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角色的改变——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
象 、新 面貌 ，展现 女性 在革命 斗争 和 头脑 中 只有 组织 、革命 斗争 和社会 主 由 “ 群像”变成单个独立的 “ 个体”。
社会 建设 中的巨大作 用。为 了表 现这 义建 设 ，任何 与 国家 、集 体无关 的事 但 这些改编真 的使得她们拥有 了独立 、
些新 的风貌 ， 自然要抛 弃掉 过去 几千 物在她们身上都是不存在的 。 平等的性别身份 了吗？ “ 红 色经 典她 们 的身上 披上 了 影 明星 ，这些 明 星 的成 功依 赖 于其所
赋予的使命 ， 当这种约束力不断加大 ， 这些形 象 就成 了一种 政治化 的符 号 。
渐远 ，成 为了遥远 的过 去 ，作 为历 史
革命信 念 ，有 着为革 命为 社会 主义事 在 革命 斗争 中 “ 站得高 、看得 远 ”， 业牺牲 一切 的崇 高精 神 ……这种 “ 武 具有极 其丰 富的革命 斗争 经验 ，完全
“ 红 色英雄 ”的景 仰逐渐 转变 成对女 她们 反 对传 统对 于女性 的一切要 求 ， 个女性 “ 武装 ”群像 。
时 隔几十 年 ，革命 和 阶级斗争 已渐 行 装”情 结 的审美观 使得人 们对 于女性 具备了时代男性所应具有 的一切 品质。
镜像 的 “ 红 色经 典 ”却 再 次 出现。 曾 性 自身平 凡个体 的 隐匿 ，最终 产生 了 抛弃女 性 的阴柔气 质 ，追求 刚强 和力 经被 政治符 号化 了 的女性人 物形象 在 改 编后 的电视剧 中又担负着 怎样 的角
色 呢？
一
量 ，她们 像 男人 一样 的劳动 、革命 、
到了文 革 时期 ， “ 样 板戏 ” 中塑 生活 。在这些 女英 雄身 上 ，性别 其实
造 了一 系列女性 英雄 形象 ，但 这些 女 已没 有任何 意义 了 ，只 是一个 “ 空洞
红色影视中的女性形象——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刘显兰形象塑造探析
红色影视中的女性形象—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刘显兰形象塑造探析刘婉露(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摘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红色电视剧《二十四道拐》的成功功不可没，本文分析刘显兰这个深处红色抗 战时代的女性形象，在大背景之下，人物赋予整部剧作的意义阐述。
【关键词】红色影视剧；女性；二十四道拐；人物塑造刘婉露：红色影视中的女性形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〇2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一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在众 多影视作品中大放异彩，令不少观众津津乐道的电视连续 剧——《二十四道拐》自2015年9月9日在央视八套播出 后，引发了一定范围的关注。
这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二十四 道拐》改编而来的影视剧。
以1941年安南县（现名晴隆县）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历史背景，在黔西南州晴隆县实地拍摄 的大型抗日连续剧。
这不是一部靠华丽服饰、炫目武打、众 星云集的影片，而是一部有着重大历史事件支撑，时间与空 间结合相得益彰，凭借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创新思路和独 特的民族眼光打造的，将贵州人民的时代精神和贵州形象充 分展现的影视剧作。
在《二十四道拐》中，演员齐芳成功地塑造出一个长相 甜美，眉宇之间又透着飒爽英姿，特立独行、骁勇善战、坚 韧善良，令人过目难忘、赞叹不已的女人形象——刘显兰。
此番演绎，把刘显兰这个极其鲜活、灵动、有张力的艺术典 型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此剧的人物塑造着力从引领故事情 节发展的性格刻画、引领人物形象塑造的细节刻画两方面人 手。
一、引领故事情节发展的性格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各类人物不同性格的交织碰撞，引领整个故事情节层层递进、高潮迭起，是一部优秀的影视 剧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近年来，我国一些影视剧作，一 味追求夸张狗血的剧情，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从大局上 有失偏颇，运用滑稽、无趣的动作语言进行创作的情况比比 皆是，最后他们得到的不过观众的草草一笑，更有甚者得到 的是无限指责，指责该剧有故事而无人物，难以令人信服。
红色歌剧中女性角色表演的形体动作与形象塑造——以《江姐》为例
《戏剧之家》2018年第16期 总第280期21戏剧研讨红色歌剧中女性角色表演的形体动作与形象塑造——以《江姐》为例李红青，寻茹茹（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作者简介：1、李红青（1979—）女，汉族，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博士，研究方向：歌剧。
2、寻茹茹（1980—）女，汉族，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南京大学博士。
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二五”社科纵向课题：《女性主义视阈下1949-1966年中国红色歌剧研究》，项目编号：14YS36【摘 要】歌剧表演既是声乐艺术，也是视觉艺术，除了歌唱和节奏把握，形体动作也要完美配合。
形体动作越是精炼，越有实际意义，也越具有艺术感染力。
《江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第一批优秀歌剧曲目，在创造剧目中角色时，除了要塑造优美声音形象，还需要有和角色性格相符形体动作。
本文将主要围绕形体动作这一方面，对歌剧《江姐》中形体动作与形象塑造关系进行探析。
【关键词】歌剧；江姐；形体动作；形象塑造中图分类号：J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6-0021-02一、表演中的形体动作对江姐形象塑造作用歌剧首先是声乐艺术，其核心是演唱，所以演唱者要有熟练演唱技巧，语言表达技巧。
但是在歌剧表演中，光有歌唱和语言表达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诠释一个角色，只有配合形象生动舞台动作，尤其是形体动作才能塑造一个丰满歌剧角色。
因此，在歌剧《江姐》舞台表演时，演唱者除了要掌握唱歌技巧和语言表达，更要关注形体动作变化。
（一）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形体动作有助于形象塑造表演中的形体动作外现，是为观众直观了解剧情服务，表演者能通过不同形体动作将角色性格、心理特征形象表现出来，也能让观众更好地了解角色性格和情感变化，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激发观众观剧兴趣和注意力。
比如在第六场中江姐和特务对话结束，在坐下来时是扶着右腿缓慢坐到沙发上，虽然动作缓慢，但是脸上表情却异常坚毅。
浅析谍战题材电视剧《潜伏》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作者简介：陈珏西（1992 ～），女，学士，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
参考文献 [1] 宋洁 . 新时期谍战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分析 [J]. 文艺评论 2011（5）138-139 [2] 刘澍 . 红色银幕上的女特务 [J]. 大众电影， 2003（23）：15-20. [3]冯慧玲. 新碟战剧中的人物形象探析[J]. 文教资料，2009（9）179-181.
红色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流变
电影《红色娘子军》
誓死抗争的女战士安洁……电影创作者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类型叙事中的传统妇女或英雄范式的刻板印象，以柔情的女性作为叙述载体，将时代命运下的个体情感与主流价值表达相结合。
通过借鉴好莱坞的类型叙事，形成具有主旋律内核和类型片特点的电影范式，开启红色电影兼备市场性与艺术性的变
整体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红色电影恢复了女性充满柔情的“母性”或“女性”特质，从外在视觉呈现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双重维度构建“她者”形象，呈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突破发展。
但是作为男性欲望视野下被述的对象，女性辗转于男性话语表达体系之中，内在自我话语的表达较为杂陈。
新主流电影时期：亦刚亦柔的多元化女
世纪之初，新主流电影作为学术术语被提出。
起先，它只是一群年轻导演和策划人企图改变现状和发现中国电影生机的而发出的良好愿望。
4在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融合探索中，新主流电影形成“既不同于教化功能过于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5的电影形态。
现实社会中，获得精神性别的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自我意识的表达的渴望，使得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元化。
世纪后，受到加入世贸组织等国内国际因素影响，纯粹的主旋律电影无法满足大众市场的需求。
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指导原则下，《关。
试论电视剧《红色》的小人物另类叙事
试论电视剧《红色》的小人物另类叙事新世纪文学初期，谍战剧作为一种“回暖式” 的文化热潮开始走俏银幕，其中2014年的《红色》无疑为当代国产剧注入一股清新气息。
本文拟从小人物叙事角度，分别深入文本表层、日常审美方面来展现小人物在战争时代与个人选择相结合后的生命真实图景，以引起大时代红色叙事审视下理性的思考和历史哲学式的观照，从而提供谍战剧研究的另一视角，开拓国产电视剧题材的多样性空间。
标签：小人物；另类叙事；文本表层；日常审美所谓叙事，简单说就是讲述故事。
具体而言，叙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故事和叙述，或者说“讲什么”和“如何讲”。
[1]而电视剧《红色》聚焦于上世纪30年代孤岛上海所演绎的红色叙事，则是导演依托抗战这段历史进行自我言说与历史言说的结果，确定了“讲什么”的内容。
谍战剧这个素材在纸兵工作室的运作中，连接聚焦于小人物，被其以区别于主流模式的小人物另类叙事回归历史语境，从而复原这黑洞中所潜藏的个人的挣扎、选择及其强有力的韧性力量，展示了个人命运陷于时代泥淖时的真实状态，突现了大时代红色叙事审视下的深刻。
1 小人物组构的文本表层1.1 另类形式——全知视角下的俯视感与错位感：《红色》故事开始于1937年冬的孤岛上海。
围绕三角地菜市场的会计徐天，展开了国共两党与日伪势力、地痞青龙帮多方势力的复杂纠葛，以及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历程。
探案元素贯彻全剧，因而剧本摈弃了内心痕迹过重的内视角，而采用旁白为代表的全知视角。
在每一次案件事发、男主徐天进行推理破案时，旁白会适时出现，受众也因而成为剧情上的俯视者和情感上的错位者，在解读叙事的过程中产生“自我探险“的愉悦感。
1.2 另类内容——普通人的抗战：《红色》的发宣海报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普通人的抗战，惊天的浪漫”。
导演杨磊在纪录片里也表明，他钩织的是一个小人物的社会。
剧中三名男性角色最看重的东西，归纳起来：徐天是安，铁林是义，金哥是利。
如主人公徐天，网友用‘天外有徐天’叹服他心思缜密、深谋远虑，实乃居家杀人越货之良伴，兼具色盲、晕血、温吞、市侩等软萌属性。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革命年代的女性力量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革命年代的女性力量在那个充满硝烟与战火的革命年代，女性的身影往往被忽视或低估。
然而，当我看完《红色娘子军》这部影片后，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些英勇无畏的女性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影片中的红色娘子军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
但她们都怀揣着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渴望，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琼花。
她原本是一个受尽压迫和欺凌的穷苦丫头，地主南霸天的迫害让她失去了亲人，也让她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不屈，那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
吴琼花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让我感受到了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坚定。
记得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吴琼花第一次想要逃离南霸天的魔掌时，她被抓了回来，遭受了一顿毒打。
她倒在地上，满身是伤，但她的眼神依然坚定，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我一定要逃出去，我一定要报仇！”这个场景让我忍不住落泪，我仿佛能切身感受到她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创伤。
后来，吴琼花幸运地遇到了党代表洪常青，在他的引导和帮助下，吴琼花加入了红色娘子军。
她开始接受训练，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斗技能。
训练的过程是艰苦的，可吴琼花从不叫苦叫累。
她咬着牙，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射击、刺杀，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但她的眼神中始终充满了执着和坚韧。
有一次，在练习射击时，吴琼花怎么也打不准目标，她急得直跺脚。
但她没有放弃，而是虚心向战友请教，不断调整自己的姿势和呼吸，终于在一次次的尝试后，成功命中了目标。
那一刻，她脸上绽放出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和自豪。
在战斗中，吴琼花更是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她总是冲在最前面，毫不畏惧敌人的枪炮。
有一场战斗，敌人的火力十分凶猛，娘子军们被压制在一个角落里。
吴琼花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了敌人的一个薄弱环节。
她带领着几个战友，悄悄地迂回到敌人的侧翼，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在枪林弹雨中，她的身影是那么的矫健，那么的果敢。
她大声地喊着：“姐妹们，冲啊！为了自由，为了正义！”她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激励着每一个娘子军战士奋勇杀敌。
《红色》绚丽夺目的人物形象侧面分析论文
《红色》绚丽夺目的人物形象侧面分析论文•相关推荐《红色》绚丽夺目的人物形象侧面分析论文看完了，来一一分析下，这里面人物都蛮有意思的，各有各的趣味。
先从我喜欢的角色开始吧。
1.柳如丝这是整部剧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
有天，铁林找她，被她躲着不见，铁林想对她说的话，都变相的说给如丝的丫鬟萍萍听了。
这是铁林第一次主动地向这个热辣性感的女人表白。
铁林走后，她对着窗户，满脸流泪：“人真是奇怪。
”（大意如此）这句话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一个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擦脂抹粉的舞台明星生活明明过得摇曳生姿。
却偏偏脱了金光闪闪的舞衣，卸了浓妆要陪一个又穷又二的小巡捕过平常日子。
可人就是这么奇怪，尤其是女人。
要动了情，就回天乏术了。
第一次，她坐在七爷旁边，遇到和七爷一干大佬梗着脖子，不愿赴酒宴的铁林。
她很好奇：这男人真有血性。
第二次，在七爷办公室里，和她只有一面之缘的铁林挡了要过来揍她的七爷。
她躲在铁林宽阔的背脊之后，悄悄地将头靠近他。
第三次，她假装自己家遭了贼，骗铁林到家，铁林对着半露着香肩的美人儿只是说了句：“多穿点，小心着凉。
”然后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很多次。
原本，她和七哥，金爷一样都是认钱不认人的主。
因为，在遇到铁林之前，除了钱，她没有别的什么可追求。
在遇到铁林之前，男人只是贪恋于她的美色。
没人真正关心她，没人真正保护她，没人真正顾及她的感受。
认识了铁林，她发现原来这世上除了利益，还有人愿意为了朋友，亲人，恋人抛头颅洒热血。
所以最后，她在白爷面前彻底崩溃，看穿乱世之中，自己一个红尘小女子，除了铁林，什么都得不到。
她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忍不住再三分享：“在这世上，我最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就最喜欢钱。
你喜欢我，你就是我的命。
”柳如丝，其实我这个观众也想对你说：“在整部剧里，我最喜欢你，喜欢你的干净，利落，干练，热烈。
喜欢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
喜欢你的拿得起放得下。
喜欢你在尘世中经历脏乱和折磨仍然保留的干净和纯粹。
四十二集，她向承认了自己是他女人的铁林敬了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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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作者：张小玲来源：《电影评介》2016年第01期20世纪末，在大众文化产业和主流意识形态联手之下，“红色经典”再度热炒。
红色影视剧在此风潮中，融入诸多新元素，迎合了消费时代的审美需求，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大众关注、探讨的热门话题。
本文中的红色电影，主要是指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反映革命领袖、前辈英烈与当代先进模范人物英雄事迹的影片。
①如《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旗谱》《红色娘子军》等。
红色电视剧，主要指20世纪末在商业浪潮催化下，由原有红色经典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以及在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大众文化产业制造的同类型题材电视剧。
尽管新时期之前的红色电影与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红色影视剧，在生产方式、媒介文化环境、受众心理期待、受众群体特征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以致后者在叙事策略、审美指向上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尤为明显），但在以政治引导为旨归的大原则下，“红色道德”仍然在新世纪影视剧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红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对“十七年”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电影中正面女性形象的研究较多，如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孙艳《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吕娟《红色电影女性形象的建构和意识形态分析》等，从不同角度对女性形象做了深入分析。
综上研究成果，这些在电影中加以大量表现并充分肯定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革命母亲，如《苦菜花》（1965）中的冯大娘、《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中的杨晓东母亲、《洪湖赤卫队》（1961）中的韩英母亲、《母亲》（1956）中的母亲等。
这些“十七年”电影中的革命母亲，兼具被压迫者（劳苦大众）与历史拯救者（人民群众）的双重身份，有着相似的中性化面孔，脸上布满岁月的沧桑，眼中透出坚定的信念，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阶级身份而非性别身份。
尽管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剥削，她们仍有着不屈服的韧性，充满着崇高的革命正气。
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但更爱党和革命战士。
她们的“母爱”，已经超出了世俗家庭伦理范畴，伦理亲情在情节展开中被阶级感情所置换。
20 世纪 90 年代后，商业资本运作的市场化和大众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使得电影中的革命母亲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可看性”增强。
商业化浪潮中催生的革命母亲，就外形而言，不再是“泯灭性别”的脸谱化人物，而是增加了性别吸引力的大气女性。
如《我的母亲赵一曼》（2005）中的赵一曼美丽大方，与之前的“冯大娘”“韩英母亲”相比，多了女性的柔美。
尽管如此，革命母亲的变化多在于形象上的改变，其革命内涵始终一以贯之，仍是对“十七年”电影中革命政治型母亲的继承。
为了革命，“赵妈妈”不得不与儿子离别，也不能与儿子联系，这样的“母亲”割舍了世俗家庭伦理层面的天性，以至于日本军官都说她不像一位母亲。
直到临死前，她才给儿子写下温情的又具民族大义的遗书。
影片中，“赵妈妈”代表的母亲形象所承载的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忘我的民族大义以及对子女隐忍的深情，成为商业化语境下，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并正面叙述与颂扬的女性品格。
“革命母亲”无论是在“十七年”，还是在新世纪，都是一种非世俗的存在。
二是女英雄，如《红色娘子军》（1961）中的吴琼花、《赵一曼》（1950）中的赵一曼等。
“十七年”电影中的这类革命女英雄，如大多数研究者所言，在以革命为旨归的叙事中，她们“英姿飒爽”，与革命母亲类似，在她们身上展现得更多的是阶级性与助推革命的战斗性，而非具备性别意味的女性。
围绕着革命，她们必须带上男性化的面具，进入战争场景，以凸显革命的迫切性与正当性。
在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众多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类女英雄的影子，如《风声》（2009）中的顾晓梦、《东风雨》（2010）中的欢颜、《听风者》（2012）中的张学宁。
不过，她们是在主旋律与市场经济合力下生成的谍战女英雄，与“十七年”电影中的革命女英雄相比，她们不再那么雄性化，甚至越来越性感。
有着过人的胆识的她们聪明沉稳，同时又处处散发着女性的吸引力。
她们的衣饰中，勾勒身体曲线的旗袍是必不可少的。
在镜头下，她们赏心悦目，沦为欲望窥视的对象。
这类影片迎合了消费时代的审美需求，在浪漫的表象下以欲望视角呈现出被“十七年”电影所回避的爱情与身体。
三是知识女性，如《青春之歌》（1959）中的林道静。
“十七年”电影中，夹杂在革命与恋爱中的知识女性“置身于为光明王国（共产党人）和黑暗王国（以国民党为代表）所争夺的价值客体的位置上。
她们注定历经苦难，被侮辱、被损害，直到一个男性的共产党人将她们救赎出苦海”[1]。
林道静正是如此，她在江华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引导下，打破不切实际的幻想，克服自身的软弱性，最终走向群众，在群体中获得力量，于革命中走向光明。
这种知识女性的成长模式，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红色电影中延续，如《红色恋人》（1999）中的秋秋、《云水谣》（2006）中的王碧云、《秋之白华》（2011）中的杨之华等。
这些知识女性的成长，表面上是自己主动追求进步，实际上则暗含着代表“党性”光辉的男性对她们的感染与引导。
她们与所爱恋的男英雄之间很难说是平等的恋爱关系，她们爱慕的火花源于对男英雄的钦佩，而男英雄的魅力在于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正确。
知识女性对男英雄的爱慕，更像是朝圣者对着普度众生的圣灵偶像的虔诚崇敬。
不过，与“十七年”红色电影更多地强调知识女性的改造不同，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红色电影更多地渲染“红色恋人”在革命风雨中历经曲折仍忠贞不渝的凄美爱情，这也迎合了消费时代大众的审美趣味。
此外，在“十七年”电影中，还有一类女性形象有着典型的喻意，那就是女特务。
这类女特务对受众的影响颇为明显。
按照王彬彬在《老电影中的女特务》中的说法，“反特”题材的电影在“十七年”间非常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此类电影中往往会出现女特务。
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
如《英雄虎胆》中的阿兰，《羊城暗哨》中的八姑，《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等。
[2]这些女特务大多相貌美丽，爱描眉化妆，富有女人味。
她们不受纪律约束与性别限制，喝酒、抽烟再正常不过，爱跳舞，爱玩闹，生活环境灯红酒绿，与正义自律、无性别装扮的正面女性形象迥然不同。
从性别视角出发，西方女性主义者将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类：“天使”和“妖妇”。
天使指纯美的女性，她们温柔顺从，安于家庭，对男人构不成任何威胁，是男人求娶的对象；妖妇则相反，她们妖艳美丽却不安于室，对男人有着致命吸引力却难以掌控，她们令男人爱慕又令男人不安，常有意无意间惹出种种祸端，即所谓“祸水”。
女特务毫无疑问属于后者，她们如同有毒的罂粟，不经意间就将人诱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必须彻底拔除。
女特务有着天然的诱惑力，其在战争中的用武之地，自然是诱惑男人。
于是，在“十七年”红色电影中，与这类妖艳型敌方女特务同组出现的，往往是“我方”坚贞的男侦查员或“钢铁战士”。
这两类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道德自律、阳刚质朴，一个浪漫奔放、妖艳妩媚。
男女的对立隐喻国共在政治上的较量与各自所代表的新旧政权的对峙，男侦查员喻示新政权的朝气蓬勃，女特务则象征旧政权的腐败不堪、骄奢淫逸，新生的政权带着男性的气息，必将战胜腐败的带着女气的旧政权。
旧政权在同新政权的对峙中，如同女性与男性的战争，必将失败。
而在这场被赋予新、旧政权争斗意义的两性战争中，正气、健康的男性不得已面对妖艳迷人的女性，丝毫不为其所惑，即便是虚与委蛇，也坚守着自己的忠贞。
如《羊城暗哨》中，正气的侦察员王练假扮209，住到特务八姑家中与八姑周旋。
八姑多次挑逗209，其中一次半真半假地问道：“我们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面对如此露骨的试探，209机智地回答：“逢场作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怕有些人吃醋。
”既巧妙地回绝了八姑的引诱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彰显了“我方”的道德正义。
而女特务八姑面对侦查员的拒绝，则产生了如下疑问：“我看你，不像是我们的人。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疑问，源于“十七年”电影中隐含的政治前提，即国民党人腐败不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共产党人廉洁自律，从不贪图享受。
这样，假扮特务的侦察员严守道德底线就会与一向淫乱的特务格格不入，所以他也就可能被真正的特务怀疑为共产党。
同样，《虎胆英雄》中特务李月桂对侦查员曾泰的试探也是基于上述逻辑。
若曾泰拒绝与阿兰跳伦巴，则印证了他是共产党的猜测。
因为国民党特务腐败堕落，在消遣娱乐方面自然皆会，洁身自好的共产党在他们眼中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的人哪会跳伦巴。
为打消特务的疑心，曾泰最后还是搂着阿兰跳了几步，但在共舞的过程中，电影镜头采用蒙太奇方式，闪现特务烧杀抢掠的画面，说明曾泰尽管身体在与女特务跳舞，但是内心仍然坚守立场，完全不为女特务所惑。
很快，曾泰就以醉酒为借口结束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
这样的处理，既打消了特务的怀疑，稳住了特务，又维护了英雄的道德底线。
这种叙事模式一直为红色电影所采用，淫乱的必然是国民党官员、特务、土匪，自律的自然是共产党员、优秀战士，如果党内的个别人员违反了这一“戒律”，他最终定会是叛徒。
即使是在“消解崇高”的语境下，“我方”人员更为亲民，有了这样或那样“可爱”的缺点，但他们在男女关系上绝不会混乱。
与上述英雄“贞操”的保全截然相反，作为诱惑者的女特务，不是被捕，就是被击毙，注定被象征正义的新政权所监禁或消灭。
如《虎胆英雄》中美丽迷人的女特务阿兰，尽管有众多的追求者，却独独爱上了“坚贞”的侦查员曾泰，最终难逃一死。
对她们身体的监禁或消灭，摧毁的不仅仅是其政治身份，还有其散发着诱惑力的性别身体。
二、红色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张光芒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红色经典’热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制造出来的。
文革结束前的‘红色经典’是靠电影热起来，而90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则是靠电视热起来的。
”[3]尽管文革结束前的红色电影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红色影视剧，在生产方式、媒介文化环境、受众心理期待、受众群体特征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以致后者在叙事策略、审美指向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以政治引导为旨归的大原则下，红色道德仍然在90年代以来的影视剧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90年代之后的红色影视剧中，红色道德影响下的两性叙事仍然在延续。
如《暗算》（2005）、《保密局的枪声》（2007）、《红色电波》（2009）、《断刺》（2011）、《与狼共舞》（2012、2014）等。
在《与狼共舞》第一、二部中，貌美邪恶的女特务梁氏姐妹都不可避免地爱上了侦查员陈少杰，但陈少杰心仪的是同一阵营中纯洁、温柔、善良的乔燕，与梁氏姐妹虚与委蛇只是为了套取情报，在与之斗智斗勇的周璇中仍保持自身“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