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汉画像石

陕北汉画像石探论吕静（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陕西榆林 719000）摘要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成熟的雕刻技法和独特手法，以及产生的社会背景几方面，对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性进行了剖析。

论述了陕北汉画像石的特殊内容。

进而说明，陕北汉画像石的文化价值在于：为界定汉画像石的学科范畴提供了一批力证，在诸多学科范围具备研究价值，在全国同类文物中占有突出地位。

关键词陕北；汉画像石；非原生；特殊题材；文化价值汉画像石作为墓地祠堂和墓葬内的装饰和加固墓室的建筑构件，产生于汉代，盛行于汉代。

是一种在稍加打磨光的岩石板上墨线勾样，浅刻浮剔，再敷色绘彩而成的表现一定情节、内容的综合艺术品。

我国该遗存较多的地区有：山东鲁南、苏北徐州、河南南阳、山西吕梁和陕北地区。

陕北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灿烂的文化遗存，东汉墓画像石就是其中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截止2000年，陕北榆林的绥德、米脂、榆阳、神木、清涧、横山、靖边、等县（区），出土、收集汉画像石多达800余块。

其中神木大保当共出土、收集66块（1996年在此共清理墓葬24座，其中13座墓中发现了画像石，共出土画像石56块，陕北地区集中出土的汉画像石以此次数量最多，画像石中大部分饰有彩绘并保存较好。

98年又出土5块，历年搜集有5块），绥德出土500余块（1952年，绥德县城大理河畔的西山寺台地上最先发现陕北画像石。

后在黄家塌一村发掘汉墓12座，在1984年——1986年清理的4座汉墓中，出土了36块画像石，是陕北汉画像石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陕北、晋西北汉画像石的主要代表地区之一），米脂出土170多块，榆阳区出土14块，清涧出土16块，子洲出土11块，吴堡出土6块，属我国汉画像石较多而且发现较早的地区。

一、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剖析在对陕北800余块汉画像石和其它地区的一些画像石资料进行研究比较时，我们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雕刻手法所显示出的成熟技法和当时陕北汉画石产生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它极有可能是一种由移民带入并与当地文化融合过程中又有所改变、发展的一种墓葬民俗艺术品。

一）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分析据有关记载，全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汉画像石，是山东沂水县鲍宅山出土的西汉昭帝元风元年（公元前80年）的“凤凰刻石”。

最迟的是山东沂南墓室出土的画像石，据多数考古学家推断，可能属于东汉晚期或三国、两晋时代。

全国各地画像石的起止年代亦大都在此期间内，其年代跨度有二个多世纪。

而陕北画像石的起止年代则较短。

陕北绥德与汉画像石同时出土了一些带有纪年的墓志条石，这些墓志条石文字虽然不多，但为确认这些墓葬及其文物的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永元二年（公元90年）”、“延平元年（106年）”、“永初元年（107）”到“永和四年（139年）”的字样可判定这些画像石出自东汉中期。

从这些纪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迟的是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年代跨度近50年。

考古专家认为：“陕北在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一直为汉朝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争夺厮杀的战场，不具备画像石产生所需的安定优裕的精神土壤。

至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羌人打扰西河、上郡，东汉政府被迫‘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使陕北画像石墓赖以存在的短暂的安宁富足化为乌有。

从而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可能只限于公元89——140年前后”（《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1999年，考古学家在对陕北神大大保当汉城址的试掘与墓葬的考古中，通过分析该城遗址的形制、出土器物与画像石后又认为：“大保当汉城址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调查与试掘的材料已经足以将其存在的时间定在东汉初期到东汉中期偏晚之间，通过与周围地区尤其是无定河流域的画像石墓比较，大保当画像石墓的年代也可以定在这个范围”（《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

其根据：1、大保当汉城址内采集的小口、细颈、瘦腹、肩部饰暗纹、近底部有直径1厘米圆孔的陶罐，与内蒙西沟畔匈奴12号墓出土的匈奴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细颈瘦腹罐完全一致，内蒙西沟畔匈奴12号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晚期。

而且现该遗址内除了现代居民点外，几乎再未发现晚于汉代的遗存。

按异地同类遗物的类型学排比，陕北画像石应出现于东汉初期。

2、从大保当出土新莽时期五铢的型制看，接近洛阳烧沟汉墓的IT型，该币流通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这证明了陕北画像石至少流行至东汉中晚期。

3、大保当出土的画像石与无定河流域的绥德、米脂等县出土的画像石在内容与艺术风格上没有多大区别。

如一些瑞兽神物门楣画像石和朱雀、铺首衔环门扉画像石内容都很相似，一些射猎和车马出行以及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题材更是若合符节。

此外，大保当画像石用很宽的边饰、分格表达以及对画像细部用墨线勾勒加以色彩烘托的风格，也与无定河流域出土的东汉中期的画像石风格相同。

从以上陕北迄今出土的文物来看，汉画像石在陕北流行的时间大体在东汉初期至东汉中期偏晚之间，可见这里不是汉画像石的最早产地，从时间顺序上排除了它的原生可能性。

二）从陕北汉化画像石的成熟雕刻技法与独特手法分析汉画像石的造型手法经过了由“阴雕”、“阳雕”以及后来才出现的“刻绘”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而陕北出土的画像石却不见山东、河南画像石雕刻初级阶段的阴线刻，而是一反事物的发展由原始到先进、由简单到繁复的一般规律，显示出了一种成熟的雕刻技法，即采用阳刻减地、阳刻加阴线、阴刻、阳刻加墨线4种手法将浮雕与线描糅合于一体，把内容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陕北画像石上的边框图案有云纹、如意纹、枝叶纹，中间加有瑞草嘉禾、珍禽异兽，有种浓重的装饰感。

陕北画像石还采用波线式、散点式、斜线式的构图法，使图案均匀，线条流畅，连当代的美术家也莫不为之惊叹。

这种成熟的雕刻技法又从另一侧面排除了汉画像石在陕北的原生可能性，为它作为一种移民带入的文化提供了又一证据。

三）从陕北汉化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汉代，陕北作为西北边疆，有大量朝廷所派的戌守将士，还有数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

而且一段时期陕北的居民又是以中原来的移民为主，这势必会带入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一些文化信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也必然会对陕北的民风习俗及艺术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汉画像石这种民俗文化也必然会在陕北流行并在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中，跨越了山东画像石只刻无绘的初级阶段，形成了一种减地平雕与墨线绘画的双重表现形式。

从这种具有陕北独特雕刻特点的画像石与山东、河南等地的画像石进行比较后，我们从图案方面的一些相同性，可看出它们之间一定的渊源承继关系。

陕北汉画化像石中有中原画像石影响的影子，可能是借鉴了外地工匠的技艺，或是外来工匠或其弟子参与所为均是有可能的。

此说若是成立，前边提到的陕北汉画像石自开始就表现出的成熟雕刻技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上述几点初步证明汉画像石非陕北原生，当然，此观点还需找出更充分的证据证明之。

此外，这一艺术形式经过工匠们据当地的风俗和审美加以改进和绘制后，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内容。

二陕北汉画像石的特殊内容陕北汉画像石与其它地区画像石比较，在反映墓主生活、神话幻想、历史故事、反映人类的智慧和勇敢、宣扬封建的仁义道德、描绘祥瑞等内容方面都是相同的。

但由于陕北当时自然环境开发未久的社会背景和榆林历史上与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关系往来密切这些缘由，陕北汉画像石有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农耕、畜牧、狩猎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神话题材则较为简单、历史题材只有数例。

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表现在：一）有表现匈奴等游牧民族生活内容的题材神木大保当画像石中的“驯象图”、“牵驼图”中，有头戴胡帽、身着异服的人，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形象。

这是“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匈、汉各民族人民和睦共处的又一见证，也是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后，该地区出现的汉画像石在短时期内形成自己的风格并得到迅速发展所需的安定优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土壤的一个历史图画记载。

二）有反映漠北才可能有的野骆驼及狩猎场面绥德延家岔出土一狩猎图案的画像石，所绘被围猎的对象是一只在漠北才有可能作为猎物的野骆驼。

除此外，表现狩猎场面是陕北汉画像石中富有特色和极为广泛的一种题材。

米脂出土的“牛君狩猎图”里，出现了18个猎手，这是其它地区的汉画像石无可比拟的。

陕北画像石中狩猎题材突出的主要原因，一是边郡驻兵的军事需要。

《汉书地理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另一是受匈奴“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生活习俗的影响。

陕北汉画像石真实记录了该地区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

三）有反映陕北高原田园生活及草原生活的题材陕北汉画像石中，表现农业、牧业生产、生活等田园情趣的图案，在全国各类画像石中独具特性。

如：绥德城郊出土的王得元墓室门楣和门侧石，有表现农田耕作、秋禾成熟、丰收在望、家禽遍地这些农村生活的场景，也有牛羊成群、放牧狩猎的草原生活场面。

这种特有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内容题材，符合该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边缘地带的风土人情及特殊风格。

由上可见，陕北汉画像石除了具有表现神仙天国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外，还是一幅幅反映汉代陕北社会风貌和民众生活习俗的现实主义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三、陕北汉画像石的文化价值一）陕北汉画像石为界定汉画像石的学科范畴提供了一批力证由于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多运用减地平雕法（浅浮雕）雕刻而成，凸凹面不太明显，所以人们将其称为“石刻画”或“画像石”。

一些美术理论工作者也顾名思义，将其纳入了平面绘画。

但中国历史学家兼艺术史家阎文儒教授在《关于石窟艺术和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一文（《新建设》月刊1954年7期）中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人们将其视为平面绘画性质，不列入雕塑范畴，也许与旧时代士大夫重绘画轻雕刻的思想意识有关，实际上画像石应属于雕刻范畴。

“山东、河南、四川、山西各地出土的石刻画，虽刻法不一，但在总体上不外‘阴刻法’，和‘减地法’，我们还不能说它是真正的浮雕而只说是浮雕的先驱，因而属于中国早期的雕刻”。

王子云教授在他的《中国雕塑艺术史》（198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中亦赞同此观点。

对汉画像石学科范畴的科学界定期待着汉画像石考古工作的新进展。

1995年，陕西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管会汇集陕北汉画像石115块出版的《陕北汉代画像石》中，记录陕北发现了一种罕见的用朱绿褚白等色点彩图染的画像石。

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过程中，对大保当A类平面阳刻表现技法（即物象以外减地，物象细部不用刀刻，而用墨线勾勒）画像石的发现和确认以及该地大部分出土画像石上都涂有鲜艳色彩的状况，不仅改变了人们对陕北汉画像石的传统认识，而且为全面认识中国汉画像石的艺术全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