纪事”史论,显然不能适应新历史教育的要求。

不过,国人并没有直接将日人史著拿来就用,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改编、删减及修改,以更好地便利教学。

这也是早期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历史教育现代化的角度看,这是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由阶段,仍属于学习的过程。

比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中国通史》在当时中国影响颇大,该书于1899年由上海东文学社出版以后,1902年由学者柳诒徵做了简单修订和增补,改名为《历代史略》。

其中,元明史是新增补的内容。

不过,在史学观点上《历代史略》基本上沿袭了《中国通史》,创新之处并不明显。

1903年后《历代史略》被定为学堂历史教科书。

这是清末一本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

又如清末吕瑞廷、赵澄壁等合编的《中学堂教科书新体本国史》[2],虽然同样也是依据日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但其强烈的反思批判与自我创新意识尤为明显。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作者:谢毓洁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06期科举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书院或私塾学生使用的课本,只能称为蒙学读本。

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

晚清西学东渐,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教会学校开始使用新式教科书,90年代中后期,国人开始自编新式教科书的事业。

从教会教科书,到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

20世纪初,新学制开始建立,为了满足新学堂的大量需求,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诞生了。

在规模的健全和编辑的规范性上,最新教科书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熟。

一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一词。

“清朝末年,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

”无论哪种儿童读物,都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现代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专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科教学建议、每课的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根据国家教学计划(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分类(比如语文、历史、数学等)分门别类地分级编写出版和使用。

”传统的儿童读物显然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面世,新学制出现,适应新学堂新学制的教科书纷纷涌现。

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晚清教科书起步期的第一个阶段体现为教会传教士编撰的教科书。

西学东渐之后,新式教科书率先在教会学校使用。

传教士利用创办学校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学校需要相应的教科书,甚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

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专业化的教科书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同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苏联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苏联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苏联教科书的发展历程苏联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始于20世纪初。

1900年至1920年代初,教科书领域还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在这一时期,俄国政府对教科书并未设立明确的监管机构,大量教科书由私人出版商出版,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重视教育和教科书的宣传作用。

1920年,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并开始制定一套符合革命需要的教科书。

该委员会由一批教育家、学者和党员组成,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符合共产主义教育原则的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在内容上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苏联教科书经历了一次重要转折。

由于斯大林的领导,对教科书的控制加强,政府开始对教科书内容、形式和出版流程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干预。

斯大林时期的教科书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将阶级斗争概念纳入教科书内容。

1950年代是苏联教科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其教育体系也在发展壮大。

教科书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然而,由于政府的干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教科书内容仍然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观念。

1980年代,随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教科书也受到了影响。

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教育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教科书的内容开始扩展,介绍了更多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此外,苏联的教科书也开始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内容。

1991年,苏联解体,教科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俄罗斯和其他独立国家开始独立制定和审查教科书。

新的教科书更多地关注本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传承,同时也融合了全球化的教育理念和知识。

总体而言,苏联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该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不同阶段。

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内容和形式受到了政府的影响和干预,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教育理念和意识形态。

建国以来八次课程改革的历程

建国以来八次课程改革的历程建国以来八次课程改革的历程第一次:(1949——1952)设置了门类齐全的学科课程,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生物、化学、政治、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等。

第二次:(1953——1957)削减教学时数、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劳动技术教育课,1956年发行了第二套中小学教科书,对理论性有所加强,注意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第三次:(1958——1965)“教育大革命”,大量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增加劳动,注重思想教育,还出现了多种学制的改革试验。

第四次:(1966——1976)文革,学校课程和教学历经了一场灾难。

第五次:(1977——1985)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十年,小学五年,中学五年。

1980年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统编第五套中小学教材。

第六次:(1986——1991)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

国家教委公布了义务教育教学计划初稿,突出了新型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适当增加了基础学科的教学时数,在教学计划中给课外活动留出固定的足够的空间。

第七次:(1992——2000)突出了以德育为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第一次将活动与学科并列为两类课程。

第八次课程改革:根本任务:新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主要任务:更新观念、转变方式、重建制度。

即更新教与学的观念;转变教与学的方式;重建学校管理与教育评价制度。

核心任务:是学习方式的转变。

在新课程所要完成的三大主要任务中,转变教与学的方式,尤其是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核心的任务。

教师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最终目标是为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改变学生在学校里的生存条件,改变培养出来的人能够比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更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
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形成阶段(1830年代-初期)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要受到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开始形成自己
的哲学体系。

他主张用唯物的观点看待世界,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
说等等。

他也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并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转化为唯物辩证法。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成为独立的体系,包括唯物辩证法、社会历史唯物
主义等理论。

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将其哲学思想应用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分析中,并以
《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完善和发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
等等不同维度的理论。

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也面临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社会唯物主义等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同时,
一些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疑和挑战,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新的
考验。

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民国初期的语文教科书一1912年中华书局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陆费逵于民国元年成立了中华书局以养我中华民国国民注意实际教育等为宗旨出版了一整套中小学新中华国文教科书暂时独占了市场
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古代的语文教材
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是与经学、史学、 哲学、伦理学等教育融合在一起的。 当时的学校教育,是把德、才、学、识、 能等都纳入“四书”、“五经”、“六艺” 及蒙学教材中。从不同的视角看,我国古代 的语文教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经学 教材、蒙学教材、文选教材作为古代语文的 主体教材则是确定无疑的。
意义: 1.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语文教科书的基本 条件,是我国语文教科书的雏形。 2.其内容的“合时务”和语言的通俗化,对 当时的语文教育意义重大。
(二)无锡三等学堂编辑的《蒙学读本》(1902年) 内容: 1898年,俞复、丁宝书、吴稚晖等创办无锡三等学堂, 曾自编了《蒙学读本》,共有7编。其中前三编以一些浅 显的事物为内容,以引起儿童读书的兴趣并间及中外历史、 地理、物理等知识。 第一编以识字为主,书后附有“字类备温”,便于复习; 第二、三编每课后还列有问题,以启发思考; 第四编专重德育,用《论语》弟子章分纲列目,系以历 史故事,作为修身课本; 第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为内容,每课系以回答; 第六编注重作文修辞; 第七编选《史记》、《汉书》、诸子以及唐宋名家文章。
二、清末新的国文教科书 (一)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1904年,由张元济组织编制 的《最新国文教科书》陆续出版。 形式方面:遵循“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 采用之字,限定笔画。” “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 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 加至十五画为止”; “讨论之原则,即选定教科书采用 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 做到每一课生 字的字数、文字的长短都加以严格限制。 ‚天、地、日、月‛(第一册第一课) 材料方面,“则选用事项涉于多方面,不偏于一隅。 杂采各种材料,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 编排方面:“每出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 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

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发展五十年

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发展五十年(1950-2000)(一)(2013-02-12 09:50:43)转载▼标签:分类:数学教育大视野教育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发展五十年(1950-2000)(一)人民教育出版社章建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对中小学课程教材非常重视,要求逐步统一全国教学用书。

为此,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研究、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由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并陆续从全国抽调了一批教育专家、教材编写专家和高水平教师专门担任教材编写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五十年,中小学数学课程是全国统一的,教材基本上采用全国“通用版”,由一支专门从事教材研究、开发的专职队伍完成编写工作。

其间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

本文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展现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为简便,以下简称“数学教材”或“教材”)的五十年发展历程,并从中探讨数学教材的基本特点。

一、数学教材五十年发展概况(一)教材发展的基本阶段在1950-2000年这五十年间,中国数学教材的改革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1),改编、选用旧教材,包括老解放区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课本,其中许多是西方的译本;第二阶段,翻译、改编苏联教材(1952——1957),这一阶段是先照搬苏联教材,然后再“中国化”;第三阶段,编写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材的第一次探索与实践(1957——1966),1963年前后编写出版的教材具有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较强等特点,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数学教材编写方式;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材(1966——1976),各地方自行编写教材;第五阶段,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统编教材(1977——1988),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在继承“文革”之前教材编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精简、增加、渗透”为指针,编写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教材;第六阶段,编写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相适应的教材(1989——2000),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公民教育”的需要,强调“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基础,小学、初中教材初步实现“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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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蒙学教材 《史籀篇》:文字蒙求课本,为周代教学童识字的课本。 《仓颉篇》:秦朝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 《急就篇》:西汉史游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识字与常识 课本,把通用字书和童蒙课本区别开来。 《开蒙要训》:南北朝马仁寿著,以教学识字、常识为宗。 是从《急就篇》到后来的各种杂字书之间的一种过渡识字 课本。 《千字文》:梁朝周兴嗣著,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 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 《太公家教》:唐代的蒙学教材,它侧重于对学童的封建 思想教育,并收集了当时的一些俗谚格言,被称之为“一 部格言谚语汇海”,为后来的《增广贤文》所仿效。 《蒙求》:唐代李翰著,是中唐至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 本,是一本供童蒙讽诵的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 容的儿童识字课本。
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古代的语文教材
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是与经学、史学、 哲学、伦理学等教育融合在一起的。 当时的学校教育,是把德、才、学、识、 能等都纳入“四书”、“五经”、“六艺” 及蒙学教材中。从不同的视角看,我国古代 的语文教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经学 教材、蒙学教材、文选教材作为古代语文的 主体教材则是确定无疑的。
一、经学教材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我国漫长的封 建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仅是我国传统文 化的主体,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的必修教材。 1.“五经” 《诗》、《书》、《礼》、《易》、《春秋》 (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这六 种教材,实际上是集文、史、哲于一体的大语文 教材。 2.“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 必修教材。
2.突出“编辑大意”。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 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 这种编辑范式成为其后教科书约定俗成的编纂模式。
3. 编排了“教授法”等配套用书,与教科书同时发行, 具开创性作用。 4.是清末影响最大的一套正规化的教科书。开辟了具 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科书的历史新纪元。
《百家姓》也是与《三字经》、《千字文》 齐名的启蒙读物,编于北宋时期,作者佚名。 全书虽仅400多字,但把没有意义的姓氏连 贯起来,且儿童读起来不觉得枯燥乏味,其 功劳不能不归结于句句押韵,和谐流畅,易 学易记的四言体的语言特点。
“三、百、千”在我国语文启蒙教育中的成功,并不 仅仅在于它们作为教材各自的个体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 是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发挥的是整体的优势。 一、识字量适中 如果只学三本中的任何一本,其识字量不够。而三本 书合起来,总字数就达2700多,去除重复的,单字也在 2000个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 二、内容充实 从内容看,它们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渗透人文掌故等 思想教育内容,能使儿童增长知识和增进日常运用。 三、符合儿童心理特点 每本书字数不多,少则400多字,多则千余字,儿童学 一本换一本,新鲜有趣,不觉乏味;且全用韵文编排,琅 琅上口。 四、教学效率高 采用集中识字的方式,语句体现了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 提高了教学效率。
2.《古文观止》 全书上起东周,下至明末,共选文222篇, 编为12卷。全书以散文为主,兼收一些骈文。 编者选文很有眼光,名篇佳作居多,题材风 格多样,注释评点简明扼要。 这种文选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成 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一种主要模式。
清末时期的语文教科书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学校教育逐渐走上近代 化的道路。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语文始独立设科。这是,我国语文近代化的标志, 意味着语文学科开始创建自己独立的教学体系。 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形成并不 是与语文独立设科同步的,而是在对旧式文选型 教材体系的不断突破和逐渐改造、发展的动态过 程中形成的。
(四)吴曾祺编的《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08年出版。这是供五年制中学使用的,每学年 一集,共五集。 特点: 1.教材编排由近及远 第一集选清文,第二集选金元明文,第三集 选五代宋文,第四集选晋唐文,第五集选周秦汉 魏文。 2.文体单一 此书只录散文,不选其他文体。 3.助读形式多样 除沿用林纾圈点与顶批形式外,还在每篇之 后增加了总评。
意义: 这两套课本是清末最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是我国早期中学语文教材的代表。
民国初期的语文教科书
一、1912年中华书局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陆费逵于民国元年成立了中华书局 ,以“养 我中华民国国民”、“注意实际教育”等为宗旨, 出版了一整套中小学《新中华国文教科书》,暂时 独占了市场。后随时局发展,不断修编出版多套与 商务竞争的教科书。 意义: 该套教科书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反映最快、出版 最早的基本符合新政体、新思想的教科书。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三字经》不同于四言的《千字文》,它全用三言, 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全书1100多字,由六个部分组 成。 《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 教育思想。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 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 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 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 子通,读诸史”。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可以说, 《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 启蒙教育的著作, 《三字经》的内容相当通俗,而且比《千字文》更上口 适合于儿童朗读背诵。《三字经》的句法也变化灵活;包 容了文言的许多基本句式,因此是儿童学习语言的极好教 材。
意义: 1.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语文教科书的基本 条件,是我国语文教科书的雏形。 2.其内容的“合时务”和语言的通俗化,对 当时的语文教育意义重大。
(二)无锡三等学堂编辑的《蒙学读本》(1902年) 内容: 1898年,俞复、丁宝书、吴稚晖等创办无锡三等学堂, 曾自编了《蒙学读本》,共有7编。其中前三编以一些浅 显的事物为内容,以引起儿童读书的兴趣并间及中外历史、 地理、物理等知识。 第一编以识字为主,书后附有“字类备温”,便于复习; 第二、三编每课后还列有问题,以启发思考; 第四编专重德育,用《论语》弟子章分纲列目,系以历 史故事,作为修身课本; 第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为内容,每课系以回答; 第六编注重作文修辞; 第七编选《史记》、《汉书》、诸子以及唐宋名家文章。
二、清末新的国文教科书 (一)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1904年,由张元济组织编制 的《最新国文教科书》陆续出版。 形式方面:遵循“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 采用之字,限定笔画。” “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 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 加至十五画为止”; “讨论之原则,即选定教科书采用 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 做到每一课生 字的字数、文字的长短都加以严格限制。 ‚天、地、日、月‛(第一册第一课) 材料方面,“则选用事项涉于多方面,不偏于一隅。 杂采各种材料,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 编排方面:“每出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 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
其中以识字为主的蒙学教材的代表则莫 过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习称“三、百、千”,加上文学教材《千 家诗》,也称“三、百、千、千”)。
《千字文》由南北朝时期梁周兴嗣所编。《千 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是一篇承上启 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使得 众多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 特点: 1)四字为句,句法整齐。全文125句,1000字, 没有重复句。 2)押韵,讲究声律。双句押韵。押韵字127个。 讲究平仄,与律诗、骈文一样。 3)讲究对仗。对偶句85组,占68%。 4)强调用典使事,追求文采辞藻。 5)受字数限制,不少日常应用的字并没有选入。
意义 “三、百、千”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但是它们相互配合,为后世留下了一套 相当成功的启蒙教材。 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 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亦有义理。 这种典型的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在中 外语文教育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文选教材
1、 《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自唐初李善加注释以后,此书流传更为广泛, 几乎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修教材。 ‚文选烂,秀才半‛ 意义: 开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之先河。其编辑思 想为后世的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借鉴。
此为我国新型教科书之滥觞。蒋维乔在《编辑 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中称:“教科书之形式内容, 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之《最新教科书》”,其 理由是: 1、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 流行。
2、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 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本书之 体裁。
《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意义: 1.此套教科书以班级教学实际需要为依据,以便于学 生学习为准则,纠正了蒙学课本之弊。
《三字经》:宋人王应麟著,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 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双重 功能。堪称“蒙学之冠”。 《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 也作识字用的课本。 《龙文鞭影》:明代万历时萧良有撰,是一本重要的蒙 学读物,又可称之为一本典故大全。 《幼学琼林》:明清流行,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内容 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增广贤文》:明清流行,是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 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许多成为警世喻人的 格言 。 《弟子规》:清朝李毓秀著,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尽 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千家诗》:明清流行,是一种极为流行的诗歌读本, 在我国语文教育中,特别是在诗歌教学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意义 “四书”、“五经”作为一套完整的学校 课程的教材体系被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语文经学 教材的典范,它们对我们整个汉语文教育的 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蒙学教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蒙学教育的传 统。古代对8--15岁的儿童的教育叫“蒙养” 教育,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蒙 馆”。“蒙馆”的语文教育以识字写字为主, 辅以文学、伦理文化教育。
清末教科书编审制经历了 “自由制”(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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