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与台湾鹿耳门单口对渡原因探析

厦门与台湾鹿耳门单口对渡原因探析【摘要】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4年）共100年的时间里，清廷规定，只准许厦门与台湾凤山县安平镇鹿耳门单口对渡。

因此，厦门与鹿耳门独揽陆台往来贸易整整100年。

直到乾隆四十九年开放泉州蚶江与鹿港对渡，才结束陆台间的单口对渡。

本文试通过清初的治台政策、闽台关系及厦门与鹿耳门的港口优势这三大方面来探讨厦门与鹿耳门单口对渡的原因。

【关键词】厦门；鹿耳门；单口对渡；原因1683年，施琅攻克台湾后，台湾被收归在清朝的版图，实现统一。

清廷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派官管理。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当局规定：“凡商船自厦往台者，有糖船、横洋船之分；有厦防厅给发印单，开载舵工水手姓名年貌并所载货物，于厦之大嶝门，会同武汛照验人货相符，便可启航；由台湾返回厦门时，须经类似之手续，由台防厅查明舵水年貌及货物数目，换给印单，于台之鹿耳门会同武汛点验出口。

”“其所给印单，台、厦两厅彼此汇移查销。

”[1]（P8，P18）至此，厦门与鹿耳门成为陆台间唯一的对渡口岸。

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泉州蚶江与鹿港对渡，才结束这一现象。

本文通过对厦门与鹿耳门单口对渡原因的探讨，说明厦门在海峡两岸关系中的突出地位是有其历史缘由的。

一、清初消极的治台政策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当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弃留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议。

这场争议说明清朝廷并未重视台湾这一地方，因此，虽然最终保留了台湾，但它的治台政策却是消极的。

消极的治台政策是指定单口对渡的重要原因。

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当时有人认为“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

[2]（P75）康熙帝也认为“海贼乃疥廯之疾，台湾仍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3]（P60-61）以姚启圣和施琅为代表的，反对上述主张，坚持保台。

康熙二十二年农历八月十七日(10月7日)，福建总督姚启圣在秘奏中提出：“今幸克取台湾矣，若弃而不守，势必仍做贼巢，旷日持久之后，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天心乎？”“况台湾广土众民，户口十数万，岁出钱粮似乎足资一镇一县之用，亦不必多费国帑。

此天之所以为皇上广舆图而大一统也，似未敢轻言弃置也。

”[4]（P300-301）靖海侯施琅也向康熙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称“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褒数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力主留台。

[5]（卷十，P364、366）正是由于清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力争，康熙帝最终改变初衷，决定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留台湾。

康熙作出此决定，并不是因为他看到开发台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是看到了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占据台湾对防备浙、闽、粤沿海“盗贼”与荷兰殖民者有重要意义，施琅、姚启圣也是以此为重点说服康熙皇帝的。

因为康熙皇帝深知，海盗自明代以来就祸乱于东南沿海，清朝又花了近37年才最终消灭了郑氏集团，可以说是弹精竭虑、身心俱疲。

如果再犯下战略错误，使台湾再被反清分子或盗贼占据，那大清王朝又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漩涡之中。

于是，康熙皇帝听取了朝臣李霹的意见，最终下定决心据守台湾。

但清统一台湾之初，其治台政策是消极保守的，主要专注于军事占领，防止台湾再次出现反清抗清势力，对于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未给予充分关注。

因此，清廷采取消极治台的政策。

在台湾设置之后，清廷连续颁布了许多“上谕”和法令，从各个方面对台湾人民实行严格的限制和防范。

清政府制定了大陆移民渡台若干政策，并颁布施行。

该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欲渡航台湾者，先给原籍地方之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之稽查，依台湾海防同知之审验，许之；潜渡者处以严罚；渡航台湾者，不准携伴家眷；既渡航者不得招致之；粤地（广东）屡为海盗渊数，以其积习未脱，禁其民之渡台。

”[6]（中卷，P409）制定这一政策是为了防止台湾人丁增殖而为反清势力提供人力资源。

同时，清廷不仅限制生铁和铁器输入，也不许台湾人民自由制造铁器，以防止台湾民间藏有武器而让台湾人民具有抗清的能力。

不仅如此，清朝也限制大陆渡台航线，也就是单口对渡政策。

单口对渡政策对于清政府来说，可以有效地防止台湾与大陆之间建立过多的联系而再次成为反清势力的基地，与此同时，单口对渡也有利于清政府对大陆渡台移民及铁器的输入进行严密的稽查。

单口对渡中清廷规定：所有商船只许在厦门至安平鹿耳门间航行。

这里就有了个疑问，清政府为什么指定厦门与鹿耳门对渡呢？本人认为，在清廷实行消极治台政策的大前提下，清廷指定厦门与鹿耳门为唯一对渡港口主要是由闽台早期的历史渊源、两港的港口优势所决定。

二、闽台早期的历史渊源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闽台关系源远流长。

宋、元之时，澎湖已经隶属泉州府晋江县管辖。

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7] （卷上《毗舍耶国》，P38）来自泉州附近的移民除了经营渔、牧之外，也在岛上进行农耕种植。

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载：“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8]（卷三，P13）但是他们所收获的常被岛夷毗舍耶夺去。

为了防止毗舍耶的侵扰，乾道七年四月，汪大猷知泉州后，即在澎湖“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

[9]（P48）这说明宋朝政府已经在澎湖戍兵防守，澎湖在建制上已经归福建晋江县管辖。

元代，澎湖巡检司的设立，使闽台之间的密切关系更进一步。

福建沿海居民移居台湾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在《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及《南安丰州陈氏族谱》中，均发现有元代迁台的记载。

[10]（P2）明朝以后，福建迁台的移民更多。

据《安平颜氏族谱》记载：“十世龙源，字日盘，……生嘉靖甲午年（1534年），卒失考，葬台湾”。

[11]（P155）又惠安东园人庄诗，生嘉靖壬寅年（1542年），因“少遭兵变，与兄赴台湾谋生”。

[12]（P3）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政府的招抚后，恰逢福建大旱，便与福建巡抚熊文灿商议，“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泊载至台湾，令其苃舍开垦荒地为田”。

[13]（1632年3月条，P40）郑芝龙为福建南安石井人，其招揽的饥民多为闽南人。

其子成功在抗清过程中，亦将其部将及家眷移至台湾，据施琅《尽陈所见疏》中估计：“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带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

[14]（P53-54）这些官兵家眷也多为闽南人。

清廷为割断郑氏的物资来源，实行海禁迁界政策，给沿海百姓带来沉重灾难。

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许多人因生活所迫不得以只能投靠郑氏集团。

江日昇《台湾外纪》载：“郑成功每与诸将言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内地之事就谈戏曰：‘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数千里膏腴渔盐之地百万亿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为得计乎？……今当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

”[15]（卷五，P170）这些移居台湾沿海残民大多为闽南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为台湾的开发作出重大贡献，闽台间的密切关系更进一步。

闽台关系最密切的是在郑氏时期。

郑成功在未收复台湾之前，占据厦门为其抗清基地。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根据厦门已建立的制度，亦在台湾建立了一套相似的政权机构与管理体制。

因此，台湾早期的政治制度是由郑成功建立的。

1661年，郑成功“以热兰遮城为安平镇，改名王城，建桔柣门，志故土也。

赤嵌城为承天府，总曰东都。

设府一县二，以杨朝栋为承天府尹，祝敬为天兴知县，庄之列为万年知县，澎湖别设安抚司，各戍重兵，以周全斌总督南北诸路”。

[16]（卷二《建国纪》，P18）并将在厦门长期实行的乡治和保甲制度移入台湾。

“东宁初建，制度简陋”，当时的谘议参军陈永华便“分都中为东宁、西定、定南、镇北四坊，坊置签首，理庶事。

制鄙为三十四里，里有社，社置乡长；十户为牌，牌有手；十牌有甲，甲有首；十甲有保，保有长；理户籍之事。

”[17]（卷二十九《陈永华传》，P399-400）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早期的政治军事制度是经郑成功从厦门移植过去的，这使得厦门与台湾存在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

与此同时，一些不愿归顺清朝的士大夫随之入台。

连横《台湾通史》中称：“延平入台后，士大夫之东渡者盖八百余人”。

[18]（P518）这些有识之士到达台湾后，有的从事教育事业；有的从事著述，以诗文的方式，创作了台湾地方史上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从而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土地上。

其中对台湾文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当属同安人陈永华。

攻克台湾后，他被授予谘议参军。

他认为，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民风淳朴，若能举才贤以助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养生聚，便能赶上中原地方，于是，他“请建圣庙，立学校。

”郑经采纳了这个建议，“择地宁南坊，二十年春正月成，经行释菜之礼。

三月，为学院，以叶亨为国子助教，聘中土之儒，以教秀士。

各社皆设小学，教之养之，台湾文学始日进。

”圣庙的建立、学校的兴办，台湾从郑氏时期拥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在台湾推行。

天兴和万年二州“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

州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

三年取中试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

[19]（卷六，P192）由此可以看出，台湾的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是通过厦门移植过去的，郑氏把厦门称为思明州，而在台湾也设立了天兴州和万年州，厦门与台湾就同在郑氏的统治之下，同属一个管辖区。

清廷很自然地看清这一点，利用厦门与台湾存在深厚的渊源，能更为有效地控制台湾，以避免台湾再次成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从而维护、巩固自身的统治。

因此，在康熙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1684年）就设立“台厦兵备道”[20]（卷三《经营纪》，P61），同时管理台湾和厦门两个行政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厦门与鹿耳门的军事关系。

厦门与鹿耳门的军事地位在明末清初的郑氏抗清事件中崭露头脚。

（1646年）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坚持抗清，于1650年攻占金门、厦门两岛作为抗清基地，厦门就此成为郑氏集团的政治中心。

郑成功占据厦门期间，在厦门设立了政权机构，将中左所改为思明州，先后任命郑擎柱、邓会、薛联桂为思明州知州。

永历九年（1655年），“随设六官董理；用潘庚钟为吏官，郑擎柱为礼官，洪旭为户官，陈宝钥为协理礼官，以张光启为兵官，程应璠为刑官，以冯澄世为工官，常寿宁为察言司。

”[21]（卷四，P119）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管理人事、财政、典礼、军事、司法、建设等方面的事物，并设协理各一员，左右都事各两员，协助六官工作。

在此基础上，郑成功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开始大规模的练兵。

他在厦门等地设置水操台、演武场和演武池，亲自督导操练。

因此郑氏集团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力量，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延平开府思明，分陆军十二镇，水师二十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