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邵建, 《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1925年10月10 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
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
”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
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
”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
“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
”注1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
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
”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
后来说：“我再来。
”也去了。
（引同上）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
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
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
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引同上）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
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
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
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1920年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刚刚过去的“五卅”，鼓荡起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潮。
当时，正在奉行合作的两个政党，老牌的国民党和年幼的共产党，联手推进“国民革命”，其首要任务，就是反帝。
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第三条就是：“……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国民革命’。
”注2作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精神，胡适是自觉游离于它之外的。
还是 1922年，胡适在《努力》上发表《国际的中国》，就表明他和这种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严格地说，胡适并非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上海和陈独秀的争执不妨视为胡适的率性），如果我们返观胡适那个时期的文字，他没有避讳帝国主义这个词，他反对的其实是，反对当时的舆论形势把反帝视为时代任务的中心。
也就是说，外交问题不是当时的首要，首要是自己的内政。
针对当时流行的“弱国无外交”，胡适则指出“内乱之国无外交”。
因为“外交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和内政有密切关系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破产的财政，疯狂秽污的政治，九个月换五个外交总长的外交，秽德彰闻的国会”，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同时也“是外交失败的最大原因”。
胡适的话指的是1923年的3月25日，这一天，上海举行反日大游行，参加者有160个团体，人数达五万。
次日，北京大雨，大雨淋漓中，也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大游行。
这样的连锁大游行，显然不是自发，而是政治组织的。
对此，胡适在《努力》“这一周”中以《外交与内政》为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果然一个不爱管政治的民族，一听得外交问题，也都感奋兴起了！”然而，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对于这种热情的表示，不但不发生乐观，只能发生感喟。
”“我们老实承认，我们对于今日外交问题，实在鼓不起热心来作激昂慷慨的鼓吹。
我们只希望国人从这种失败的外交状况上格外感觉早早澄清内政的迫切。
”注3 胡适为什么在反帝上“鼓不起热心”？难道帝国主义不是一个事实的存在？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 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显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帝国主义依然是那个时代的问题。
但，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1920年代言，经过八十年的流变，因帝国主义而造成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帝国主义，基于它的政治主张或实践，主要是通过夺取他国领土来建立自己的经济、政治霸权。
这种侵略危机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随后签署的《辛丑条约》，不排除其中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但由于该条约由美英主导，它们注重的是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
因此，条约最终只是提出巨额赔款，并没有割地诉求。
就赔款言，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并明确希望以庚款兴学，清政府响应，遂有了后来的清华学堂乃至清华大学。
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即日起，中国应付英国的庚款，英政府准备用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后亦主要用于教育）。
除了不平等的条约依然存在，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应当不坏。
1900至1922年，唯一出现领土危机的是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出兵占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
随后，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试图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到自己名下。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结果“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
五四运动即因此而起。
当然，中国不是“巴黎和会” 唯一的失败者，失败的同时还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因为他没有兑现事前他对中国的承诺（这就导致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他的失望，并把希望转向了列宁）。
然而，转机在于，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其中议程之一，便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
按照胡适对这个会议的评价：“这个会议确不是为替中国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
”注4这个机会给中国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不妨看看国民政府时代的两个蒋博士的回忆。
一个蒋博士是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蒋廷黻，他有机会随同中国代表与会，从而目睹了一些会议上的情形，这是他对会议的表述：我敢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非常杰出。
在恢复主权方面，也略有进展。
例如：在关税方面，中国虽未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列强却同意中国可以适度的调整税率。
华盛顿会议同意中国于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后，列强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
还有，山东由日本交还中国。
蒋博士虽然不满威尔逊的承诺并未在华盛顿会议中得到根本兑现，但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中国在关税、租界、治外法权等方面收获不大，但在恢复主权方面，华盛顿会议却是重要的一步。
注5另一个蒋博士是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这次他受国民党的支持，以非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华盛顿会议”。
蒋梦麟说：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
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
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
和胡适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所不同，蒋还说：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枉。
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
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
注6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也就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一边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边高呼“收回青岛”，“还我山东权利”。
所有这些，如果无果于“巴黎和会”，那么这次却在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中有了果。
这样的结果，不得不承认，美国从中出了力。
美国哪怕是有它自己的利益考量，比如要压住日本，不能让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坐大；但，客观上，美国的做法有利于中国；同时，这里还不能排除美国本身（尤其是民间）对中国的同情。
所以，在《国际的中国》中，胡适接着上文说：“会议的结果虽未必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稍知当时情形的人，都该承认当日热心援助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学者，舆论家，并不是替‘资本帝国主义’做走狗的。
”注7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
其反帝所指，首先就是美、英（包括日）。
陈独秀1922年10月4日写《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这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具体对象就是“英美帝国主义”。
同一天，陈独秀另有一文，题目是《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批评北京的议员林宗孟和非议员胡适等到美国前公使芮恩施家中谈宪法。
陈独秀敬告这些议员学者，“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当，”“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学子去亲美国帝国主义才好”，而且直接把前此结束的华盛顿会议称之为“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
注8今天读胡适的《国际的中国》，简直就是一篇“开放的中国”，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几乎提前了一个甲子。
文章缘起于陈独秀在告全国宣言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他们所作出的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胡适赞成第一项，反对第二项。
他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作辩护……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
”胡适这样阐释此问题：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
欧战以前，美国铁路的股票大多数在英国资本家的手里。
这种投资，双方面全受利益；英国也不用顾虑投资的危险，美国也决不愁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样的国际投资是不会发生国际问题的，因为这种投资就和国内的投资一样。
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
在胡适看来，投资国要想被投资国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
胡适承认，十年以前（即辛亥以前）列强对中国是想走第一条路。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陈独秀与胡适(右)“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
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
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
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
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
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
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
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
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而胡适，这时正在做些什么呢？从他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的信可见端倪：“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
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这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以激起更多人对陈独秀的声援。
五四运动和南陈北李
毛泽东对陈独秀有客观评价
【一】他在党的七大上说过；“他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 的总司令。”
【二】他还认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被那个杂志和'五四' 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 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能够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 了党。“
三、1952年毛泽东巡视长江，到安庆和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时， 除关心陈独秀后代外，称陈独秀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 诺夫何许人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早宣传者，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列宁是布派领袖，普列汉诺 夫是孟派领袖。即便两人分手，列宁仍极度推崇普列汉诺夫是杰 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现在看来，论功绩、影响，普列汉诺夫 和陈独秀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陈独秀的书法造诣
金粉泪56首手迹
生活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 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 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 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 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 “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 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 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 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 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 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 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 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基本上师生关系。 只是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确实是造 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 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所以 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 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那么退，党内 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三次论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三次论争
许鹏飞
【期刊名称】《四川统一战线》
【年(卷),期】2012(000)007
【摘要】第一次论争：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等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但胡适持不同观点。
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此后两人多次交锋，直到1919年《每周评论》被查封为止。
【总页数】1页(P23-23)
【作者】许鹏飞
【作者单位】浙江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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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
![[详解]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https://360docs-1393072327.cos.ap-beijing.myqcloud.com/25134ec532d4b14e852458fb770bf78a65293ae2.webp)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198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
纪念五$运动100周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林建刚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着重指出两点：第一，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实也是胡适的，，就是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年学生，在这一问题上，也是胡适的。
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并未损害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问题主义胡适形象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形象。
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论争被认作“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①不仅如此，胡适认为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导火索。
在口述自传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②实际上,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
这场论争,不，旧是好朋。
当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界，李钊也是一者。
不过，如一下“问题与主义”争}主义”的度,一定程度上当中的胡适,当胡适一“五四”思想领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1919年720日，《论31胡适的《问题，主义起了很的讨论。
此后，李大钊也了争论，“五”，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主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
1月27日，钱玄同*重庆文理学院校级人才引进项目“胡适人际交往研究”（项目编号：R2016WC18）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摘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字] 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
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胡适与陈独秀文学史观差异
浅谈胡适与陈独秀文学史观差异陈独秀、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
论政治理念，陈独秀与鲁迅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胡适却写下《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
为何同为接受新思潮影响的两人在对待文学的观念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下面我们就慢慢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
中国政府代表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遭到无理拒绝。
“巴黎和会”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一石惊起千层浪，“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同时也催生了文学革命，文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来挽救中国。
其中，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尤为代表。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人。
他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他的“三大主义”中所要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即脱胎于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文学。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
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狂妄浮躁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
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不卑不亢柔和的氛围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思媚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问题；主义；胡适；思想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7月20日，他在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争论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建国前后，史学界对此次争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下了定论，对于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更是引来各种争议，尤其在文革时期，他备受国内学者“青睐”，批评他的文章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该争论定义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的尖锐斗争。
[1]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力求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他的不足。
本文力求还原胡适先生在争论中思想的真实面目，挖掘其思想包含的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一、重回“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情境（一）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境，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统治、政治渗透及改良和反抗封建专制、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
[2]无数仁人志士都奋发图强，力争寻求改变陈旧体制、救国救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外来“主义”纷纷传入中国。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分享)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世界关注中国模式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使世界惊奇，于是出现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并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
而这也使一些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的某些西方人感到困惑。
西方有媒体指出：“当代中国一直是个令西方感到困惑的问题”。
“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这一切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参见2008年8月19日《参考消息》）于是他们把“中国模式”简单地归结为“专制加经济发展”，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世界上有专制能使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普遍得到迅速显著改善的吗?专制可以使经济一时发展，但它终究限制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发展。
它可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但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西方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实行集体主义的结果，这是与主张实行个人主义的西方的根本区别。
这有道理，这就否定了中国模式是“专制加经济发展”的说法。
坚持实行集体主义就不会独裁。
只有实行个人主义会导致个人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两种主义哪种优胜，这已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现在西方一些人认为集体主义会胜过个人主义。
例如，有西方媒体指出：“如果亚洲的成功再次引发有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那么个人主义的力量可能不会获得全面胜利，甚至不可能赢得胜利”。
“许多最新科学研究的实质表明，西方主张的个人选择是个错误观点，中国把社会放在第一位是正确的。
”（参见2008年8月14日《参考消息》）但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不只是实行了一般的集体主义。
中国过去就实行集体主义，为什么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集体主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忽视或妨碍个人积极性、主动性。
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避免了这种弊病，在实行集体主义的同时，注意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