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庸思想看现代管理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的现代管理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如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管理理念对于现代管理的价值,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中庸之道强调了执两用中、过犹不及、时中、德才兼备、和而不同等思想在现代管理决策、授权、领导风格、用人、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应用，对我们现代管理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庸思想的概述

中庸之道产生于2500年前，既是一种基于人性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又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方法。纵观中庸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庸之道由孔子首创。《论语?雍也》中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观点，自此之后，学者们就开始对中庸作了权威的阐释。朱熹在《中庸章句》解释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存于天下的规律，行于天下的准则，它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骨气。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中庸思想理解有失偏颇，很多人误以为中庸之道是安于现状、不求创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中”是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焦不燥，讲求注重原则，洞悉环境，把握时机；“庸”不是平庸、无作为，而是指一种通过权衡和把握事物利害，从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说“中”是思想上规范，那么“庸”就是方法上的科学、行动上的提升。“中”与“庸”并行，也就达到了环境、思想、方法和行动上的统一。特别地，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也不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它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中庸思想中蕴含的现代管理思想及其应用

1. “执两用中”与管理决策

《礼记·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其表明着凡事不可走极端，要留有余地。这相当于决策人的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两个极端。若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做出优化选择。这就是说，在一个决策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符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较佳，恰到好处的优化抉择，这就是中。

《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一书中很好的阐释了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叩其两端，允执其中”。中兴之所以在中国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得益于他们一直秉承“牛”文化，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原则分别代表了中兴的企业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企业有效回避了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并抓住每个机会。

只是因为他们很好的运用了中庸之道，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的改进与创新，最终在中国通讯行业领先于其他企业。可见，中庸之道对管理决策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 “过犹不及”与授权艺术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阐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孔子看来，将“过”

与“不及”等同起来放在“中”的标准下来说，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

现代管理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授权就是管理者把决策权、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较低的管理职位。在组织管理中，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且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是十分有害的。按照中庸原则，“过犹不及”，有权不授、因情授权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能授权。在授权后领导者应努力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蒸蒸日上。

3.“权变时中”与领导风格

孔子说“君子之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适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在管理中，注意分寸、抓住时机，讲究“适其时”、“取其中”、“合其道”，以便能够“得其益”。即根据时地等特定条件，采取不消极、不过激的方法，以得到合理的成果。在管理实践中，“时”、“中”、“益”、“道”四者相互关联，实质是讲求“合理与适度”。而管理本身也要求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合理地协调“人财物”等因素，力求使事物达到合理、稳定的最佳状态，以得到最佳结果。“中庸”的权变思想不断深入到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顺应了当代日益复杂的危机形势。对此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名顾客购买的海尔冰箱出现质量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海尔三天后才予以调换，该顾客气愤之下在其和讯博客上撰文宣泄其对海尔售后服务的不满。海尔售后部门在见到该博客后，立即派遣服务人员以两个大西瓜作为礼物登门道歉。从这一小案例中，我们足以看见海尔危机处理的智慧。网络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媒介，负面新闻的传播会对新闻主体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海尔正是预见了未来的损失，抓住了公众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心理，勇于承担责任，以退为进，不仅及时化解了潜在危机，在美誉度和知名度上还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危急状况下，顺境中的各种政策已经临时失效，在权衡利弊之后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才能转危为安，甚至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这就是把握利害，洞悉未来发展趋势，讲求变通的“中庸”权变智慧。由此可见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因时、因地制宜行事，领导风格亦如此。

4.“和而不同”与创新意识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的管理思想，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外来事物，而是应该树立创新意识。中庸思维中“以分求一”，揭示了世界“多元”与“统一”的关系。世界发展的的宏观统一性，与各国发展的特异性，也正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和而不同”。

5.“德才兼备”与用人原则

现在经济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一些有才有德的人也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社会由唯能是举慢慢转向德才兼顾的方向。这自然在在企业管理中也会有反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一个永恒标准，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对此，企业不能被动地接受，要主动地参与塑造。基于中庸的思想，有该这样的用人原则：一是德者、才者都可为我所用，不求全责备；二是对德有余而才不足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通过培训补其不足，使其达到基本要求；三是让有德者和有才者，形成互补结构；四是让德与才相互辉映，既能使个

人得到全面发展，达到身心和谐，又能使企业减少道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高企业的和谐水平。

创造乳业奇迹的蒙牛集团总裁牛根生的座右铭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这也折射出了中庸的智慧。

三、现代管理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

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中庸”作为一种理念管理的存在具有其独有的管理内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追求整体的和谐,包括与人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和与环境的和谐。总之,“中庸”在现代企业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庸”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中庸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孔子与现代管理》

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

陈德述《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管理新举措》

百度文库

本国贸114刘超丽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云南大学韩扬文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探讨中国古代史中各个管理流派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研讨各个历史时期管理理论和思想状况与特征，同时，进行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较，反思中国古代管理历史知识和管理历史经验。这些对提高今天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现代企业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群体组织，群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谐统一，而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指导企业管理 2006-04-10 现代企业究竟应当怎样立足于市场之中，成为一个能长期经营的企业；一个超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企业；一个赢得同行业尊重的企业。一个有良好获利能力并能迅速成长的企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企业比喻为一个类似于人的生命体。那么，如何让这个生命体生机勃勃，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呢？这需要一个用于指导企业行为的哲学思想。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西方人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的，而中国人是以“自我”（包括：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为参照系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能有效的简化“信息”。比如：英文有三十万以上的单词，而中文内只有约五万个汉字。西方的科学讲究实证，其实中国的科学也讲究实证。只不过二者方向不同。西方讲究外向的实证（科学实验），中国（东方）讲究内向的实证，以自身为实验的对象（修道）。西文文化注重未知的知识，因为西方要向自然界借鉴。东方文化注重已经存在的知识，因为学习者要借鉴前人内心所证得的内容。《中庸》是中国儒家四书之一，是儒家弟子的内心实证的心得报告，也是一套极具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庸的哲学思想如何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一、《中庸》出自《易经》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这里的君子自然是指人（本文特指企业家），“黄中”是指五行中的“土”（黄色）居中，“通理”是指通达于“腠理”。心中存有正义并得其位，内心充实，“美在其中”，“诚于中而形于外”。“畅于四支”是指体内的精华，通畅于四支没有阻碍。这时，“君子”如干事业，则能达到“美”的极点。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是企业家人格的自然延伸。上述《坤卦、文言》的内涵又是如何表现在企业中的呢？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组织管理，是“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是否能够做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则要看企业的组织管理是否贯彻了中庸之道。二、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天命即是“性”（心识），统率“性”的是道，修“道”即是教化。道在人的生命中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能够离开的一定不是道。所以，做君子的“戒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君子慎其独也”。这个不能“睹”不能“闻”的就是人的“性”（心识）。“君子”不能因为“性”（心识）看不见，摸不着，而认为其不存在，应当真实的面对自我，“慎其独也”。只有“慎其独也”才能够觉悟到“性”（心识）的存在，并依“道”而起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喜怒哀乐”是泛指人的情绪，中医将人的情绪分为：“喜、怒、惊、恐、忧、思、悲”七情。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性。“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就是“中”的状态；一旦暴发出来，又能很快自行节制住，这便是“和”的状态。如果“喜怒哀乐”暴发出来，而不能自行节制，则会导致人的生命系统的失衡。过度失衡则会导致生命系统的解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为情多困而自杀，或者忧郁而死，或者因怒不可遏而气死的人是很多的。人的生命系统即使不解体，失衡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会导致种种疾病。中医认为：暴怒伤肝，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现代管理思想

现代管理思想 ---读《追求卓越》人类属于群居动物，从远古时代到诸侯强国再到现在的国家、民族，均是由群体组成的。在一个群体里，必定会有生活，生产等活动，如若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指挥必定会乱成一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上，为自己的生活不择手段的去争取或者说是抢夺，不会在意其他人的生活处境。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群体是不会有发展前景的，团体亦不再是团体，只会是一团散沙，群体也不再称作群体，因此管理者在一个群体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而一个管理者也必须拥有一套足以令众人信服的科学的管理方法才可以带领整个群体进步，发展，壮大。在社会的发展中，有关于管理思想的理论在不断的随着实践完善，现代管理思想在经历工业改革，世界大战，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变等等因素的影响下，也逐步完善。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托马斯·彼得斯执笔所写的《追求卓越》是不得不提的一本书。《追求卓越》这本书故事背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追求卓越》出版于日本企业在世界上步步紧逼，美国企业却是节节败退的大背景下。当时的美国企业热衷于在管理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模型”和“企业战略范例”，职业经理人和MBA 习惯于计划模型和精确财务分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却普遍忽视管理学最基本的原则和品质，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美国企业的惨败和自信心习丧失。为了迎接日本企业的挑战，美国企业界开始研究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而1982年出版的托马斯·彼得斯《追求卓越》成为美国商业的拯救者和美国商业史上的转折点。《追求卓越》首次描述了那些行之有效的东西。它的风格是刻意形成的。这本书的逻辑就是美国式管理已被严重地扭曲。这是对美国式管理和麦肯锡式思维方式猛烈的、面对面的攻击。此书面世之后即成为最畅销的工业管理书籍，被誉为：世界最畅销的工商管理书籍，美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圣经，《福布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工商书籍。托马斯·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开启了商业管理书籍的第一次革命，真正将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轰动整个管理世界的经典法则。作者写这本书的意图就是要恢复管理学的基本面貌，赋予那些被管理学专家们所视而不见但却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东西应有的地位。本书超越了传统的理论框架，通过对43家卓越企业的分析，捕捉到要作为一个优秀企业所必备的基本要素。《追求卓越》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结合大量的事实，数据分析处理，而且文笔生动流畅，利用案例说明原理，引用名家理论如数家珍，因此，任何人当然包括我们这些尚未进入社会，没有实际经验的大学生也可以从这些企业理想中感受到激情。为了探询管理艺术的秘密，作者花费数年时间辗转美国各地，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取得了数百个大小公司的第一手材料。样本涉及制造、信息、服务、销售、交通、食品等诸多行业，其中有我们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跨国公司，如IBM、通用电气、惠普、通用汽车、3M、麦当劳、宝洁等等。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作者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一、中庸的起源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直的一个标准。春秋末期，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乡下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标准，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你如果坐在直升飞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看从天坛到紫禁城到皇陵，它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古城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是对称的，这是一个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这样。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辽阳的辽河流域，有一个古代四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祭祀上天，他有一个遗存，他有祭坛，相当于北京的天坛。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审美，它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二、孔子对中庸的解释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一个“其至矣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也是可及的。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中庸的“庸”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平凡，很平常；第二个意思：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兵家重决策，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首先，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以安人”，“仁者爱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舍生取义”，“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等方面，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墨子对于管理、教育、法制、伦理等思想有丰富的阐述。他把“兼相爱”看作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是管理者必须奉行的治国之法。他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具体内容的，爱与利是联系起来的，仁义与功利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不同于儒家的重义轻利，墨子把利作为仁义的内容和目的，他的管理思想对当今的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法家韩非子是我国先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管理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至今仍对我们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完成了儒法融合，在吸取秦朝严刑峻法以致迅速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德刑并用、注重德教的统治原则，采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手段，塑造了后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管理典范。二、辩证的看待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法、道、墨之说的反映和体现。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

中庸思想及其对中庸感悟

中庸《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庸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1．主题思想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

现代管理理论与实务1.

江苏开放大学形成性考核作业学号姓名课程代码110060 课程名称现代管理理论与实务评阅教师第四次任务共五次任务

江苏开放大学任务内容：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15分） 1、职位权力 2、非职位权力 3、领导特质理论二、单选题（每题1分，共25分） 1、以下是实际所观察到的某些领导的行为表现：①自行做出并宣布决策；②强行推销自己所做的决策；③做出决定并允许提出问题；④提出可修改的讨论计划；⑤提出问题、征求意见并作出决策；⑥规定界限但由集体作出决策；⑦允许下属在上级规定的界限内行使决策权。对这7种领导行为的最适当分类是（） A.①②属于专制式，③④⑤属于参与式，⑥⑦属于民主式。 B.①属于专制式，②③④⑤属于民主式，⑥⑦属于放任式。 C.①②属于专制式，③④⑤属于民主式，⑥⑦属于放任式。 D.①②属于专制式，③⑤属于民主式，④⑥⑦属于放任式。 2、对于一个以自我实现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的员工来说，最有效的激励措施是( ) A.提高工资 B.改善工作环境 C.颁发奖状 D.委以重任 3、在组织的纵向沟通网络中，居于两端的人只能与内侧的一个成员联系，居中的人则可分别与两人传递信息，进行组织系统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沟通。这种沟通形态属于（） A.链式沟通 B.轮式沟通 C.环式沟通 D.全通道式沟通 4、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A.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 B.工作上的成就感 C.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 D.严格的劳动纪律 5、在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提到了保健因素的概念，关于保健因素，可以有如下解释，哪种提法是正确的?( ） A.保健因素能预防和减少职工的不满，但不能使其对工作非常满意 B.保健因素最大的作用是确保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 C.保健因素的满足，能使职工对工作非常满意 D.保健因素的满足，有助于职工潜力的发挥 6、张莉今年26岁，是某电脑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其思路敏锐，干劲十足，不久前刚获得某名牌大学硕士学位，目前工资待遇相当高。假如你是张莉的主管，你认为以下哪一种激励方式最能增进她的工作绩效?( ) A.采取以个人工作绩效为考核依据的奖励制度 B.减少对她的监督，使她有更多的决策和行动自由 C.对她的成绩给予公开表扬 D.提高她地位的象征(例如，更豪华的办公室，新的头衔，专用秘书等)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 ———————————————— https://www.360docs.net/doc/7218022590.html, 2007-11-14 9:10:31 作者：张华强来源：本站原创近日读到一篇关于中庸管理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中庸本质的思考。在企业实施中庸管理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诠释中庸之道，有可能造成误导。中庸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则是诚性，后者无论是在中国式还是西方式的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不过，将中庸的本质精神贯彻到执行中似乎容易被员工所接受，有助于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力，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如果以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的字面所表达的意义，有可能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利于企业的开拓创新。企业是赢利性组织，基本的职能是创造价值，这一点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饰。但是当两权分离，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代理人、执行者坚持中庸——忠实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庸的本质是诚性，是完全应该做到没有任何借口的。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一般都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这似乎没有错，因为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不偏”的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庸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算不得儒家的独创。我们在《中庸》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诚性。《中庸》第一章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句话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其中“性”指的是什么

11、论《中庸》的夫妇之道

论《中庸》的夫妇之道苏明人道之本，始于夫妇；夫妇之隅，乃家庭之基，乃见人类之源和人伦之始。常言道，家道立则人道全，人道全则国家兴，国家兴则天下治，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是故，自古以来，人们对夫妇和谐相处、构建和谐家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儒家把夫妇关系列为三纲之一，对夫妇之道予以高度的重视，认为夫妇之道不仅是人伦之始，而且与天地同德，具有某种神圣的特征。为此《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地人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古文明最为伟大之处，所以在夫妇之道方面，赋予了天理、天道的责任与义务。一、夫妇之道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最直接的体现道是中国古代本体论的一个哲学范畴，其定义是对“形而下”有形之器物相状描述抽象概况之后而形成的“形而上”的理性概念。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道”的内涵由阴阳构成，阴阳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宇宙的规律，故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观把阴阳看成道，是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与阳既相互吸引又排斥，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均受阴阳规律的制约，所以阴阳又是古代哲学的内核。“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从“道以阴阳”生成论角度对道本源演绎出来的一套概念体系的描述。当这个概念体系的描述以阴阳这对“形而上”理性思维对象转化为“形而下者”象征对应万事万物情状的时候，阴与阳的基本元素便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而形成了宇宙创生的大原则和大规范，并且贯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中，成为广大无边、无所不包的“恒道”和“大道”。这个“大道”统贯天、地、人三者，构成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天体运动变化和规律为天道，地上万物生长变化规律为地道，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则和伦常为人道，天、地、人三者在具体内容所指向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易》对此有所诠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三者都是对立统一体，从气的角度叫阴阳，从属性的角度叫刚柔，从德性叫仁义。其实，仁与义、柔与刚乃是受阴阳形成的，均受阴阳规律的约束，阴阳作为从万事万物的普遍对象概括出来的二基本元素，其本身就涵盖了表示事物属性、功能、品德的抽象意义和表达事物本质规律的道理。就天而言，日为阳、月为阴，就地而言，山为阳、水为阴，就人而言，男为阳、女为阴。由此看来，与社会现象的人类同样赋予了阴阳二基本元素的实质含义。夫妇是顺应人欲之道的自然选择的男女关系的缔结，是自然秩序的结果，人类的这种“有自然法而产生的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夫妇关系的形成，即是“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两句话都有一个“愿”字，“愿”是愿望、憧憬、含有喜悦之情。《周易》有一卦叫“咸卦”，给我们描述了男女感应的动态过程，该卦上艮下泽，大象为山上有泽，山在下承载泽，泽在上滋润山，上下感应，阴阳交合，表达了一种和平融洽的动态关系。从属性取象而言，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少男谦恭有礼追求少女，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被看做是平庸之道，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庸就是坚守中立。正是因为对中庸的误解，不少管理者对中庸式管理方式采取消极、抵触的态度。但中庸之道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是很科学的，值得借鉴，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看待，从中正确地汲取养份，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中庸虽然最初被看做是“道德标准”，但在其中，有两个经典的理论，是最为值得管理者所学习的，其一为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通权达变。所谓管理，虽然有一些核心的思想和理论在其中，但却没有一条通用的管理之道。即便有被大家公认为有效的管理准则，在适用于不同的公司时，依然会产生不同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管理本身就是对人和事的管理，由于不同的人与事，所产生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所谓的管理者，就是因应各不相同的问题找出解决之道。造成团队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人员的变动、突发事件的产生、外部环境的改变等等，管理者如果用衡量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问题，通常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中庸中所提到的因地制宜，既是用量变的眼光看待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结合问题产生的根源来寻找解决的方法。管理学

中的理论及准则，应该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唯一的标准。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执两用中，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掌握适当的度，避免走入极端。所谓的度，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古语中有物极必反一说，即便是好的事情，如果太过于极致，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最为常见的便是执行力，管理中经常追求使命必达一说，这样虽然能够提升执行效率，但管理者是否想过以下几种情况：无条件的执行，是否会让部属失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部属的完全服从，在遇到错误的命令时是否有人能够进行控制和制止。管理中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和尺度的问题。亨利〃法约尔指出：“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管理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里的“尺度”就是中庸思想的表现。度可以被认为是在矛盾当中寻找最折中的方案，以刚才的案例来说，如何既保证团队有高效的执行力，有能够始终有创新的能力，这就是在执行力与创新能力两个矛盾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和一个单位究竟是靠制度化来进行管理，还是靠人情化来进行管理类似。绝对的制度化，单位会变得不近

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学派

第十章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学派哈洛德·孔茨在1961年12月发表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19年后又发展《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他对管理流派进行分类，指出管理已由6个学派发展形成了11个学派。《管理思想史》第十章主要讲述了以下八部分内容：一、关于管理过程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又称为经营管理学派、管理职能学派，是历史悠久并有巨大影响力的一种管理理论。管理学者一般认为法约尔是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管理过程理论渊源于法约尔的管理理论。管理过程学派把管理看作是一个过程，其研究对象就是管理的过程和职能。法约尔提出管理的五种职能，这五种职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诸因素来协调有关资源以达到组织既定的目标。二、关于社会系统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的形成以美国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的现代组织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库尔特·科弗卡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等。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切斯特·巴纳德由于他在研究组织和管理性质及理论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曾经得到过7个名誉博士学位。巴纳德使用社会的、系统的观点来分析管理问题，后人称他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三、关于决策理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是在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综合运用管理决策问题，形成了关于决策和决策方法的完整理论体系。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1．赫伯特·西蒙西蒙是决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将社会系统理论同心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计算机技术、运筹学结合起来考察人们在决策中的思维过程，并分析了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及其使用的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提出了目标一手段分析法等决策的辅助工具，被人们认为对经理人员的决策确有帮助，并为今后对人工智能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由于西蒙在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授予197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在管理方面主要研究的是生产者的行为，特别是当代公司中决策的组织基础和心理依据。西蒙的代表著作主要有1945年发表的《管理行为》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