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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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于中国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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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寺庙

一、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姓乔达摩。约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君主净饭王之子,母亲摩耶是天臂国国王的女儿。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译为“释迦族的圣人”。

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摩耶临产前,要回娘家。行至国都外蓝毗尼花园,在一株婆罗树下小憩时,生下了悉达多。产后7天,摩耶去世,悉达多由姨母养育长大。

悉达多少年时代,时常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绪。他看到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受到病、老、死的痛苦折磨、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思索如何解脱人生痛苦这一命题。有一天,他从一位沙门(出家修道者)那儿听到出家修道可以摆脱生、老、病、死的道理,便萌发了出家修道的想法。悉达多的表现引起了净饭王的不安。17岁一说16岁)时,净饭王让他和邻国善觉王之女耶输陀罗成亲,并且修建及其奢华的寒、暑、温三时宫殿,挑选了一批美女侍奉,企图拴住他的心。

但是,净饭王这些做法丝毫动摇不了悉达多出家修行的决心。29岁(一说19岁)那年,他毅然抛弃了王位和财富,离别了妻儿,前往深山旷野寻师问道。可是,那些学者的学说,都满足不了悉达多的要求。

失望的悉达多放弃了参学生活,独自在迦耶山选择了苦行生涯,希望通过这条途径获得自身的解脱和觉悟。

经过六年坚持不懈的苦行生活,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他认真的进行反思,领悟到苦行无益,决定另行寻觅一条能过获得解脱、澈悟人生真谛的道路。他来到附近的尼连禅河,用河水冲洗干净满身的积垢。喝了一位牧家少女贡献的鹿奶,恢复了体力。在附近的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沉思静虑。并且立下誓言:“我若不证得正觉,终不起此座。”经过7天7夜(一说是49天)的冥思苦想,终于廓然觉悟,洞彻了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是年,释迦牟尼35岁(一说是30岁)。

释迦牟尼首先在波罗奈斯城的鹿野苑,为桥陈如、阿舍婆誓、摩诃跋提、十力迦叶、摩男俱利等5人布道说法,这就是佛经所指的“初转法轮”。陈桥如等五人成为释迦牟尼最早济度的僧侣,佛教的第一个僧迦集团也随之产生。

为了实践悟道后立下的志愿,此后的数十年间,释迦牟尼席不暇暖,沿着古印度商道传教说法。足迹踏遍恒河两岸,把佛教的种子洒遍印度各地。

释迦牟尼80岁涅槃于印度拘尸那拉城外。

释迦牟尼说法时,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佛教教义只能依靠他的弟子们记忆、背诵,耳口相传。因此,当释迦牟尼涅槃后,哪些是他直接的口述,僧侣们意见相左,时有争论。为了防止佛的遗教失传,释迦牟尼的弟子迦叶在王舍城灵鹫山七叶窟召集了500阿罗汉参加,历时7个月的结集佛经大会。由阿难诵出诸经,优婆离诵出戒律。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大结集。

释迦牟尼实施100多年以后,王舍城的长老耶舍在巡视东印度毗舍离城时,认为当地僧侣求施金钱等做法违反了佛教的教义,于是,在毗舍离城召集了700余名僧侣举行辩论大会。这次大会,史称佛教第二次结集。参加者大部分是有地位的上座部长老,通过了僧侣求施金钱、储存多余食品等十件细微末节的小事为非法。这次结集活动遭到毗舍离城僧侣的一致抵制,他们组织有上万人参加的结

集活动,通过会诵的方法,另行制定律戒,认为十事合法。因为这部分僧侣人数众多,故被称为“大众部”,这样,原始的佛教组织正式分裂为上座、大众二部,进入部派佛教时代。

在佛教的第二次结集后的数百年中,各地方的佛教教团逐渐独立。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迥异,师徒传承关系不同,对佛教教义、戒律的认识理解分歧,在上座和大众二部的内部,不断发生分裂,一共分裂出18部(一说20部)的佛教部派。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大乘思潮勃起。大乘教徒制定了与上座和大众部派佛教不同的佛典并冠以佛说之名,贬称部派佛教为小乘或声闻乘。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叶,大乘思潮遍及于印度全境。

在阿育王(?——前232)时代,佛教已经走出了印度国门。向南传入东南亚地区,向北传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我国的新疆。从此,佛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一)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期

从公元前2年到西晋时代,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期阶段。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方术、鬼神、筮祝、迷信盛行的时代。到了一世纪中叶,佛教在上层社会中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东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是最早信仰佛教的人之一。刘英喜爱黄老术,晚年信仰佛教,设佛堂,做法事,祭祀释迦牟尼。

东汉末年,中国社会纷争不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佛教重新获得了传播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佛教在民间的传播,民间奉佛人数渐增。

三国时代佛教的译经活动,以洛阳为中心,集中了昙柯伽罗、昙谛、康僧铠等译经家。三国短短的五六十年间,译经数目之多,可见一斑。

大量佛经的翻译,为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家在大规模译经的同时,研究、探讨和发展了佛教教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义学,迎来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期

佛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僧侣的队伍迅速膨胀,寺院的数目不断增加。一些寺院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

随着佛教寺院的急剧增加,后秦姚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管理僧尼的行政机构。设立僧正、都维那、僧录,处理佛教事务。

中外佛教的双向交流和大量佛经涌入中国,促使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译经高潮。隋唐时期佛教八大宗派的重要经典,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被翻译成汉文。大量的佛经被介绍到中国,为研究佛教义学创建了有利的条件。东晋南北朝时期,在蓬勃兴起的佛教义理研讨之风中,先后产生七宗十四派的佛教义学学派。这些佛教义学流派都是在专宗一部佛经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义学。其中,般若宗分化为六家七派。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义学的中国化,为隋唐鼎盛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在中国佛教兴盛发达的同时,中国佛教伴随唐代强盛的国势,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形成了汉传佛教文化圈。

唐朝帝室很重视对于佛教的利用,自贞观三年(629)起,政府组织译场,支持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历代相沿,直至元和六年(811)为止,绵延183年。

其中八大宗派的发展轨迹,客观地凸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概貌。八大宗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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