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观点评价人的价值

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也是现代美学的中心问题。

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

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

所以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

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研究美则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难深入。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重门深锁的禁区，以致于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

本文的写作，是为寻找出发点而作的一个初步的努力，只谈了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即便如此也还是感到题目太大。

“茫茫大海与无齐，无限行程望欲迷”。

不知一叶蓬舟，能得几许？一我们关于“本质”的理论，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

它是我们把一事物与一切其他事物及其有机整体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方法。

宇宙本体是一个有机的和生态的过程，一股生生不息的永恒之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方法，则所有的事物在其终极的意义上将合而为一，而在现象上的多样性将不可理解。

分开来看，一事物、一过程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是有区别的，但不是独立的。

所谓“本质”，是指一件事物或一个过程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其有机整体中有别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的内在基本特征。

所以要确定一中物一过程的本质，只有把它放在与他事物、他过程的整体关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

例如生物的本质是相对于无生物而言的，它必须以无生物为对象，与无生物作比较，才能确定。

人的本质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而言的，它必须以动物为对象，与动物作比较，才能确定。

所以关于本质的规定性，不仅来自人类具体地考察各别事物的需要，也来自人类整体地认识世界的需要。

孤立的、单独的事物是没有本质的。

孤立的、单独的个人也是没有本质的。

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叫“无对象的本质是非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人怎样超越出动物界，人就怎样进入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这种提法，同现在在我国学术讨论中所通用的“共同人性”这一提法，有重大区别。

我们所谓的“共同人性”，是同人的“阶级性”相对而言的。

后者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和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人的属性；而前者则是指这种“阶级地”不同的人们之间相同和共有的东西，即人的自然本性。

而无论是后者，还是前者，都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后者是指人和差异而不是指人和动物的差异。

在历史和社会之中，人和人的这种相同之处，只能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如食欲、性欲之类生物学上的本能，而这些本能，是动物也有的。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有所不同，实际上殊路同归。

说人的思想行为是由他的阶级利益所决定，实际上也就是说追求利益的本能是一切人共同的本能，也是人性论。

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一是指具体的人性，一是指抽象的人性；一是指人性在不同社会必然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异化形态，一是搦产生这一切社会必然性及其异化形态的同一个自然必然性。

归根结底，二者并不矛盾。

人类之划分为不同阶级，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短暂的一瞬。

在么衣制出现以前漫长的原始社会，和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后的漫长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没有阶级的人类社会，那时没有阶级性，不等于没有人性。

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

所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人的本质。

把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社会必然性的盲目。

把共同人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自然必然性的盲目。

而归根结底。

所谓“社会必然性”，例如经济必然性，不过是社会中的自然而已。

盲目（无意识、不自觉）是动物的特点。

这两种对于必然性的盲目，具有同一种动物的性质。

正如在原始自然中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在社会的自然中，人也具有自己的动物性。

例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君君臣臣”被看作和“父父子子”一样的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就象自然界生出狼和羊，或者蜂王、雄蜂和工蜂那样直接生出王公、贵州和奴隶。

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

当然，“人类动物学”不完全等于动物的动物学。

它经过了人类异化劳动的一系列中介，如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中介环节，打乱了原来的自然秩序，呈现出一种错杂的状态。

例如，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是工蜂杀死雄蜂，而在人类社会，则是雄蜂杀死工蜂，即不劳而获者杀死劳动者——用工作把他们折磨死。

这种情况不同于自然界，但同样“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

把人性或人性的某种异化形态（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无异于把动物学当作人学。

在这个领域内寻找人的本质，那就——借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象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培尔·金特在剥洋葱皮；他剥了又剥，除了皮还是皮，终于没有得到“洋葱本身”。

对人人瓣语言和行为，用政治经济学的、或者心理分析学的术语作出解释是容易的。

例如，数学家们早已在证明，心灵不过是无数复杂反应的总和，它接受信息并进行处理，以维持机体的稳态；而对于生物学家，人脑也象其他生理器官一样，不过是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存，在进货过程中形成一种特殊工具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则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他们的阶级利益作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动力。

假如社会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人的心灵，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都可以在这些特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序的联合国吧操纵，那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奇怪的。

但是这样一来，人就变成机器，或者不寄托了动物了。

而这也就是说，当洋葱皮剥完时，“洋葱本身”也没有了。

这种结果一定会使得拉·美特利在九泉之下高兴得眉开眼笑的。

受客观必然性——无论是生理必然性还是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是动物的属性。

人对于必然性的盲目是它的动物性的表现，是朦昧远古自然状态在社会和历史中的遗物。

这种情况把人和大自然结为一体，而使他消失在太古时期的背景之中。

“人的本质”。

所以“人的本质”是和人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把握和驾驭分不开的。

人类史表明，人类离动物界愈远，他的活动就愈带有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因而是主动能动的特征。

“他的政党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而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然界区分开来。

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

“共同人性”是变化的，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本性。

这种自我改变，即自我创造的本质是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则是不变的。

所以共同人性不等于人的本质。

对于“共同人性”的论证，不能代替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证。

至多，共同人性只能算是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即人的本质的第一个层次。

二意识是劳动和社会的产物。

劳动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

我们通常把劳动理解为“干活”，理解为狭隘的物质生产，理解为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

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按照这种理解，劳动不是人的本质。

因为动物也能这样“劳动”（例如野兽觅食，蜘蛛结网，蚂蚁、蜜蜂、海狸构筑巢穴）。

并且正是这样的劳动，把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

天天这样为维持一已怕生存而不断“干活”的人们，事实上已经和动物没有区别了。

这是对“人”的否定而不是对“人”的肯定。

马克思指出：“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的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劳动”这一概念具有深广的实践意义，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干活”等等。

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很明显，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只有作为人类目的树立和目的实现之间的中间环节，即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的”劳动。

只有在这样的劳动中，才存在着人的一整个族类生活的共同特征。

这种劳动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这种创造常常表现为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

它代复一代地进行，形成文化，形成复杂的精神文明。

这样一来，各个具体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不仅是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存在，而且是这种精神文明的存在，是这种精神文明的现实的生成。

这个生成过程，不仅表现为劳动转化为创造，性欲转化为爱情，感觉转化为审美，本能转化为道德，而且表现为感性材料转化为语言文字符号，以及符号的符号——信息系统。

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能动的、反思的精神结构——文化心理结构。

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观念地存在着”的蜂房，正是观念地存在于这个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这个蜂房的由观念的精神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实体，只有通过“劳动”这一中间五一节才能够实现。

所以劳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主动能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

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和在其中不断递变的一切社会关系，不过是这个实践活动及其后果的总和而己。

这样一种持久的、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当然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完成的。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生活在一起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为了进行生产，人类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至于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和他的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有机地密切联系着的。

条件、方式、目的等等及其组合，是一些能动的因素。

所以历史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发展途径，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历史看作单一的历史，看作由一个点出发向着另一个点前进的历史，因此也很难说什么方式和目的的是历史的方式和目的。

不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则是历史进步的普遍形式。

这种形式恰恰是人类主动性、能动性的现实的表现。

所以马克思又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就直接把劳动包括在这个总和之中了。

基础不等于上层建筑，人的本质的基础不等于人的本质。

这是因为它的“总和”并不是各个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指一种包括文化心理结构在内的主动能动的整体结构，即人的主体性。

它是一个乘积，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相加之和。

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和社会性还不直接等于人的本质，而只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

以往的哲学给人的本质所下的定义，在最深刻的情况下也只是达到这个层次。

而只要达到了这个层次，一种定义也就能标导出一种社会的特征。

例如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这标志出欧罗巴的古代的特征；孔子以有仁、义、礼、智为人，这标志着亚细亚的古代的特征；弗兰克林把人看作“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这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