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的思考【摘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的疑问，也与一百年前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暗合。

“钱学森之问”为“李约瑟难题”注入了新时期的特色，也使其更加具体化，这两者之内都蕴含着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深深忧思。

无论是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试图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分析、研究以寻找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与规律，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前沿的行列。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发展科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各国也将培养科技人才作为强国的根本。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体现了我国在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中遇到的瓶颈。

“钱学森之问”既是“李约瑟难题”的继续，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某种解答。

二者既有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呈现出具体的差异性。

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和外延李约瑟难题由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由于难题本身多样化的形式，从而使得难题自身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外扩而带来了大量的争议和怀疑。

但也正是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反复的分辨，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了富有生机、不断发展的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发出不同的气息，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1.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李约瑟难题”在国内通常被表述成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简化形式。

而李约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著作之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描述。

虽然形式不同，但基本含义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以下是三种比较典型的表述方式：第一种表述出现在1938年左右，后来李约瑟回忆说：“我们在略微熟悉了以下情况之后，心中又产生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我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又怎么可能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比欧洲先进，对自然界的知识比欧洲人多，能够更有效地把这些知识应用于造福人类呢？”1第二种表述出现在1954年，随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出版而出现的。

该书第二章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始精神........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萨维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者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2这是“李约瑟难题”第一次以专著文本的形式公布于世。

随着这部巨著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流传，“李约瑟难题”成为国际科技与文化界的颇具魅力的问题。

第三种表述出现在1990年李约瑟从英国寄来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

这是1964年那篇文章的修改稿。

其中关于该难题的表述是这样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3这后边一问显然是吸收了“获得科学知识”的提法，但又把时间上限修订为“公元前一世纪”。

到此为止“李约瑟难题”的文本就规范化了。

以上三种不同表达方式不难发现“李约瑟难题”自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

从难题的酝酿、提出再到不断地修订，证明了这一命题正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的，也正是这个命题充满活力所在。

2 “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之争随着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深入，在“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问题上产生了三个不同派别：肯定派、否定派、怀疑派。

其中持肯定态度的占绝大多数，他们或者是从社会结构方面、或者是从思维方式上面、或者从文化语境方面做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正面解答。

而持否定或者怀疑态度的虽占少数，但也从难题本身无意义方面、难题本身有逻辑矛盾方面、难题需要修正等方面加以阐述。

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三种说法：一是“无意义说”，持此观点最著名的三位人物是席文、席宗泽和吴国胜。

“无意义说”理论基础是“近代科学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疑问。

而实际上近代科学在科技发展的继承性方面、真理的可检验性标准方面、科学的适用性方面都证明了其具有普遍性，所以这个观点本身也是有缺陷的，很难成立。

二是“逻辑矛盾说”，代表人物是张秉伦和徐飞。

三是“修改说”，诸如范代年、钱兆华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难题自身存在着内在逻辑矛盾和缺陷，因而主张对难题重新进行修改和定义。

4虽然这几派各执己见，但是正是这种对待难题的不同态度，才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和热点，真正体现了难题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

二.“钱学森之问”的产生及其内涵“钱学森之问”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出现，解开难题背后的谜团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学森直接明白的表述是在2005年，当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向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后来这段话被概括为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5钱学森正是通过对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做出了充分的了解、思考之后才说出了他的疑问。

1钱学森所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特点与现状20世纪中期，在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美国率先刮起了一场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暴，这场风暴很快在全球蔓延开来，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第四次科技革命”。

6这次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现有知识范围、重新建构了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速度日益加快，不同技术领域相互交叉和融合；涌现出了大批新兴的高技术群体，涉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型结构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领域；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决定科技发展的主导力量，信息产业随着计算机相关产业的发展，确立了在社会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回顾上世纪的世界不难发现，决定国家兴衰荣辱的正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速度的因素是很多的。

但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的当今时代，真正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背后的手正是科学技术本身。

因此国外的科技发展速度对我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环顾周围使得他们倍感焦虑。

2钱学森面对的国内环境在近几十年科技建设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是必须看到仍然有多种原因限制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他们主要包括：科研经费不足，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之中，科技投入较少是根源所在。

我国科研经费的增长不仅不稳定，而且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国家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在资金投入方面确实无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人员的人均享有的投资额度相比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较大差距。

与此同时，大量的科技人员集中于政府机构之中，企业、社会中的科技人员数量过少。

在现代经济制度中，企业才是真正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而企业当中科技人员比例过低就限制了企业在产品研发、产品创新领域的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

7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增加科技投资力度、推动企业自主科技研发能力、提高科研产出率等措施才能有效地改善我国的科技环境，促进科技的发展。

三.两者本质的一致性与具体的差异性在学术界，尽管对“李约瑟难题”本身有不同表达，但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什么落后了？”其中表现出的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切。

而以钱学森为首的当代学人对“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原因”的反思最终也落脚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问题上。

“钱学森之问”正如“李约瑟难题”一样，是社会发展实践凝练出的命题。

站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形成、发展以及解答，都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体现出思想发展的逻辑。

二者都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出发，凝结出思想发展的逻辑，都经历了从实践命题到学术命题的发展脉络，而最后落实到社会实践的解决上。

虽然二者有着深刻的本质联系，但是其具体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二者提出的时代背景有差异，二者的追问虽然都落在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上，但“李约瑟难题”是在中华民族最为危机的时刻提出的，而后者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社会实际发展提出的；其次二者追问目标有差异，前者追问的核心是“为什么没有”，解决目标是“如何才能有”，后者是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科学技术前提下提出的，目标是怎么解决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8最后对二者解答的差异，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方面着重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有的人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制度，有的人归结为儒家保守观念等等，而后者着重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反思，把最终原因落实到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学森之问”从人才教育培养的角度解答了李约瑟的问题，但是，他本身提出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深化了“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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