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城市空间分布研究

2009年11月社科纵横Nov，2009总第24卷第11期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24NO.11

中国发展历史表明，历代政府都比较注意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封建社会晚期的清朝同样也不例外。尽管清时甘肃已由明代的边疆转变为腹地，但特殊的区位使其所受的关注并未减弱。随着清政府向甘肃荒远地区的不断开拓以及民族贸易的日渐发展，甘肃地区形成了系列新兴的城市，从而导致清代甘肃城市数量增长，空间密度增大，分布更趋均衡化。同时，由于交通、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清代甘肃城市空间分布多集中于黄河一线以东的局面并未改变。

一、清代甘肃城市的空间分布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城市的分布较多地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同时，人文因素及其历史基础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与分布。此外，由于众多影响因素的不平衡发展或不断变化，旧的区域城市分布格局又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随着历史的推进，清代甘肃城市的空间分布也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变化。

1.就城市数量与密度来看，呈上升的趋势

清代甘肃以省治兰州为中心，东至陕西邠州长武县界1000里，西至河州阁门界1120里，南至四川龙安府平武县界1370里，北至亦不剌山1040里，东南至汉中府略阳县界1230里，西南至洮州卫番界930里，东北至延安府保安县界1430里，西北至沙州卫外境2440里[1]。据学者估算，清代甘肃的土地面积为16万5千多平方英里，合42.75万平方公里，是清朝最大的仅次于云南和四川的内地省份[2]。

随着清代社会渐趋稳定，甘肃地区的行政区划也不断得到完善。到雍乾之际，甘肃领府八、直隶州三、又州八、县四十五[3]。按照一治一城来计算，并排除府县同城的情况，此时甘肃有行政性城市55座，每平方公里有城市1.29座。此后，由于各种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甘肃城市或建，或废，但总体上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增长。至光绪末年，甘肃省领府

八、直隶州六、同知六、通判四、州六、县四十七[4]。按照同一标准计算，其城市数当达68座，城市密度每平方公里达

1.59座。较之清中前期来看，也有相当程度的增长。

2.就空间分布来看，清代甘肃城市东多西少、南多北少，偏集于黄河一线以东

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对边疆的开发是由内向外逐步推进的，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军事性城市与经济型城镇，也往往呈现出由内地向边疆逐步减少的趋势。清代甘肃尽管由明时的边疆变为了腹地，但历史形成的这种城市分布格局仍然得以延续，并无实质的改变。

清代甘肃城市的经度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天文志·表》，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23）。

说明：所谓的西经度是以当时的京师北京为主，甘肃在其西，故称西经，与现今有别。

城市数除府州县厅治所外，尚包括一部分县丞、州同等官驻地。

清代甘肃城市的纬度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天文志·表》，见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23）。

从经度上看，甘肃地区城市主要集中于西经8至13度之间，即洮岷、狄道、兰州一线以东地区，包括陇中黄土高原、陇东、陇南及银川平原等。其间的城市数达57座，占到整个甘肃地区所列城市84座的67.9%。再就纬度分布来

清代甘肃城市空间分布研究

黎仕明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德阳618000）

【内容摘要】随着清代政府向边疆地区的不断拓展与经济贸易的发展，甘肃城市获得了一定发展：城市数量增长，密度上升；城市空间分布更趋均衡。同时，由于自然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偏集于黄河一线以东的局面仍然得以维持。

【关键词】清代甘肃城市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9）11-0099-03

西经度8-99-1010-1111-1212-1313-1414-1515-1616-1717-1818-20

城市数51021129856323

北纬度32-3333-3434-3535-3636-3737-3838-3939-4040-41

城市数151521168981

*作者简介：黎仕明，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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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主要集中于北纬34至37度间，即岷州、阶州一线以北，大通、平番、海城一线以南地区，包括河湟、陇中、陇东及陇南部分地区。这一区域城市达到52座，占全部城市的61.9%。综合二者来看，清代甘肃城市主要集中于陇中、陇东、陇南，而其他地区相对较少。

二、影响清代甘肃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

1.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空间分布影响极大

由于东部宽广、西部狭长，且呈西北——

—东南走向的地形状况，甘肃东部、东南地区更容易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加之分布密集的外流河，都使该地区农业经济开发较早，人口相对密集，以人口为构成主体的城市亦形成相对较多。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泾州每平方公里达100人，秦州和庆阳府40人，兰州50人。河西走廊人口密度虽然比过去增大，其中甘州23人，肃州10人，最西端的安西州仅约1人，但与甘肃东部相比仍相差了若干倍[5]。与此相对应，甘肃东南部城市的数量、密度要明显高于西北部地区。

尽管河西地区有雪山之水的滋养，但随着人类的过度开发，沙漠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形成了绿洲与沙漠、戈壁犬牙交错的局面。其中著名的绿洲平原有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河流域的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等。绿洲农业在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由于河西走廊谷地狭窄，因而绿洲面积相对来说较小，所能承载的人口也相当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绿洲上城市的发展。同时，绿洲间距离遥远，城市之间缺乏分工协作；相似的生态环境又往往衍生出单一和封闭的经济结构，与外界的联系也较弱，从而束缚了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古以来河西并未出现较大规模城市，及城市数量在汉代急剧增长后却逐步减少，至清代趋于稳定的原因。

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对清代甘肃城市的空间分布影响巨大，大多数城市都位于河流经过的地方，以便于人们生产、生活对水资源的获取。这一种现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里具有某种普遍性，内在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明显的甘肃表现得尤为明显。

2.政治军事目标对甘肃城市空间分布影响明显

对人民实行有效的统治以维护王权的稳定及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位居多民族交汇要冲之地的甘肃，其所受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修建作为政治军事据点的城市便成为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新的政治军事性城市的修建，无疑改变了旧有的城市分布格局。

清代甘肃河湟地区在明代西宁卫、碾伯所、贵德守御千户所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对“番回”的有效控制，又增加了大通、循化、巴燕戎格、丹噶尔4座行政性城市及永安、北大通、黑古城等近10座军事性城堡[6]。此举不仅改变了河湟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与政治中心城市明显偏少的不对称格局，而且奠定了民国时期乃至当今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基础。而宁夏、平凉间，由于地域辽阔，地方统治者有鞭长莫及之感，加上同治回民起义，该地区又成为回民活动的重要区域。因此，设治建城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已成为平

定回民起义后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在同治十一年（1872）夏四月镇原县举人就曾上“增设县治书”，认为灵州“辖地甚广，北至花马池，南至下马关，延袤六七百里，万非一州牧之力所能裁□，除州北花马池原设州同一员外，州南四百余里，至下马关始有营汛，承平日久，奸宄生心，盘踞勾结，遂成今日之乱。请于金积堡、下马关酌设营县抚治，操防则豪滑无所凭依，人民自安耕□”，最终总督左宗棠即如议行奏请，“升金积堡为宁灵厅，设同知一员，参将一员，归宁夏镇道管辖；升下马关为平远县，设知县一员，游击一员，归固原直隶州固原提督管辖”[7]。不仅如此，回民起义后还升固原为直隶州，置州判于硝河城；改盐茶厅为海城县，并于打拉池置县丞；划平固华亭各属地为化平川直隶厅通判，同时于庆阳安化县设县丞于董志原[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地广城稀的面貌。

当然，甘肃荒远之地因政治军事需要而设治建城，而建城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加强对地区的控制，因而对城址的选择仍有一定的要求，往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优越的地理条件。如巴燕戎格厅“雪岭北环，大河南界，锁钥诸邑，弹压群番”，循化厅“据番境之上游，倚黄河为险固”，宁灵厅“地当冲要，羌回杂处”，等等[9]。这些临河、险固及“适中”之地往往都是边荒、僻远之区，清代政府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建制设城，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了城市空间分布上的均衡程度。

3.经济开发对城市空间分布的局部影响

毫无疑问，随着清政府恢复经济措施的实施，在那些荒僻、边远的地区，随着农业开发的不断深入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要求设立行政建置以便于管理之议也不断兴起，从而一些因开发建设而形成的城市得以产生。

纵观整个清代甘肃，因经济开发建设而兴起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嘉峪关以西地区以及宁夏以北的地区。如嘉峪关以西地区在清初为经略西域在此移民屯田，曾设二厅四卫一所，此后一度调整而形成一直隶州二县的行政建制，净增三座行政性城市。另如宁夏察汉托辉地方，因地域辽阔有大量可开垦土地，于是清政府决定在该地区进行移民屯田。在大规模屯田的基础上，清政府决定设置“宝丰”、“新渠”二县城。总的来看，由于经济开发而建城的现象往往发生在边荒之地，从而改变了区域无城的历史，也部分改变了甘肃地区城市的不均衡状态。

4.陆路交通对城市空间分布的制约

甘肃作为一个内陆型的地区，尽管有众多的河流，但是，由于滩多流急，狭道众多以及季节性明显，适于航运的河段相当之少。除了黄河有一定的水运能力外，其他河流几无水运，或者水运能力极弱。因此，陆路成为甘肃地区最为重要的行人载物的途径，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分布。

出于经略新疆及青藏的需要，清政府对甘肃地区的陆路交通极为重视：设驿站，备驿马，官为经理，从而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络。由长安西经皋兰出嘉峪关赴新疆之路，是清代甘肃最为重要的交通干道与官道。此路沿途分布的城市众多，有泾州、平凉、隆德、静宁州、会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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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8页）式婚礼，村长讲话，新夫妇提出搞好生产、学习的保证。吴凤信的母亲说：

“两个人挺说得来，自己搞对象，我也高兴。新式婚礼又节省又热闹，还是毛主席领导得好。”李秀珍父亲说：“新式结婚没坐轿子，没买柜子、箱子，我省下的钱一定买上肥料，把明年生产搞得更好。”群众反映：“新式结婚真正好，省心又省钱，热闹又节约。”[3](P594—595)（三）把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发挥了妇女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

由于普遍的婚姻法教育，北京市妇女增强了向封建残余作斗争的信心，解除了阻碍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束缚，妇女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如十四区五合村有许多妇女参加挨户访问工作，一面征粮一面宣传婚姻法，有40多个妇女帮助装车，在4个多小时内完成了72000斤公粮的包装。十五区民校学生增加了400人，多数是妇女。八区有827个妇女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3](P594)。郊区许多村庄从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妇女和男子同劳，得不到同酬。大家在这次运动中，认识到男女应该平等，许多互助组开始公平合理地评分，大大鼓舞了妇女的劳动热情。石景山区鲁谷村1952年只有6个妇女参加农业劳动，而1953年仅修抗旱沟中就有72个妇女参加[13]。

总之，北京婚姻制度改革是成功的，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不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为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深刻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以“男尊女卑”为核

心的封建思想。这极大地改变了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了北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2］北京志·政务卷·民政志［M］.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3］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C］.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4］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J］.河北建设，第136期，1952年12月.

［5］人民日报［N］.1953年2月2日，第1版.

［6］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5卷）［C］.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7］人民日报［N］.1953年2月2日，第2版.

［8］人民日报［N］.1953年4月12日，第3版.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人民日报［N］.1953年2月1日，第1版.

［11］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卷）［C］.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12］人民日报［C］.1953年3月14日，第5版.

［13］人民日报［N］.1953年4月27日，第3版.

定、皋兰、平番、古浪、凉州、永昌、甘州、高台、肃州、玉门、安西州等16座重要城市。此外，尝有皋兰赴四川之路，由兰州、定西至陇西分为二条：一过岷、武都、文县至四川阴平；一过天水、礼县至陕西略阳、四川北栈道。皋兰赴石嘴子之路，由兰州、靖远、中卫、宁夏、平罗至石嘴子。平凉至石嘴子之路，由平凉、瓦亭、固原、宁夏、平罗至石嘴子。皋兰至关中南大路，由兰州、定西、陇西、武山、伏羌、秦州、清水至陕西陇县。皋兰至青海、西藏道，由兰州、平番、碾伯、西宁至丹噶尔，入青海可达西藏。

可以看出，这些交通干线几乎囊括了甘肃所有的城市，未在这些线路中的敦煌、金县、循化、巴燕戎格等，也通过支线与干线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些陆路干线主要集中于陇东、陇中、陇南、宁夏、河湟一带，相互交叉连接，也使该地区成为清代甘肃城市最为集中的区域。出河西唯有一途通新疆，城市以珠串的形式分布于这条狭长的道路上，廖若星辰。

三、结语

综观清代甘肃城市的空间分布，我们发现，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仍然强烈地依赖于地理环境以及建立在地理环境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区域。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及河谷地区，由于更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而成为政府最为关注的地区，也往往在此区域设立政治统治据点的城市。此外，在某些经济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的地区，如河湟与蒙番交界之地及山高地寒的固原一带等，出于政治军事控制的需要也往往设治建城。这些，都使清代甘肃城市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空间分布更趋均衡

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交通领域中现代性革命的缺乏，在东中部地区因工矿业开采及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新型经济中心城市在甘肃并没有出现，城市的分布基本上延续了历史时期的“自然”发展状态，偏集于黄河一线以东的局面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1］许容等监修.甘肃通志（卷4）·疆域［C］.中国边疆史地丛书（第二辑），文海出版社.

［2］参见濮德培.清政府与甘肃谷物市场（1739—1864）［A］.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C］.中华书局，1992.

［3］许容等监修.甘肃通志（卷3）·建置沿革［C］.中国边疆史地丛书（第二辑），文海出版社.

［4］甘肃全省新通志（卷4）·舆地志·沿革表［C］.中国西北文献丛书》（23）.

［5］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下册）［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86页.

［6］杨应琚纂.西宁府新志·纲领志（下）［C］.中国西北文献丛书（55）.

［7］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23）［C］.中国西北文献丛书（97）.

［8］甘肃全省新通志（卷4）·舆地志·沿革表［C］.中国西北文献丛书（23）.

［9］甘肃全省新通志（卷8）·舆地志·形胜［C］.中国西北文献丛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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