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辅导法制史考研笔记.doc

西周1、质剂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2、六礼“六礼”是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六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获准后备彩礼前去求婚；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纳吉，是男家卜得吉兆后通知女家，决定订婚；纳征，又称纳币，是男家送聘礼到女家；请期，是男家择定吉日为婚期，商请女家同意；亲迎，是新郎至女家迎娶。

至此，“六礼”完毕，婚姻成立，西周的“六礼”对后世影响极大。

3、七出、三不去“七出三不去”是西周在解除婚姻方面一套完整的制度。

“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男子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但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丈夫不得休弃妻子：有所娶无所归（无娘家可归的），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4、五听“五听”是西周时期审理案件的方法，即：辞听，听当事人的陈述，理屈则言语错乱；色听，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如理亏就会面红耳赤；气听，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如无理就会紧张的喘息；耳听，审查当事人的听觉反应，如无理就会紧张的听不清话；目听，观察当事人的眼睛，无理就会失神。

5、五礼即：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6、五过是西周时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具体内容是：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报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

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7、“三刺”制度西周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

8、圜土土筑成的圆形的监狱，或在地上围起圆墙构成，或者在地下挖成的圆形的大牢。

春秋战国1、竹刑公元前530年，邓析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

邓析的“竹刑”属于私人著作，并无法律效力，后经执政者接受，才成为正式法律。

2、《法经》《法经》是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

《法经》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贼法》列于篇首。

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

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3、《法经》的历史地位（1）《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4、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主要经过两次变法：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是：（1）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扩充，制定了秦律，并制定了连坐法，颁行秦国，励行法治（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及一切特权（3）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1）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2）普遍推行县制，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集权中央，并统一度量衡制度（3）按户口征收军赋，以利开垦荒地和增加赋税收入12秦1、法律答问法律答问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朝廷和地方主管法律的官员对律令所做的权威性解释，它们与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普遍约束力。

2、廷行事廷行事实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

“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3、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物之类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

4、非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5、上计“上计”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活动方面的情况，一般由县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汇报。

中央有关部门在对其内容核实后决定有关官吏的奖惩。

6、秦代的刑法原则（1）区分故意（端）与过失（不端）（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3）自首从轻（4）规定刑罚时效（5）共犯加重（6）合并论罪（7）实行连坐（8）诬告反坐（9）规定刑事责任年龄7、爰书是秦代司法机构的审讯记录和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案情报告。

汉1、比比即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案例，也叫“决事比”。

比能补律令之不足，“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

汉代广泛采用判例断案，比的数量很多，到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比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灵活性，但也为司法官吏破坏法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2、春秋决狱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首创者为董仲舒，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在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根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

在法律繁琐而又不完备的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春秋》经义决狱不失为司法原则的发展和审判上的一种积极的补充。

但是，如果以主观动机的“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也往往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所谓“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可见，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擅断论”提供了不实的依据。

3、秋冬行刑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的制度。

汉代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

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

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

明清律中的“朝审”“秋审”制度亦可渊源于此。

4、录囚所谓“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纠正冤假错案。

汉代录囚有皇帝录囚、刺史录囚及郡守录囚。

关于皇帝录囚，此事始于东汉明帝时期。

刺史录囚，指朝廷派往地方的刺史从事录囚活动，以平反冤狱。

刺史之制始于汉武帝时，按规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节到郡国巡察，成为“行部”。

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务是“省察治状”，这当然包括审核狱讼情况，东汉时仍沿袭此制。

总而言之，两汉时期，通过皇帝、刺史及郡守的录囚活动，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司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觉性，从而使当时的司法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并对后世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23三国两晋南北朝1、八议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

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再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

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

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2、官当所谓“官当”是法律允许贵族官僚用官品和爵位抵挡徒流罪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法律中的又一具体体现。

“官当”作为一项制度正式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和南陈。

从“八议”到“官当”，能够享受减免刑罚特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官当”后的损失则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官当”制度明确细致、便于在实践中掌握实施，是对“八议”以外一般官吏的特殊保护，而“官当”与赎刑的结合，则使这种保护更加严密。

在这一时期，由于高官显爵几乎被世族贵族大地主所垄断，因此，“官当”成为保护犯罪的贵族官僚地主逃脱刑罚制裁的手段。

“官当”制度确立以后，隋唐宋的封建法典均予以沿用。

明清法律中虽未明确规定“官当”之制，却代之以罚俸、革职等一系列制度，以继续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

3、重罪十条“重罪十条”是《北齐律》中规定的对十种最严重的犯罪予以严厉制裁的制度。

北齐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统治阶级认为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概括为十种，称为“重罪十条”，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犯此十条者，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不得适用“八议”和赎刑的有关规定。

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主要包含两大罪行：一类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另一类是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

把这两类行为列为重罪予以严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

“重罪十条”自北齐确立以后，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

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4、准五服以制罪“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

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