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聊斋女性形象的研究综述及《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女性形象比较

关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的研究综述
摘要：《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对其研究更加活跃，尤其是对其女性形象的研究。

历年来，对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从清初诞生伊始即受到世人的瞩目。

从诗坛盟主王士祯的题赠以及清中叶的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数家评点, 直至今日蔚为大观的蒲学聊学,三百多年过去了,研究领域涉及蒲松龄的生平家世,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文本内容、艺术手法、创作心理等等,研究的触角堪称无所不至。

震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小说中涉及女性题材的内容约有一百九十多篇, 塑造的女性形象约有二百五十多人,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反映出来的思想十分复杂。

因此《聊斋志异》的女性观、婚恋观倍受学者们所关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亦有一代之批评。

受时代环境因素、学术研究氛围等影响, 不同时期对《聊斋》的女性世界研究角度不一,侧重点各异。

清代沿袭传统小说的批评方式—评点,虽时有一些精彩的片言只语,却未能形成较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而进20世纪后的关于《聊斋》女性世界的研究,以80年代为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80年代以前的研究。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鹤突,知复非人”,指出了《聊斋》塑造“花妖狐魅”等女性形象,采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异类”的现实性的关注。

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研究视野集中于《聊斋》女性形象,尤其是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命运问题上对现实的批判。

一些有关研究《聊斋》女性形象的论文和专著以及解放后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侧重于挖掘《聊斋》诸多女性形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反礼教思想。

指出,蒲松龄在作品中热情歌颂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反对封建礼教,通过狐鬼花妖与人间男子的恋爱故事,塑造了追求个性解放,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和一部分痴情男子形象。

同时,批判了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现象,抨击封建伦理对女性身心的残害。

在一些论文中,充分肯定了蒲松龄女性观中的积极因素,如对纯真爱情的歌颂,对自主择婚的肯定等,也指出了其中的落后消极面,如肯定一夫多妻制，宜扬贞操节烈观,以及一定的宿命思想。

这一时期就女性问题展开专章论述的论文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关于关于《聊斋》思想内容的综合论述,其中不少涉及了对《聊斋》女性问题的研究。

如徐士年《试谈<聊斋志异) 的思想性》、刘世德的《鬼狐史块垒愁》、聂石樵《< 聊斋志异) 思想内容简论》、夏组弩《谈<聊斋志异>》等等；专著有杨柳的《<聊斋志异) 研究》、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任访秋《<聊斋志异>的思想性及艺术性》等等。

第二阶段: 80 年代的研究。

80年代是古代文学研究模式的转变时期,同时也是《聊斋》研究的丰收时期.山东大学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室,先后出版了四辑的《蒲松龄研究集刊》,淄博市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并出版了《蒲松龄研究》季刊,全国性的学术性讨论会和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

随着对蒲松龄与《聊斋》研究的重视和深人,一系列关于《聊斋》女性形象与婚恋问题的专论出现了。

如夏给弩《(聊斋志异)关于妇女的解放思想及其矛盾》,唐富龄《论<聊斋志异> 对爱情题材的拓展》,孙一珍《<聊斋志异>女性的心灵美》,赵美科《略论蒲松龄的爱情观》,辜美高《蒲松龄的妇女、爱情与婚姻观》等论文,都将《聊斋》中的女性篇章独立出来作深人的研究。

且角度各异，观点新颖独到,打破了前期研究相对沉闷的局面。

孙文指出蒲松龄“着意从妇女真挚的感情、美好的理想、高尚的品德等方面来提示人
物心灵美,”并从四个方面作析：一、“表现少女的真情实感和生活理想”。

二、“着
意女子的才智”,三、“复仇女性“,四、“济困扶危,成人之美”的女性形象。

赵文
认为哎聊斋》中大量女性形象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反映了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因素,
书中那些大胆追求情爱,追求个性解放的男女正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形
象出现的先驱,指出了从《聊斋》到《红楼梦》关于女性理想的一脉相承性。

文指出,蒲松龄因受时代的局限,认为女子必须三从四德、理家育儿,但又受晚明启蒙思
潮的影响,对妇女的观点有较崭新的看法:批判男尊女卑,并歌颂女子的才能,主要
表现在对女子的“文才”、“武艺”与“胆识”的歌颂与肯定。

李文则从结构模式和
美学特征着眼,指出《聊斋》爱情题材的作品存在着三种结构模式:一、“情爱的主
体是男性”,二、“女性作为男性情爱的客体,其身份不限于人,多为神妖狐鬼,三、“不论女主人公身份多么怪异,婚恋皆以世俗方式进行”,并指出,这三种结构模式
作为一种传统审美方式是在魏晋以来的长期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可见,这一阶段的研究较细致、深入,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聊斋》中女
性形象的现实意义,而且看到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随着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聊斋》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广、拓深。

《聊斋》女性研究的视角开始转向创作过程和创作心理,深人蒲松龄的内心世界,联系其生平遭际和思想,分析他在女性形象上的寄托。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但对外界事物进行反映,同时,还将外界事物进行了主体的审识化。

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同时也融注了作家个体生命的理解、意志与情感。

文学批评中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说,前面二个阶段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尚有所欠缺,这一阶段的论文则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伟大的作品都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展现着普遍人性。

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高峰的《聊斋》与白话长篇小说高峰《红楼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通之处在于对“情”的态度。

两者都强调“知己之爱”，强调精神契合在爱情中的重要性，而且两位作家都把赞美的笔调给了女性形象：大观园内众姐妹自是天下女儿的精英，蒲松龄笔下的女性也大都比男性更出色，她们既有如花美貌，冰雪聪明，而情操又那么高尚。

徐子余《蒲松龄与曹雪芹》等文章论述了这种相通。

王海燕《“文人小说”视野下的<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从文人小说自我抒写的特点入手，以文本为中心，从作家与作品的联系把握作品，认为文人作家由小说获得了新的发言方式，通过作品关注人生、对人的本体存在进行反思，个人抒写中表现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承当意识。

并试图借此种研究方法开拓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接轨的新思维。

出现了王平的专著《聊斋创作心理研究》,单篇论文如翁容《<聊斋志异>爱模
式的深层意识》、徐大年《被压抑自我的精神投射—也谈<聊斋志异>中书生的感情
遇合》、安国梁《<聊斋志异)婚恋问题新探》、艾军《突破与回归—从两种女性形
象的塑造看蒲松龄的文化心态》,李椒琴《从<聊斋>中的人妖世界看蒲松龄的精神
自慰》、朱振武《(聊斋志异》创作心理论略》, 台湾王溢嘉《欲望交响曲—<聊斋
志异)狐妖故事的心理学探索》等等. 这些论文一致对曾经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蒲松
龄的“进步”女性观提出了质疑,发蒲氏内心之隐微,认为蒲松龄屡试不中,科举无着,加上长期乡间的坐馆生活. 使他经常处于苦闷、无聊之中, 因此他借《聊斋》
创作以抒“孤愤”,从中寻求心理慰藉。

而其中的女性形象正充当着他的理想载体,
饱含着他在人生失意后被压抑在意识深处的某些欲望、动机和理想。

如翁文指出:“在《聊斋》的情爱模式中,不管是男女角色的安排，还是恋爱情节的推进, 始终
受到蒲松龄深层意识的影响。

其中的爱情模式反映出蒲松龄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
以及他对现实压抑的反击。

更重要性的是, 在这种看似进步的情爱模式中, 我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