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什么启示意义8.doc

儒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什么启示意义8试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最大价值，莫过于它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扬弃，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企业文化的母本。

我们现在更多的，不是去考虑如何去修剪它的细枝末节，去顺应所谓的“新潮”，而是要从“源头”的角度去更多地吸收和继承它的精华。

一方面肯定其主体作用，看到它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巨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影响。

另一方面，又看到它存在的传统缺陷，这些缺陷显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价值：《论语》加算盘按照西方管理学的理论，管理模式大致有所谓X、Y、Z三种。

X理论将人性假设为恶的，人被视为“经济人”，固而实行“标准化”模式，管理方法是命令式，简单粗暴的。

Y理论将人性假设为善的，人被视为“社会人”，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实行“参与管理”。

Z理论提出人是因时、因地、因各种复杂因素而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因而在管理方法上要因人、因工作性质不断变化，运用灵活多变的激励方法，被称为“权变理论”。

Y、Z理论都属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范畴。

在20世纪初以前，X 模式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中期以后，Y模式风行一时。

目前，Z模式正逐渐被广泛采用。

那么，儒家经济管理思想到底属于哪种模式，它的现代价值何在呢？笔者认为，总的来看，儒家文化，儒商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尊重人、发挥人的自身内在积极性的人本主义管理理论和方法，用形象的话说，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模式。

其具体表现在：1、儒家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主张以性善论为主的性多元论，这种人性思想符合现代管理学的人性假说。

儒家的人性准绳以孟子“性善”论为主，又有荀子“性恶”论，还有董仲舒的“性三品”等性有差等说，辅之以宋儒的天命、气质之性说和习气可塑的理论，说明在人性本体的哲学问题上，儒家与西方管理学Y、Z理论的人性假说相一致。

儒商以儒家的人性善和人性多元的人性思想作为管理的哲学基础，以尊重人，相信人，发挥雇员的内在积极性，以“礼制”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

同时，儒商也很重视制度管理，如本世纪初宋则久经营的国货售品所就规定的包括企业组织设施、财会管理、进货管理、人事管理等完整的规章制度，确保了企业管理的高效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仍然应该实行礼法兼用，以礼为主的管理方式，在相信和依靠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劳动纪律，特别是提高职工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

由于我国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而且体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也比较落后，因而科学管理是企业管理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企业文化建设只能包含而不应取代科学管理，逐步走向管理民主化，决策科学化，财务公开化，行为合理化。

2、儒家以人本主义为管理哲学，符合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

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范蠡，春秋时期就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用人原则，强调经济人才的作用。

在古代的晋商那里，就创造出“经理制”，发挥管理人才的作用，有些论者评述：“要说‘用人不疑’和‘知人善任’，晋商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在企业经营中，儒商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在为企业出力。

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而对人的管理要以“得人心”为基础。

近些年来，西方管理学兴起了“三P”理论，三P是指企业是为人的需要而存在和生产的（for the peopke），企业是依靠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by the people)，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和人才(of the people)，也就是把人置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

美国大企业家，全美食品同业公会主席法兰西斯说：“你能用钱买到一个人的时间，你能用钱使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停留在一定的地方，你也能用钱在一天或一个小时内，买到别人一定的肌肉动作，然而，你却不能用钱买到热情、买到主动、买到忠诚，也不能买到一个人对事业的奉献。

”3、儒商家族结构的亲情式管理具有极大的凝聚力。

儒家文化是家国结构的宗法性文化，儒商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家族特征也十分明显，儒商的管理是家族式的管理。

中国古代工商企业之间，提倡“同乡扶助”，在经商要地建有“会馆”，组织“同乡会”，用以壮大势力。

所谓微商、晋商、赣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宗族社会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再现。

在企业内部，老板大多数喜欢雇用亲戚、同乡，把师徒关系看成是长、晚辈的关系，提倡“孝”；把徒弟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兄弟关系，提倡“悌”；宣扬企业内部“亲如一家”。

这种管理结构对于企业的目标整合，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即便不是均由亲戚、同乡组成的大企业，也同样是十分讲究家族结构和亲情式管理，如旧中国拥有16家分号、从业人员达500多人的瑞蚨祥布店，就将企业内部人员分为若干等：东家、经理、吃股人员、内伙计、后事，伙计与东家有师徒关系，如果工作卖力，有可能“时来鱼化龙”，被东家提为经理或吃股人员，得到定期分红。

这就使雇员视瑞蚨祥为家，为其效力卖命，当时在瑞蚨祥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生愿在苏杭，死愿在瑞蚨祥”。

在现代，企业管理当然不能搞“家天下”，人们评述“家族式管理”只适应企业起步时期，是一种减少管理成本的有效方式，但却不利于企业深入发展，特别是不适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族制”企业管理文化。

但是，吸取儒商亲情式管理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一面，显然是有意义的。

4、儒商灵活的经营战略是现代企业管理智慧的宝库。

儒商不仅以道德经商为特色，而且突出地体现了经商的智慧。

儒商是敢于并善于进行商战的商人。

一方面，以智慧经商必须有远见卓识，判断准确，部署得当。

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弟子子贡，孔子称赞他“臆则屡中”，善于“求善价而沽”，故其富可以与君王“分庭抗礼”。

范蠡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经营策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白圭提倡“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奉为商人的鼻祖。

另一方面，以智慧经商还要有超人的胆略和魄力，如包玉刚收购香港九龙仓，王永庆买断台塑公司股权等，都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而他们则敢于面对风险的挑战，在竞争中取胜。

许多商贾总结了具体的经营秘诀，如：全聚得提出经营“三字经”，即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胡开文墨店总结出“三不可”生意经，即祖法不可依，陈规不可循，老店不可畏。

这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5、儒商“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

儒家经济伦理精华主张“立人”、“达人”、“推己及人”的“利他”精神，儒商把这一原则转换为“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管理原则，与现代管理实行的“CS”战略是一致的。

所谓CS战略，就是让顾客满意（Consumer Satisfaction），从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到销售服务的态度、环境以及售后服务等，都以顾客为出发点。

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信条。

儒商决不会因蝇头小利伤害顾客，正如陆贽所说：“吝小失多，廉贾不处”（《陆宣公翰苑集*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早在本世纪初，冼冠生就以“本心、本领、本钱”三个立业之本为基础，提出三个至上，即“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

海尔集团根据TQM理论和ISO9000标准，创造了“CEO管理方式”（即“日清日高海尔模式”），推行“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质量第一战略，使海尔集团成为世界知名企业。

古今儒商奉行的“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缺陷：“亲亲”、“谦和”与“官本位”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最具特点和优势的，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作用，支持人的发展，协调人的关系。

而正是由于这一点的过份侧重，产生了它的传统缺陷：家族经营——“亲亲”，羞于竞争——“谦和”，以及体现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官本位”。

1、家族经营，阻碍了企业的扩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儒家十分重视封建血缘关系，主张“亲亲”（《孟子-尽心上》），“亲亲是第一件事”（《朱子语类》卷20），反对墨家的“兼相爱”（《墨子-兼爱中》）、“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说。

反映在经济上，家族经营是儒商乃至华人企业传统的组织方式。

这种家族经营的方式具有管理成本低、经营决策快等优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及在企业起步阶段不失为较好的选择。

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商的家族经营已经不合时宜了。

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的，而不是亲善血缘的。

企业的发展要向社会融资，意味着外人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渗入；经营管理的高度复杂化和专业化，使家族成员力不从心，这些都宣告了家族制的崩溃。

被誉为电脑大王的美籍华人王安，曾被《儒商读本》（人物传）列为现代儒商人物。

他的公司由兴盛到破产，就是因为王安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年老交班于能力不足的儿子，使得许多优秀的公司骨干纷纷离去，最终导致公司倒闭。

这充分说明家族制企业的局限性。

2、谦和忍让，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儒家的“和”，用经济伦理学来分析，具有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存的两重性。

从正面价值来看，“和”所强调的和谐和人际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保证经济健康顺利发展所必需的。

但是，儒家的“和”偏重于谦和忍让，缺少竞争和进取意识，因而是不完善的。

儒家人物主张“忍”，《尚书》首言“允恭克让”，孔子提倡“礼让为国”（《里仁》），荀子说：“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儒效》），“忍”被看成是修养之道，是美德。

而对“争”则认为是祸，孔子说：“君子无所争。

”（《八佾》），荀子说：“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篇》）。

特别是一些儒家人物把利、欲看成是“恶”，有轻视经济利益和物质欲望的倾向，更是将争“利”者看作小人。

如荀子说：“为事利，争财货，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道之勇也”（《荣辱》），“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为小人矣”（《不苟》）。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商品、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因此，在商品经济特别是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的，必要的，只有通过竞争，经济才能发展。

然而，如果过分地谦和忍让，一味地温文尔雅，只做一个谦谦君子，不愿、不敢和不善于在市场中去竞争，那必定会被市场经济大海的波浪所淹没。

3、“以官为本”，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独立经营儒家的入世学说，与佛、道的出世说迥然异趣。

然而，儒家的入世兴趣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

虽然儒家的正统思想中，把“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但谋得官职，则是儒家人物实现“外王”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载体、方法、途径和标志。

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到一官半职以施展才华。

孟子也因迂阔之论，得不到君王的赏识。

中国古代的“幕僚”制尤其是科举制，更是加剧了以当官作为人生的目的和追求，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追求“金榜提名”，“衣锦还乡”，造成许多儒生把本来只是实现“外王”目的的手段，当成是目的的本身，“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被做官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