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史看大众对历史经典的演义戏说与颠覆

从三国史看大众对历史经典的演义\戏说与颠覆作者：金久红来源：《中州学刊》2011年第02期摘要：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政权对峙，正统纷争，这对史学家建构信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但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时代，却恰恰为区别于主流学者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解和叙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是此，尽管《三国志》、裴注与《资治通鉴》提供了关于三国时期精英文化的信史范本，但广大民众却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求，脱离开精英文化主宰的主流知识话语系统，演义、戏说甚至解构着历史经典。

宋元的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演义了三国的历史，表达了古代民众的历史想象；新时期影视剧的戏说三国，则成为影像时代大众的历史快餐；而网络文化时代愈演愈烈的大众“恶搞”却已发展为彻底颠覆经典。

梳理这些不同时期大众对历史信息的接受和叙说方式，可以清晰地展现史家经典的历史遭际和代表大众的亚文化的成长及问题，这有助于我们体认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勘测社会文化史的流变。

关键词：三国演义；文学想象；影视戏说；三国史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2—0171—04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正统纷争，对史学家理清脉络、建构信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但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时代，却恰恰为区别于主流学者的大众理解和叙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所以，尽管《三国志》及裴注、《资治通鉴》提供了关于三国历史的精英史学范本，但民众却仍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求演义、戏说甚至解构着历史经典，而且在当今众语喧哗的消费文化背景下，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大众文化与精英史学的冲突，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诉求与社会力量的变动，作为日益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一、演义三国——古代民众的历史想象史家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居于文化舞台的中心，作为“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他们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并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

但是，普通大众由于很少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或很少识字，所以很难加入这种文字经典的共享，因此也就无缘了解和接受这些文化精英所推介的价值准则。

然而，民众又从来不曾远离历史，他们虽然因缺少文化而难以成为书面文化的共享者，难以有机会接触并理解主流文化学者所构建的历史叙述，但他们却一直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历史的兴趣和历史叙说的意见。

普通民众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和叙说，主要不是得自于精英史学的宣讲，而是源自于市井平话的俗讲、戏曲的渲染，而且其间还体现出与精英史学大异其趣的价值观念和需求特点。

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九中就曾记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这说明，至迟在宋代，市井阶层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接近戏剧化的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讲史活动。

而且透过一些记载可以看出，相较于《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的立场，三国时期的正统和僭伪问题在民众的认识中有着很大的不同。

如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曾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

”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亦有此类记述：“京师有富家子……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

”这说明民众在对三国史的理解中附加了自己的感情和价值标准，同情的是刘备的蜀汉政权。

在民众看来，刘备行事宽厚仁德，而曹操待人残忍奸诈，其“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行径，已经远远超越了民众的道德底线。

显然，这种做法在人们的道德世界中不能被接受，于是人们绕过了凭正史之名义确立的历史权威，抛开了“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评判标准，而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诸葛孔明的“忠”，便在这种道德选择和道德评判中得以大肆渲染。

除了道德选择，民众对历史的审美标准也体现出自身的群体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引领着民间历史叙说的方向。

与史贵求真的史家观念不同，民众之性素来好奇。

于此王充曾感叹：“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

”①这本是与直书实录的历史叙述原则背道而驰的，但却因百姓的喜闻乐见而顽强地在主流话语的排挤下拓展出了属于民众自己的历史叙事空间。

这种另类的历史叙事虽然情节未必属实，但却真切地表达了人们的人生渴望和爱憎情感。

这一点在传世的元代《三国志平话》中便可见一斑。

“三谒诸葛”的故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总共只有10字：“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但借助于讲史艺人的铺陈，在《三国志平话》中却变成了一段一波三折的求贤佳话。

历史经典中的史传素材就这样被添枝加叶敷衍铺陈，史传的内容也从细节化、离奇化等多个角度被尽情渲染。

在讲史活跃的同时，三国故事还逐渐被大量搬上戏剧舞台，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其剧目多达40余种。

而据朱平楚先生统计，从13世纪末到16世纪所出现的三国戏全剧保存下来的便有21种，还有4种保存了部分片段，21种保留了剧名。

②它与讲史活动类似，都是从民间说话这一源泉中吸取了素材。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罗贯中着手写作自己的演义时，三国故事不仅仅已经连成了一个固定的系列，而且已经得到了文学的加工。

其形式有平话，有戏曲，也有《花关索传》一类说唱作品。

”③而这些说、唱的素材、这些刻意制造的曲折、惊险，无疑又都为《三国演义》的编著准备了条件。

据学者周兆新统计，《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就有35个故事见于《三国演义》，包括桃园结义、鞭督邮、三英战吕布、连环计、三让徐州、曹操斩吕布、论英会（即“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勘吉平、关羽刺颜良、灞桥挑袍、五关斩将、斩蔡阳、古城聚义、襄阳会、三顾茅庐、博望烧屯、赵云救主、张飞据水断桥、孔明祭风、火烧战船、曹操华容道遇关羽、刘备东吴招亲、庞统之死、刮骨疗毒、单刀会、黄忠斩夏侯渊、关羽斩庞德、水淹七军、关羽失荆州、张飞遇害、孔明布八阵图、七擒孟获、孔明斩马谡、秋风五丈原、死诸葛走活仲达等。

以上这些脍炙人口的传世名段，有的是对历史事件的夸张渲染，有的是对不同人物事迹的移花接木，还有的甚至干脆是人们的凭空想象。

对此，《三国演义》都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增饰与发展。

但罗贯中在吸纳民间想象力的同时，也很注意遵循历史的主线，努力拉近这些民间讲述与史学经典的距离。

他依据《三国志》等史书，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更改和补充，“使《演义》内容更充实，规模更宏伟，给读者造成一种全面展现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印象，从而加强了演义的号召力”④。

而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以文雅弥补了民间叙事的浅薄，既将阐发《三国志》蕴含的“义”作为目标，又并非简单地重复史书的陈旧观念；既纠正了《平话》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偏颇，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

⑤精英史学贵在传信，市井文化重在传奇。

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融俗于雅，“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⑥，既采用了主流学者的历史构架，又融合了大众文化的传奇需求，于是最终成就了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

但极富戏剧性的是，它塑造的本是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演绎的本是一个个夸张渲染甚至无中生有的历史故事，却被民众虔诚地当做历史的本真来信赖、解释和叙说。

广大民众有的只是粗通文墨，而更多的是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这就使得他们在客观上无法参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经典的共享，导致他们的文化信息十分闭塞。

但可能正是由于他们较少的文化教育，才对文化本身充满了更多的崇敬与向往。

而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听书看戏几乎是他们仅有的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

于是，这来之不易的文化信息便被他们小心珍藏、反复回味，在对这种信息的不断咀嚼和反刍中，便无形中强化了由此得来的历史印象，而这些印象在流传中又反过来会进一步附载民众的历史观念和人生向往。

所以，这种声音尽管一直处于很边缘的地位，但它在民间流传的生命力却极其顽强。

实际上，由于强大而悠久的史传文化传统，即便是在主流学者阶层，这种“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志怪猎奇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作为一种历史的附庸来看待。

在人们的观念中，它至少讲的是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的历史，而且，直到《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艺文志》，还被归入历史传记类。

“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

”⑦但在下层民众中间，将之视为历史叙事的传统却始终没有太大改变。

即便是宋代以后，这些在精英史家看来荒诞难稽的历史想象也仍然被民众视为一种历史的叙事，而与艺术虚构无关。

所以，《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史书，没有也无需秉承史学求真的宗旨，但却在中国这种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在民众对文学文本的历史接受中，将小说家对历史事象的理解、体认与评判，戏剧性地转化成了历史信息。

而且借助说书人和戏剧家的传播刻画，它的影响还跨越了文字的鸿沟，普及到了无缘于圣贤之教的白丁、妇孺，它使下层人民对三国历史的了解远远超出了对其他时代历史的了解。

而在这种历史演义的广泛普及中，正统的史学观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恰好相反，视传闻、小说为真实历史的观念倒是对正统史学构成了一定的冲击”⑧。

有的学者甚至对这种状况愤愤不已，如陆以格在《合肥学舍札记》中就曾宣称：“余深恶《演义三国志》，子弟慎不可阅。

尝见京朝官论蜀汉事，有误引《演义》者，颇遭讪笑。

甚至裒然大集其中咏古之作，用及挑袍等事，笑柄流传，非细故也。

”但这种指责的声浪恰恰从侧面说明，就连博学的文人中也往往出现以演义为史实的情况，可见演义故事的深入人心及民间历史叙事的传播力量。

二、戏说三国——影像时代的历史快餐从古至今，虽然时代在变，但普通民众接受、理解和解读历史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却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教育的缺乏、阅读能力的低下，使普通民众面对艰深难懂、卷帙浩繁的史籍只能望书兴叹。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教育的日渐普及为民众的历史阅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史学界也推出了一系列历史典籍的白话文译作和通俗性读物，但是大众的历史阅读习惯却并没有像史家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的意趣也在改变。

人们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希望感受的是一种更强烈的感官刺激和一种纯娱乐化的放松。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已经越来越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品读历史经典，而同时影视中展现的历史便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便捷的文化快餐。

三国历史也因其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时代特征，成为历史剧热潮中的一个题材热点。

但是，伴随着这股热潮，三国影视剧也出现了历史剧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争夺受众的视觉注意力，它们一方面在形式上纷纷借助各种高科技手段创作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影像；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极力迎合大众的意趣，呈现出对历史经典越来越严重的篡改。

这种“戏说”倾向，使历史视像的叙述抽离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有意义，把历史本身架空成了一个符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