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

案例：2010年9月25日，原告王某与被告龚某签订了《宾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井冈山某宾馆40%的原始股份以壹佰万（含已交的及承包押金）转让给原告。

同时约定，该宾馆于2010年7月30日以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本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承包股东承担；2010年7月30日以后，该宾馆因装修改造违规或破坏了宾馆的主体结构，因此造成的损失和赔偿，由原告承担。

2010年8月30日，被告以宾馆代理人的名义与钟某签订了一份宾馆店铺租赁合同，并收取了租金73000元。

2010年9月30日，被告又以宾馆代理人的名义又与王某某签订了一份宾馆店铺租赁合同，收取了租金48000元。

后原告将购买该宾馆股份的壹佰万元支付给了被告。

另原、被告双方算清了2012年8月、9月份期间的合伙账目，之后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了，亦没有债权债务纠纷。

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当初收取的租金，被告以该租金已经抵扣在宾馆的转让款中，且该债权到目前为止已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

诉讼时效是指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持续到法定期间，其公力救济权归于消灭的法律制度。

实践中，大多数人对诉讼时效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却对当事人以债权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抗辩的，其举证责任分配责任不清楚。

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主要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对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计算及其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形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很多法院在处理时，也是不加区别地将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一概地分配给原告或一概地分配给被告。

即在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则要求原告对没有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即判决其败诉，理由是根据民事法司法解释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债权合法有效，受到法律的保护。

或者是直接将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要求被告对有关的事实予以证明，理由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况，而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不在其范围之内。

被告要以原告诉请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则应当由其对该主张负举证责任。

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显然没有在原、被告之间合理地、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不利于诉讼公正的实现。

结合本案例和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笔者认为，诉讼中当事人援引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时，应当根据以下规则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免责，属于民法上为义务人提供的一种抗辩权，应当由义务人就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和届满负举证责任。

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主张者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认者对被否认的事实不承担举证责任，而抗辩者则须对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这一理论渊源于罗马法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

大陆法系国家的近、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产生和发展，也与罗马法中这一原则有着重要的关联。

据此，原告应当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被告则应当对其抗辩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举证，如果原告或被提出了再抗辩或再再抗辩，则应当分别对其再抗辩或再再抗辩予以举证。

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是民法中为义务人提供的据以对抗权利人之请求的抗辩权利。

所以，在诉讼中，如果义务人（即被告）主张时效期间完成之抗辩，其必须对此种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予以证明，即必须证明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和届满，包括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结束的主张，尤其是必须证明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

当双方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以及是否届满发生争议，并且最终法院难以准确认定时，应当由提出时效抗辩的一方（即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之主张，是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抗辩主张的再抗辩，应当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人就中断的事由负举证责任。

在义务人已经证明了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和届满的事实时，如果权利人提出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则该事实实际上是对义务人提出的时效已经届满的抗辩主张的再抗辩，对于这种再抗辩所依据的事实，应当由作为原告的权利人负责举证。

同理，诉讼时效的中止，亦应当由权利人负责举证。

就上述案例而言，被告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抗辩理由，则应当由被告龚某对诉讼时效的开始及届满时间负举证责任。

如果被告龚某已经证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原告王某认为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那么原告王某对于时效中断所依据的事实应当举证予以证明。

因为被告同时辩称该租金已经抵扣在了宾馆转让款中，那么就能证明原告曾经主张过自己的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的开始和届满时间还是应当由主张时效抗辩的被告龚某负举证责任。

（作者单位：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一、案情简介1997年4月，甲某通过受让股权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而成为某公司股东。

2008年2月，乙某等人在某法院对甲某提起民事诉讼，以甲某购买（受让）股权的资金是擅自动用乙某等人的资金为由，请求法院判令甲某返还财物。

被告甲某以原告乙某等人的起诉已远远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并从而丧失了“胜诉权”为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原告乙某等人则辩称，对于甲某的侵害行为，原告在当时和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知晓，而只是到了2007年12月才知道，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对于被告1997年的侵权行为，原告在当时并不知道，而是直到2007年12月才发现，依照“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2007年12月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起算，故应认定原告在2008年2月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同时该院还认为：被告虽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并对原告的陈述表示异议和反对，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因此不支持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而采信了原告的观点和主张，并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笔者的分析和思考从上述案件中，引发了关于“诉讼时效”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尤其是关于如何认定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以及在“诉讼时效”方面应如何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值得探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要正确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必须对“诉讼时效”的本质特征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其核心是如何认定“权利人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的范畴，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了获得诉讼救济权利的一项民事时效制度。

而一切时效制度，都是以一定事实状态的存在为前提，并以一定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间为条件的。

关于这一点，已成公论而勿庸置疑和无须论证。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一定事实状态”，无疑指的是“客观事实”，即实际发生的事件或行为；而“经过一定时间”，则是指的自然时间跨度的计算。

指出这一点，对理解本文所展开的探讨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明确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这是我国关于“诉讼时效”最基本的制度性规定。

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司法操作的需要，故又在《民法通则》的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可见，我国现时所实行的是以“权利被侵害时”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而问题在于，权利人“实际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与“权利实际被侵害”的时间，有时并非是一致的。

确切地说，就是“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有时会晚于“权利被侵害”的时间。

这样一来，确定权利人“实际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就成了人民法院认定权利人(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关键所在。

而在司法实践中，原告往往辩称自己在“权利被侵害时”并不知道，而是在晚于“权利被侵害时”的某个时候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

这就使这个问题成了民事诉讼中争议最大和亟待解决的焦点和疑点。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如何认定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这一点上，法院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尤其是“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一节，更是成了某些原告规避诉讼时效制度和某些法官借机偏袒一方当事人，从而进行“权钱交易”的最方便手法。

因为对于原告而言，选取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时间“知道”并加以“证据证明”，实在是太方便和太容易了。

这种极大的随意性，必然伴之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极大的不真实性。

很显然，这种做法是对“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这一法律规定的根本性破坏和侵蚀，是十分有害的。

而且，这种任意选取一个适合于自己需要的时间“知道”并加以“证明”的做法，也是对“证据”本身所应当具备的确定性和客观真实性的本质否定，是对整个证据适用规则的歪曲性适用。

基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为了限制这种随意性并保证其真实性——至少是更客观地反映原告“实际知道”权利被侵害的真实时间，原告不只是要对“知道”的时间这一事实举证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其在更早的其他时间里“不知道”即“不应当知道”举证证明。

换言之，对于原告所称的“知道”之真实性和确定性，是应当通过“不应当知道”的证据加以证明的。

如果仅有对“知道”权利被侵害的陈述和证明而没有对“不知道”即“不应当知道”证明，其“知道”的事实主张，人民法院应当不予采信。

也就是说，原告“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主张，必须要通过其在更早的其他时间“不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证据来证明的。

这也应该是《民法通则》第137条中关于“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立法本意。

而且，原告在这方面的举证必须充分，即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

用证据法学上的概念说，就是要采用“严格证明”的证据方法，即此等证明应适用严格的客观法则。

至于哪些事实可以作为原告在“权利被侵害时起的二年期间里”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由呢？笔者认为，这种“不知道”即“不应当知道”的事实，应是合法阻碍原告在该期间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由。

因此，这种“事由”，只能是在法律上认为不能克服的“障碍”，即由法律明确规定并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客观标准性的规定事由，而不是承办案件法官个人的认为，也不是当事人自己的认为，更不是当事人因某种情况、原因而没有“知道”或怠于行使权利的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