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赵一凡)

现代性所属栏目> 现代性关键词作者：赵一凡发布时间：2004-5-4 22:42:11 点击数:2835[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一句话概说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

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

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

说它不好，是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

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

大背景解说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性质复杂的跨学科课题，它离不开两个大的历史背景。

首先，我们须将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相联系，把握其中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其次我们应结合现代／后现代文艺研究，从中寻觅现代性内部的分裂线索。

先说它与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如前述，现代性原为一种抽象的哲理构想，它出自一批心地善良的启蒙思想家之手，迭经修补，形成一幅理想蓝图。

由此看来，现代性不啻是新生资本主义的梦想：它满腔激情，气势如虹，一扫中世纪蒙昧和封建传统的僵滞。

从诞生起，现代性就不断向世界发布变革信息，许诺理性解决方案，发誓要把人类带入一个自由境界。

可在300年的扩张中，资本主义无时不在背离其许诺。

与现代性的美好理想严重相悖，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铜臭和血腥。

它张狂进取，索求无度，每到一处都带来旷世未有的冲击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污染、异化和沉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他经典的张力性语言刻画了现代性善恶并举的本质：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已经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的生产力。

……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如此赞美它的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马恩全集》4卷，第469-70页）一如马克思所言，现代性也强迫古老的中国接受它多变的生活方式。

它的东渐，一度被中国人喻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双喜临门。

但为摆脱依赖局面，中国人不得不借现代性之力，反复发动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现代性的本土化。

这便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四个现代化。

准确地说，西方现代性既非两项合成，亦非四项并列，而是三位一体：即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艺术自由。

作为理性，它包含3个子项，分别是认知理性、道德理性、艺术理性。

从哲学上讲，这3项理性协调运转，便能构建一个完美社会。

但是自尼采以降，现代性不断遭受批驳，渐至整体裂解。

而冲突裂解的迹象，最生动鲜明地体现在现代派文艺作品中。

再看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纠葛。

我们所说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一般从1857年算起，即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波德莱尔《恶之花》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那一年。

而俄裔作家纳博柯夫1958年在美国出版畅销书《洛丽塔》，则象征着后现代文学出场。

请注意，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现代性，这是因为现代性是一复合型命题，它虽包含文艺项，却不限于文艺。

所以我们须以多重方法，分头探查不同领域，考虑其间互动关系。

据此，我把现代性问题拆成3项，依序讲解，分别为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

文艺现代性有关现代性的争论，是由现代主义(Modernism)引发的。

第一波争论起于30年代，主要在欧洲左翼批评界展开。

其中卢卡契与布莱希特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最为有名。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也分头提出文学生产与文化工业理论，这对后人探究文艺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

可以说，左派论争给我们留下了两条解释线索，其一是语言学，其二是机构研究。

现代主义作为一场叙事危机或表征危机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论及历史叙事，大意是：社会安定有助于叙事传统形成，而强权统治会压制民众的语言欲望，引发叙事危机。

德国左派理论家卢卡契受此启发，大力推崇现实主义。

在他看来，歌德、巴尔扎克一类现实主义作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因而能代表健康文化，并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

到了资本主义成熟期，社会冲突加剧，异化倾向严重，迫使作家日益丧失整体认知的能力，此时便出现了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小说。

此后的现代主义诸流派愈发变得悲观消极，狭隘颓废。

在认知与反映层面，现代派作家只能摇摆于抽象客观和虚假主观之间。

卢卡契的批判，遭到法兰克福学派大师阿多诺的反驳。

与卢卡契一样，阿多诺也认为现代主义确与作家对语言的质疑与实验有关，就是说，他们陷入了一场因资本主义急遽发展而造成的叙事危机。

可他不像卢卡契那样责难现代主义，反而视其为进步作家的英勇反抗。

在阿多诺心中，文艺是左派抵制资本整合的最后阵地。

他在《启蒙辩证法》中称：理性蜕变成工具理性，技术上升为统治原则，文化工业加剧了精神生活的萎缩；它窒息天才，压抑反叛，迫使语言庸俗化，文艺向商品衰变。

晚年的阿多诺更加悲观，他把所有希望都寄于激烈的文艺创新，甚至要求文艺放弃交流功能，以示左派对资本主义的绝裂。

到了60年代末，这一决裂倾向演变成解构。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告示天下：现代主义是一场表征危机，它证明现代人不再是知识中心，因为语言自身混沌不明，词语意义更是滑动的游戏。

由此推论，生活虽是艺术源泉，但它不可再现，或难以表征。

所以传统的摹仿论、表现论、反映论一时都成了空话。

以上几位意见不一，但都把语言当作了现代主义的解密门径。

他们突出资本主义的精神压迫，关注作家的怀疑心态，以及他们苦于表征的困境，以此说明他们无休止的反叛创新。

这样一来，语言形式就变成我们判断现代派文艺的主要标准，它至少有如下一些文本特征：一，颠覆传统叙事。

叙事方法上，现代派作家鼓吹杂语对话、含混多义，反对万能叙事者作统一明确的述说。

这一倾向走到极端，不仅破坏传统叙事，还导致阿多诺所说的“非交流”，即全然看不懂。

二，题材上追求新奇、怪异、反常和私人化。

批评家注意到，现代派作家专挑那些让读者不安，并威胁他们珍贵感情的题材。

他们先是向传统习俗挑战，出奇制胜，继而攻击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三，结构上支离破碎。

现代派文学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有机整体观，走向拼贴模仿。

它大量应用蒙太奇、戏仿、反讽和隐喻，造成时空颠倒，距离消失，结构错乱。

上述语言方法着眼于文本，方便教学，所以在欧美学界流行至今。

它的缺点是悲观偏激，直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座语言囚笼、一副精神枷锁。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远不止于此，它在更大程度上倒是一部令人叫绝的生产机器。

现代主义作为一场艺术机构变革在30年代的讨论中，布莱希特也有可贵的贡献。

他宜称，艺术表现真理的方法千差万别，所以应鼓励文艺不断创新。

现代派技巧也不尽颓废，它可以用来为革命服务。

这位戏剧大师偏爱现代派手法，他的艺术实践也相当成功，这表明语言学方法大有遗漏：现代主义不只是一种语言困境，它还涉及社会变革的深层影响，例如艺术机构和文化生产。

在这方面，值得纪念法兰克福学派的天才思想家本雅明。

在《技术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提出了文学生产论，还发明一个“光晕消失”概念。

光晕(Aura)原指环绕艺术作品的神圣气氛，或一种令人起敬、并向艺术品膜拜的心理距离。

光晕起源于人类祭祀。

世俗艺术兴起后，光晕依然是艺术的标记。

它证明，艺术品天生有其标准：独一无二和真实权威。

没有光晕，就谈不上艺术，只是赝品(Kitsch)。

本雅明指出，机器时代引发一大变化，即文艺作品光晕消失。

何以如此呢？首先，艺术品实现了大规模机器生产，万千仿制品不再具备独一权威性。

其次，传统接受模式瓦解，原本由少数高贵者享用的艺术如今要服从大众需求。

最后，艺术不再与祭祀相关，它受制于政治经济。

本雅明引入一种全新视角。

他从艺术生产和接受的变革趋势来看待现代主义崛起。

对社会学家而言，这恰是一个机构研究方案。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左派学者在两个层面上解读现代主义文艺现象，其一是语言文本研究，其二是艺术机构研究。

后者的优势是，它把现代派文艺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串联起来，这就为当下研究圈定出一个战略交叉点。

这一交叉，就是文艺表征(Representation)与文化再生产(Reproduction)两大课题的贯通。

何谓文艺现代性？不妨说，它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

它反对资本主义精神整合，却一再遭遇叙事或表征的困难；它珍爱自身的独立超越，却被迫一步步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精密控制。

换言之，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痛苦演变过程中，文艺现代性发生了严重裂变，而这一裂变的趋势，即是现代派作品逐渐放弃它原有的文艺再现功能，转而顺应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

哲学现代性60年代，美国文艺界掀起第二波论战。

论战的主题从现代主义的衰竭，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从中引出了“哲学现代性”的命题。

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降临，伴随着空前的文化骚乱。

一代反叛青年从嬉皮士、新左派，一直闹到民权运动和“反文化”。

在文艺领域，它也造成激进与保守的对垒。

保守阵营的代表是屈瑞林、贝尔等学术权威。

对立面则是他们的学生，一伙批评界的后起之秀。

在老一辈学者眼中，战后美国文化堪称礼崩乐坏，江河日下。

从“垮掉的一代”的创作到梅勒、贝娄等的小说，都体现出一种厌世倾向。

这些后现代作品的通病，是“全然摈弃我们的思想习惯与文学准则”。

如果说现代派还多少表现一些人性，后现代作家则只会虚构反英雄及其荒诞经历。

针对封杀，青年人揭竿而起，反击保守统治，倡导文艺新风。

著名者有巴思《衰竭的文学》，菲德勒《小说的终结》，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等等。

这些反叛主张，在美国文艺界激起一片后现代喧闹。

70年代末，喧闹升级为一场国际辩论，参与者有英国的洛奇，荷兰的佛克玛等人，他们争论哈桑的超批评，关注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美学。

这场鏖战，虽给后现代增添了魅力，可文艺家解决不了自己的麻烦。

于是论战由文艺转向哲学，由美国转向欧陆。

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哈佛教授丹尼尔·贝尔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冲突理论。

站在保守立场，贝尔谴责后现代主义造成的混乱，要求规范文艺，重建信仰，恢复秩序。

1980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一项未竟工程》，指名批驳贝尔，并挑战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反现代立场。

次年，哈贝马斯亲往美国，发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讲演，此举标志现代性讨论的国际化与多学科化。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立场一，从哲学上讲，人们争议的现代主义只涉及现代性的一个侧面，即文艺／美学现代性。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扩展视野，从头研究现代性。

二，在伏尔泰、卢梭那里，现代性是一项社会设计，它精致和谐，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