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摘要《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和结构以及形象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通过对《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指出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具有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复杂化到简单化、从个性化到大众化几个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是由电影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92年《收获》第6期。
1993年张艺谋把它拍摄为同名电影。
这部小说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和结构以及形象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总体上来讲，可以说是呈现出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复杂化到简单化、从个性化到大众化几个倾向，下面将结合小说本身的主体内涵、叙事结构和策略、形象塑造及表现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一、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
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幸福，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
”余华不动声色地给我们描绘了生命以及苦难的真相，正如他所言，活着的力量来自“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然而在电影《活着》里，一切都改变了。
张艺谋挣脱了小说中形而上的思绪，而是把镜头更贴近中国人日常的生存现实，从而表现出他们特有的生命意识。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极端的不幸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人带来久久的震撼，并且长时间地郁结在胸中。
而张艺谋的《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这一命题的思考，相比之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然而无论是余华还是张艺谋的《活着》，都促使受众思考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世。
关键词：余华张艺谋《活着》一.小说《活着》小说《活着》名为“活着”，但却给读者讲了一个充斥死亡的故事。
整部作品从福贵的爹经受不住徐家在自己手里败落变得一无所有的打击而气死开始，就一直充满腥风血雨。
作者用紧凑的笔法为我们接二连三地铺开了10个人物的死亡：福贵的娘、老全、龙二、有庆、春生、凤霞、家珍、二喜以及最后的苦根。
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将人生之大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十分极端地为我们作了一个归谬，即福贵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枪林弹雨、人性缺失等种种可怖的时代和命运的人依然还能“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呢？所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这种将问题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绝情的叙述方式毫无疑问让人感到震撼，因为那是生命的震颤。
但是与此同时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人的一生，从传统的逻辑上讲就是一条直线，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它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生和死同人生当中的任一时刻一样，我们都只经历一次。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更加在意生和死这两个点，那是因为我们人为赋予了生和死特殊的含意，使得这两个点别具一格，所以自然而然生和死在人们心中就被放大了。
生是喜悦的，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而死是丑陋的，因为我们惧怕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然而作者却在作品中借福贵之口对生与死进行了解构：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死在生孩子上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与小说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 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论《活着》的小说与电影异同
； ｚ －
论《 活着 》的小说与电影异 同
梁言 （ 陕西 理 工学院 文学 院 陕西 ・ 中 ７ ３０ ） 汉 ２ ００
摘 要 ：从 余华 的 小说 《 活着 》到 张艺 谋执 导并 改编 的 电影 《 活着》 ，都 吸 引 了众 多读者 和 观众 的关注 。 由于小说 和 电影不 同的艺
现 获得 了某 种 纯粹 和 透 彻 。福 贵 的一 生 时
、
叙述视角的变化
１背景 的变化 ．
小 说 《 着 中 ，福 贵 ～ 家 是 生 活在 活
作 为小 说的 《 活着》 ，讲述 的是 “ ” 我
到农 村 收 集 民歌 ，遇 到福 贵 老 人 ，然 后 又 时 刻 刻都 潜 伏 着死 亡 降 临 的 危机 ，而 支 撑 南 方 的 农村 ，一生 贫 困。而 电影 活 着 》 以第 一 人 称 的方 式 让 福贵 老 人 自述 一 生 的 福 贵 在绝 望 中活 下 去 的 ，不是 信 仰 、信 念 福 贵 的生 活 背 景变 成 了 北 方的 小城 镇 ，以
活 着》 前言 中所 说 的 ：“ 位真 正 的作 家 直 接表 现 ，而 是 通过 夜 色 中远 远 奔 来 的～ 一 地 向镜 头跑 来 。这 种 “ 山雨 欲 来风 满 楼
演 艺界 初世 锋 芒 并逐 渐 发 展 到星 光 四 射 的 永远 只为 内心写作 ，只有 内心 才会真 实地 告 群 学 生 ，簇拥 着 死 去 的有 庆 的 担架 ，默默 张 艺谋 如 今也 依 然风 头 不减 ，揽 国 内国外 诉他 ．他 的 自私、他 的高 尚是 多么 突出。” 大 小 奖 于一 身。这 两 个 重 量级 的人 物 因一 而张 艺谋追 求的是一种 生活真 实 ，所 以他 尽 的场 景 更撼 动 着观 众 的心 弦 。可 见 ，与 余 部 活 着》 产 生 了交 集 。 不管 是 小 说版 还 可 能地把 《 活着 还原 于 日常生活 ，把影片 华的 零度 写作 不 同 ．导 演 的主 观情 思 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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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
正文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
（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
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但是电影的删减并不都是有好处的。
以有庆的死为例，小说和电影中有庆的结局都是死，但小说中的死是因为在医院里被抽血过多而死亡，有一个抽血死亡
过程的叙述，而电影中有庆是被墙压死的，但压死的过程没表示，直接表示的是主人公福贵看到有庆死亡时的悲伤和不敢相信时的痛苦。
作品中人物命运的不同差异，使两部作品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电影中改变了有庆的死亡方式并省掉了有庆的死亡过程，虽然情节更加简洁，但是没有把小说中的那种深层次的悲剧苦难表现出来，使作品的的思想意义大大折扣了。
三、作品内容的差异
（一）在电影和小说的开头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小说开头福贵把所有的家财都输给了龙二，父亲过世，在加上他的母亲病情严重，急需要钱治病，他没有别的办法就去找龙二租地，换些钱财来过活度日。
最后，龙二租给了他五亩地，他成了龙二的包租工人，日子总算好过一些，但也仅能维持生计，不久后他被国民党抓去当了一年的农军，后被解放军俘虏遣送回家，这才知晓他的的母亲在此期间已经过世了。
而电影则是福贵去向龙二借钱，但是龙二没借给他，说是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得福贵自己去赚，于是龙二把它以前用来过活的皮影借给了福贵，让他到处去唱皮影戏赚钱。
电影和小说的冲突使福贵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前者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出现的的，而后者则是作为一个民间艺人的形象出现在在观众面前的的，虽然二者都表现出了福贵的艰苦生活，但是两者之间的程度和性质是有所不同的。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很重要的。
前者有了土地就有了根本固定的住所和基本的收入，不会到处漂泊。
同时读者也可以想象的到农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时的情景，使读者更能体会到主人公生活的艰苦和辛酸。
小说中福贵以一个农民的形象出现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勤劳和淳朴，这与他之前滥赌奢侈的生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他因为家境的原因有了一个鲜明的转变，说明他是有人性光辉的一面的。
而后者作为艺人则不一样，艺人需要到处漂泊流浪，多少天才能回家一次，虽然电影中也表现了他艰苦的生活但是没有体现出他照顾家的一面，思想意义上还有所保留。
（二）在电影和小说的结尾也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小说《活着》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悲剧。
结局是主人公福贵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最后就剩自己，很孤独。
而电影最后则是家珍、二喜、苦根（馒头）都活了下来，并不是只剩下他一个。
两者有着程度上的差别。
前者随着福贵的亲人一个一个的死去，采用了一种层层叠进，层层深入渲染悲剧情感的创作手法，使作品一步一步加重浓厚的悲伤气氛，贯穿文章主旨，深化主题。
而电影中的结局则是小团圆的情景，福贵、家珍、二喜、苦根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可能是受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吧。
小说体现对世界的积极乐观态度是在小说的结局上，小说结局主人公福贵还硬朗的活着，扶犁耕田，吆喝着民谣，可以看出虽然
生活中的苦难接踵他而来，但是最终也没有压垮他，体现了他坚韧乐观的人生的态度。
在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
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
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
”
从这段话中不但可以表现出他对死去亲人们的浓浓思念，而且也表现了他了无牵挂，安慰自足的情怀。
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人生的坚韧乐观的积极态度。
但是电影《活着》是在悲情中融入了温情，作品中时时透漏出小喜剧的色彩。
大悲剧小喜剧的特点在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
创作理念与心态的不同使两种艺术作品各具特色。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人生经历，这是两个殊途同归的优秀的艺术作品。
总之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而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冲突不但可以加深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而且可以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使得小说和电影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两种艺术向更加完美地方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余华. [M]. 1. 作家出版社, 201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