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坊市制度

坊市制度萌芽

坊市制至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里)市制度逐渐形成，“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汉代长安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魏晋以降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这种带有较强封闭性的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

破坏

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多年的大分裂，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仅有人口3120151户，仅占隋大业初900万户的三分之一，土地大量荒芜，“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为了恢复并发展生产，唐朝在农村推广均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在城市则大力推行坊市制，以杜绝农民离乡背土的现实途径。由于农业的生产效率本身不如手工业和商业高，因此农民始终存在去农从工或从商的冲动，而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因此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轻则影响经济发展，重则危及封建政权的稳定。坊市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无法自由地来到城市，从而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充足，有利于唐代前期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唐代坊市制度具有管理和服务的双重功能，管理功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要目的(侧重于坊)，而服务功能则带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侧重于市)。

“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市制中的“坊”是将城市中各类建筑划分成封闭的地理空间，将城市居民分区居住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封闭式管理模式。作为历代坊市制度发展的顶峰，唐代将城市居民按坊居住并进行管理，形成了统一的城市格局。

事件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坊门的刺杀事件，例如“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去，贼执元衡马行十馀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

当时，一些江湖人士或恶少逞能滋事也多在坊外发生，而坊内很少见，说明正是这种比较严格的管理模式有效地将各类居民区分开，并将外来侵扰隔绝开来，有利于城市的治安与稳定。同时这样也有助于城市美观和城市面貌的维护。唐代前期，政府严禁随意突破坊墙侵街造屋，坊墙因之得以长期保持平直。大量唐代城市(例如长安、洛阳等)，总体布局很长时间未发生大的变动，充分说明唐代城市坊的设置大致符合城市建筑的规律。

管理

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唐代政府对“市”也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尽管有些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根据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而设定“市”的级别，从而安排相应级别的官员负责管理，并强行规定物品的价格和交易时间，“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

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唐后期草市的大量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一整套城市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仍旧具有众多合理之处。首先，将商品分门别类设立专门的行，既便于市场管理又有利于市人交易。史料记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不仅长安等大都市，即便地方州县内亦有米行、绢行、铁行等各行的划分，这里的“行”就是同类货物售卖专区。其次，加强对度量器物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唐律疏议》规定:“凡官私斗、秤、度尺，每年八月诣寺校印署，无或差谬，然后听

用之。”再次，加强质量管理和禁止非法牟利，有助于维护交易秩序。《唐律疏议》记载“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计赃重者，计利准盗窃论。贩卖者，亦如之。”另外还有对市门的修缮和禁止在市中聚众扰乱等规定，都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制度分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坊市制基本上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对于唐前期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唐代前期，城市中主要居住着封建官僚、军队及其家属以及一些服务人员。在均田制的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下，这些人所需的农副产品大都通过俸禄直接获得，而不用经过商品交换。

此外，手工业品也大都由官府手工业生产，私营手工业者很少，所生产的手工业品大多也无需经过市场交易。因此坊市分离的封闭格局在方便城市管理、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并没有对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过多影响。另外，尽管坊市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将市场交易局限在市中，交易地点有严格的限制，然而实际上，在实行坊市制的唐代前期，即使是长安的坊中，也仍有一些私下的商业活动存在。例如长安宣阳坊有彩缬铺，升平坊里门有“胡人鬻饼之舍”。还有一些走

街串巷、在坊内流动的小商人，如见诸史书的“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这些商业活动也有助于便利坊内居民的不时之需。

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盛唐以前的坊市制，与均田制等农本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在唐前期，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只是到了唐代中期，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等地区的开发，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从而为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以至于突破原有的坊市制度提供了物质和生产力上的准备。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坊市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传统城市随之进

入了开放式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达千年之久的坊市制度，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当它实现了对作为居民区的坊和商业区的市的严格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施以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商肆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闭。如唐代的市,由司市掌管锁钥。“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而且,市廛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这种被置于封建政府严格管束之下的市场，是继周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起始于宋代，肇端于唐末。伴随着唐末以来的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限制。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荟萃的繁华大街。如《都城纪胜》记载的南宋杭州城，“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这显然是一个打破时空概念的开放性的市廛,它不仅遍布街巷、深入坊区，且给人一种“不夜城”的感觉。

突出变化

宋代商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坊市制度的打破。汉唐时期的都市，实行封闭式的坊市制度。

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交易也有时限。但从北宋开始，城内城外都可开设商店，而且相同行业的店铺往往集中在一起，小卖行贩也十分普遍。此外，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于是，有了夜市，有了酒楼，有了《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繁华。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勾阑的出现，为繁荣一时的元代杂剧表演提供了主要舞台。

对于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有人称之“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职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出现所反映出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斑。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市革命”，为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市廛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篇二：宋代坊市制度解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宋代坊市制度解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1.城市格局的改变

北宋初年。东京的城市结构仍沿袭唐代实行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区为坊，商业区则有东、西市，居民区和商业区保持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坊市制度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式管理体制。

虽然坊市制度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始终局限了城市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城市中新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是市，居住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是直通大街，从而使大街小巷的畅通结构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坊里结构。在这种厢坊制下，商业活动便突破了汉唐时期坊市的限制，店铺可以四处开放，大街小巷铺席林立。甚至还有夜市、早市出现。市的时空限制都被打破，城市经济职能增强，商业得到较大发展，我国古代商业文化最为繁盛的一个朝代。

商业中心不规则化。坊市制度之下，东西二城各一个商业中心。坊市解体后，商业空间的等级层次体系都发生变化。公共休闲娱乐空间扩大。瓦子，酒楼，茶肆等进行娱乐活动和伎艺。城与市真正得到融合。城市不再是是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3.人口剧增，人口结构改变。

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盛行，农民人身自由加强，流动人口增加，大量农民涌入城镇，使宋代城市的人口有了大的进步。同时，居民成分有了改变。从前大多是为政治军事职能服务的官僚、地主和军队，工商业者较少。随着坊市制度的解体，城市中以商为业的居民人口增多，安置了剩余劳力。

4.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旧城难以容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外发展。环城草市的发展使得城市外围人口增加，商业活动增多。两宋政府将这些环城草市当做城市的一部分进行管理。

5.产生了市民阶层，冲破等级的束缚。

2.城市治安管理得到加强

【1】社会环境复杂化，人口流动性加强，流民大量增加，容易引发城市治安问题。公共秩序混乱，恶性案件易发。政府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增加了独立一级的治安管理机构——厢。

【2】卫生环境恶化，容易发生火灾。严格管理灯火，设都巡检，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和消防队。

【3】户政管理进一步加强，实行戸牌制，管理流民及鳏寡孤独。

6.社会风气奢靡，交通拥挤，饮水困难，城市水源污染篇三：城市发展史讲义：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城市发展史讲义：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一

为了强化控制，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经汉代的推广，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

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唐代宗时，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1]。文宗时，长安的坊门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武宗即位时，敕“京夜市，宜令禁断”[2]，却未能奏效。

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所以早在唐中宗时，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景龙元年（７０７年）虽下令禁止，未果。

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3]。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里边有“小铺席”出卖“草锉姜果之类”[4]。另外，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饮饣毕饣罗店，饣毕饣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胜业坊有卖蒸饼的“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新昌坊有客舍及“会饮”的“饮所”，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养狸述》及沈既济《任氏传》）；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店，宣平坊夜间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住有富商邹风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丰邑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在东都洛阳，修善坊有酒肆、车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朝野佥载》卷一、卷五）。

武则天时，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李峤表文称：“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5]。德宗时，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6]，予以了认可。坊市制度，几近驰坏。唐文宗大和五年（８３１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

二

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扬州比较突出。

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城中“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较早地形成了街市。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张祜《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华馆十里连”；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等。其实，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繁盛的一条街市，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三十步，日夜暄腾，盛况可观。

至于汴州临街设店，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大运河开通后，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八方辐辏，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

开皇中，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路过汴州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

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吏”[8]。这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和“星居者勒为聚落”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称为良吏”。汴州市

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

起先，很可能同样基于“恶其殷盛”的原因，隋炀帝于大业二年（６０６年）将汴州撤消，改隶郑州，降低了其政治地位。

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恢复，但仅为普通大州。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汴州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重要对象，唐王朝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汴州才安定下来，重又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地区性行政中心，人口大增，深感“汴州城隘”，于是广之。

这次修城又称“筑罗城”，就是修筑外城，从建中二年（７８１年），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规模相当大，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以至引起诸藩镇的惶恐不安，“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李）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仪、李维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9]。可见这次修城的反响之大，也足见汴州此时的崛起。

进入中唐，与扬州相比，汴州因为“王室藩屏”[10]，监控关东藩镇，守护长安，因而在军事上更为重要。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二者则有极为相似之处：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南等地的赋税均被当地节度史留用，唐政府所需财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扬州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东南各道物资多集中于此然后北运，汴州因居漕运咽喉要地，代宗广德二年（７６４年）刘晏改革漕运后，江、汴、河、渭分段运输粮食，除粮纲经过汴州外，又规定“轻货自扬子至汴州”[11]，使汴州成了钱、帛等物的中转站，建中三年，又在汴州东、西设两个水陆发运盐铁租庸使，这样，汴州与扬州一道，是唐王朝生命线的两个重要支点。二者同时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经济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