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阶层在历代的命运及当代反思
中国商帮的兴衰及启示
中国商帮的兴衰及启示
中国的传统商帮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自古经商一条道——官商结合。
在当前体制下，必须官商结合，官商结合并不是指行贿，尤其现今环境，风险非常大，而是寻找机会，获得政府的支持。
补充资料：
中国商帮文化，是中国历史所独有的文化形态，在商帮身上，体现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以晋商为代表，不仅在企业制度上有前所未有的突破，在企业文化上，更是成了中国商人竞相学习的标杆。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企业家不仅雄韬武略、高瞻远瞩，更要胸怀虚谷、心系家国，以自身的张力，影响企业、影响后代，以身作则，传道立业。
扩展资料：
1、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地域文化的代表。
由于地利之便，活跃于近代上海的商帮主要来自于长三角地区，这片热土成为其展现经营韬略、人生风采的最佳舞台。
2、上海开埠之前，已有许多商帮捷足先登，如晋商以票号逞威南北，徽商则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占据优势。
出于敦睦乡谊，互帮互助的需要，许多商帮在上海成立了同乡或同业性质的会馆（或公所）。
3、最早在上海创办业缘性会馆的是山东商人，而广为人知的是
由福建船商所建的天后宫、泉漳会馆。
据《上海乡土志》记载：“上海五方杂处，侨寓之民实多于土著，故各处之旅沪者，皆以会馆以通声气。
4、宁波人最多，所立者为四明公所；粤人次之，所立者为广粤山庄、潮惠会馆，他若湖南、楚北、泉漳、浙绍、锡金、江宁、江西等处，各有会馆。
”到开埠前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有18所。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作者：向俊宇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11期内容摘要：我国古代习惯上把整个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作为社会基本阶层最末一位的商人，它的发展和演变，无疑对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商人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经历人文社会、自然社会的洗礼，其社会地位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遭遇，查阅材料，探访历史踪迹，本文发表浅论，初探其一路曲折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商业商人地位利益重农抑商海禁商会从十六世纪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更在19世纪成为了列强欺凌的对象，曾经的天朝上国，世界第一，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原因是自从商鞅变法后就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导致的，商业不发展，商人社会地位低，造成了中国商品市场的不活跃，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便选择了闭关自守，最终自己是闭门造车，然后就被重视商人地位的西方国家给赶超了。
笔者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谬论，真正导致中国走向衰弱，让中国“闭关自守”的，就是一直在叫屈的商人阶级。
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导致的就是不重视商业，不重视商人社会地位的表现。
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即便商人们赚到了财富，还是希望去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或者去买田地，毕竟古往今来，最保值最具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
然后商人们的目光不再投到扩大生产上，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开花结果，中国也就失去了步入工业化时代发展的大好机会，然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
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以物换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朝，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因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其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在货过程中被易族杀害，其子孙发兵伐易，商族为了削弱夏的国力，组织妇女织纱换取夏的粮食，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由于商部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商被周灭后，商族人由统治阶级变成了奴隶，生活每况愈下，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起了贸易。
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中华民族产生在独特的地理坏境里。
它的发源地主要在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地处内陆, 拥有四周封闭、安全而又广阔的大平原, 泽雨充沛、土地肥沃, 特别利于农业的生产, 在这种环境下, 单个的农户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而无需与其他农户产生太多的联系。
农户通常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单位, 实行男耕女织。
因此中国古代一直以家族为本位并形成牢固的宗法制度, 两千多年来, 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 然而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却一直未变。
农业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根本, 统治者依赖农业而生存, 以至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最终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这样的农业大国里, 注定了商人的奇特的历史地位。
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阶层, 人们容易惯性地认为他们是生活在重农抑商政策下郁郁寡欢的一群。
实际上,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一番起落沉浮。
秦汉以前, 中国社会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秦汉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商人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很活跃,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 处于四民之末。
直到16世纪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松动,两宋之后尤其明清时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论受到批评和质疑,商人地位得到了提升。
一、春秋时期：商人的黄金期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周王室衰微，多元的政治格局迫使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纷纷把国力强盛与商业联系到一起，他们认识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同富国，下则富家”，“商不出则三宝绝”，因此，纷纷实行重商政策，争相招揽商贾。
齐桓公任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靠商业富国而“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
国视商业发展作为国之存亡的关键，为此，郑国十分重视对商人权益的保护，公元前522年，晋国使者韩起谒求郑国国君为其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只玉环以拼成一对，子产以郑国二百年前与商人订立了只要商人不叛国，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活动为由而拒绝帮助索取玉环的要求。
中国商人阶层的历史命运与使命
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使命中国商人，发迹于三千年多前的商朝，兴盛于西汉初期，鼎盛于两宋。
三千多年来，中国商人的命运起起伏伏，既有司马迁《货殖列传》里的洋洋大观，也有近代商人被抄家杀头的悲惨命运。
自春秋，齐相管仲盐铁专营，士农工商四民分业。
两千多年来，中国商人就被历史无情的埋于滚滚红尘，读罢五千年史书，竟也说不出几个名商！商人的命运，可悲可叹！商鞅变法，商人为国之五害之一；汉武帝桑弘羊变法，强收商人之利，“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治”；朱元璋在位，尽徙江南商户，杀明首富沈万三以立威。
两千年来，商人作为四民之末，上为统治者日夜提防，下为世人所不耻。
君不见，“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在世人眼里，尽是这般模样！但三千多年来，中国商人却为我们华夏民族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从商代的司母戊鼎，到大宋的交子纸钱；从汉代的马踏飞燕，到明清的精美瓷器，又有哪样不出于商人的作坊。
商人赚利，宛若士人读书，农夫耕田，实在只是尽其本业，实在不应有长达两千年的怨恨和不公正的对待。
中国商人出于趋利本性，自有其最大的内在缺陷。
每每在重大历史关头，商人总是屈从强权，不做应有的反抗。
从汉景帝七王之乱，到蒋介石南京上台，商人一次又一次的错失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机，一次又一次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中国商人，也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今，全球化汹涌澎湃，商业力量势不可挡。
乔布斯、比尔盖茨等正改变着人们对商人的固有印象；罗姆尼，这位美国商人正史无前例的竞选着美国总统。
商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刻。
中国，必将是随中国企业的崛起而崛起。
中国商人正可以满怀实业报国的壮志，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改变世界！也终将洗刷掉先辈千年之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上写下自己的辉煌！。
商业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商业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
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商品流通的人,便是商人了。
“商人"这一名词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商朝说起。
商朝公元前1600年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北），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至殷，所以又叫殷朝。
因此商朝遗民就叫商人或者殷人.武王伐纣，灭了商朝。
至周成王时,管、蔡二叔（武王之弟）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
周公东征，平叛后，将洛阳建为军事要塞，称为“成周”，“成周既成，迁殷顽民。
"殷朝遗民被周朝人叫为顽民，被集中到洛阳，经常被召集训话,不许乱说乱动，过着被监视的生活.他们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怎么过日子呢？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买卖这一行,周朝的贵族是不耻去做的，当时的庶民要种地,也不能做买卖,而商品买卖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久而久之，买卖商品的商业成为殷朝遗民的主要行业了。
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这样，商人渐渐地就失去了“顽民"的贬义,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了.我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思想之下，商业及商人一直是受到打压的。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农工商，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
“重农抑商”的传统，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推行了重农政策，重农思想开始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到了秦始皇时期,"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逐步采取打击政策。
西汉初年。
汉高祖刘邦限制商人扩大田地,并不准“衣丝绸”，商人地位受到限制.汉武帝刘彻时期，推行“算缗告缗”政策,商人地位进一步受到限制，重农抑商思想正式形成。
但是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商业因其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顺应的是时代需要,所以发挥着其掩不住的光芒：春秋时期，郑恒公带一部分周民迁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
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意义
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意义第一章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我国企业家精神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商人。
商人在当时属于社会中的上层阶级，有着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也承担着经济运营的责任。
在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许多商人走向国外，以此展开经济生涯。
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商家在当时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民改革，朝代的变迁也反映在商业和经济领域。
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给予了资本家和商人更多的市场机会和自由，这加深了民间与洋商的利益纠葛。
但是，由于内战和外交政策的限制，新的企业精神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二章发展现状与瓶颈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私有制企业和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兴起，使得一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开始创业。
在新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冒险家开始启动自己的事业，有助于吸引外资和提高经济活力。
在这一进程中，民间企业的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企业家精神一词开始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词汇中，肯定了企业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作用。
但同时，一系列问题也开始同时出现。
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概念仍停留在老旧的模式下，公司的稳定性不强，资金来源不稳定，创新和科技创造的力度不够。
这对企业家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三章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启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的回答。
企业家应该从根源上建立创新意识，真正做到有计划、有决心、有行动。
这体现在走自己的发展路线上，不能依赖外界主导，要有高风险、大投入、长前期的创业观念和勇气。
企业家精神扩展了经济的视野，赋予了企业有探究未知和挖掘资源差异的能力，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整体性发展。
此外，企业家精神还在造福社会和人民的过程中，开始特别强调责任和道德意识。
这显然表明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自己成功，而是通过分享、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链在推动社会和民生的全面发展。
对近代买办阶级历史作用的再审视及其现实启
对近代买办阶级历史作用的再审视及其现实启示肖悦天摘要：买办阶级是近代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对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正确科学的认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摒弃以往学界相对流行的狭隘历史史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发展史观出发，对近代买办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阐述，透析它在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在梳理深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又提出了其带来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买办阶级;历史作用;近代化;现实启示1.引言买办阶级（以下简称“买办”）是近代中国的特殊产物，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曾经表现积极的新生代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近代中国多领域的发展和变化。
对买办研究进行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近代史学界对其研究评价主要分为两种论断：一是“阶级论”，对买办的历史影响基本否定，二是“中介论”，全面肯定其历史作用[1]。
这两种理论存在的主观色彩浓厚，仅仅片面强调买办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影响，因而对买办的透析评价也失之偏颇。
因此，科学综合运用各种唯物史观，辩证地、历史地重新认识买办的历史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消极而反动的一面，又不可忽略买办在中国经济社会初期现代化当中的先导力量和积极推手作用。
本文全面论述买办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影响和作用，首先它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等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客观分析其消极影响，再审视并深化对买办历史作用这一课题的系统认识，并挖掘其给我们带来的重要现实启示。
2.买办的概念和产生“买办”本意为采购者，源自葡萄牙语单词“Comprador”。
而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社会环境，则赋予其更多的含义。
“买办”的职业定义如下：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贸易活动的中间人[2]。
最初的买办在后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主要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它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19世纪的形成和发展与20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与衰落，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部分更好地理解买办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谢舒婷20120201160【摘要】1949年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的中国，逐步建成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期间，商人阶层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
从被取缔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再到改革开放的空前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揭示了中国不断谋求发展的决心。
1949年，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成立。
工人阶级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商人阶层的地位在建国之初被取缔，而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被抬高，达到空前的高度。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导致商人的社会始终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这一社会现状，即便是“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得到改观，近代工商业的开路者李鸿章就曾言“与其病农, 莫如病商, 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
而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
这一道理看似简单，但在我国，其先后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改革，才最终被确定。
而随着这种观念改变的，便是商人阶层的地位。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里，商人阶层既有最艰难的时期，但也最终因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商人阶层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反而由于阶级矛盾的根深蒂固，商人阶层处于被取缔的状态。
1949年3月，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中国阶级力量和由此决定的新中国的建设道路作了进一步阐明。
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地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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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阶层在历代的命运及当代反思
---- 从官商结合到贾而好儒
中国商人的由来很早,我国有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由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的。
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却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
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另一方面，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
”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理想、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做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对历代商人进行打击与限制，如不许乘马，不行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等等，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
然而，不管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商人阶级作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
一些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给予的社会声望与社会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商等商人集团就既享有盛誉，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达官显贵们因此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们也在与这些官僚政客充满利益的交往中刻意寻求着权力的荫庇和保护。
于是，“官商结合”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虽然这种”官商结合”的做法可以让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资源的优势配置,但是缺乏对财富积累的保障。
这种现象就算是到了近代的民国时期也尤为突出,1927的上海革命大风暴,所有的商人阶层都欣然的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
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中产阶级的慷概无意中为蒋介石指出了一座富有的“金矿”，初创的南京政府开支大得吓人，平均每个月需要2,000万元才能维持政治与军事开支，筹款成了政权存续的性命攸关之事。
资产阶级尝到了苦果，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最后不得不乖乖如数照付。
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交的钱款达1亿多元。
当然，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回报，平息工潮的要求在“四·一二政变”后首先得到兑现，曾经极度紊乱的度量衡在工商部颁布《度量衡标准方案》出台后渐趋统一，关税自主部分实现，厘金的废除使商品流通的条件大大改善。
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让资产阶级参政只是装点门面的话，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发言权。
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
1929年3月，一场解散商会的闹剧开锣上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导演，商民协会和全国救国会扮演主角，一批打手袭击商会，随后是政府装模作样的调查，调查过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这个总商会不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有力的发言机构，而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机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发言权的机会更加渺茫。
故此,”官商结合”,有福也有祸!
“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
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
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
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
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很舍得花钱。
乾隆、嘉庆两朝
用兵，淮商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了540万两，但这些费用都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而获得。
最终徽商遭到清政府的整肃，包括江春在内的一批大盐商家族都被抄家，乃至批捕。
尽管江春被赦免入狱，但生活困难到由乾隆帝从库银中借支30万两生息以做生计，直到1789年病死。
现在有一家亚宝药业集团,其董事长任武贤就是徽商精神的继承者,其公司理念为“用心做药、造福社会”。
他引领亚宝药业成为国内制药业知名的大企业，“亚宝”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作为亚宝药业的董事长和全国劳动模范，任武贤可谓业绩卓著。
然而，这位充满商业智慧的掌门人，也是一个地道的新儒商：研究生学历，学识渊博，精通医药知识和制药工艺，加上温文尔雅的仪表和文质彬彬的气质，被人们称之为“儒生企业家”。
也有人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商人亦贾亦儒的理想坐标，应改为亦商亦学更为恰切。
因为以退为进者，可侧重于儒家之学，以进为进者，则应更多地进修西方先进之学，尤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与领导艺术之学。
我们都始终坚信：每一个中国商人，不管当前是迎难而上的，还是急流勇退的，都可以在水木清华，生机勃勃的大学园林中，重新勾划我们的明天，重新定位我们的事业坐标，与重新构想我们的人生方程式。
这，也应该是当代中国商人，包括进身者与隐退者当前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