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商范蠡的思想及当今影响

浅析儒商范蠡的思想及当今影响中国向来有重农抑商、重文轻商的传统，从古到今，商人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一直是一个不雅的概念，文人的价值观和商人的价值观对立，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现象，但随着一些深受中华传统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跨入商界，儒商概念、儒商行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尚和尊敬。

从历史上看，范蠡可为儒商第一人，本文仅以范蠡为例就儒商观念展开论述。

标签：义利观；儒商；诚信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尤其是经济发展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些思想在当时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17至18世纪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创造这些经济思想的商人不乏先贤，吴越时期的范蠡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研究范蠡及其经济思想表明早在两三千年前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思想就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而且，研究范蠡的经济思想，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范蠡其人及其儒商思想范蠡生卒年不详，字少伯又称范伯，楚国宛地（今河南省南阳市）三户人，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大商人。

他辅助越王复国后，出于仁爱之心为维护刚刚结束战乱的越国的安定弃政从商，举家漂泊齐宋两国，居于山林乡野间，混迹于平民之间，自食其力，先后经营农林牧渔工商医药，依劳动发家致富，《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更难得的是他富行其德，扶危济困，重义轻财，高扬“诚信立本，厚德载商”的理念在商界美名远扬。

范蠡经商的最大特点是“依于仁”，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一方面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他充分信任雇员、保证雇员应得的利益，因而雇员尽心尽意地去为他效力，这是个双方对等的关系，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

另一方面是助人为乐，史书载他在齐国“致产数十万”，在去齐前“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在陶“三致千金”后“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重义轻财、救济贫困”历来都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德之举之典范，范蠡则率先垂范，不仅济贫，还努力扶贫。

鲁国的“穷士”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

闻朱公富，往而问术”，范蠡就毫无保留地将致富方法告诉了他，他按方行事“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

以富光于猗氏，故曰猗顿”也和范蠡一样地发了家。

范蠡资助猗顿，正可作为说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儒家理想的最好实例。

商圣范蠡在经商过程中也充分运用了儒家的思想，这也可以从他的经济思想中看出。

主要有预测市场行情，窥其先机：这一点在范蠡的商人生涯中是相当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他对谷物价格的把握上。

范蠡认为，生产经营要讲求节令，劝农桑，务积谷，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要依规可循，农业的丰歉自然也会直接影响到谷物价格的涨跌。

同时，在一个农业社会，谷物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他各类商品的一系列波动，因此，掌握了谷物价格的规律也等于掌握天下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自然是有备而来，人无我有，获取巨利。

与此相联系，范蠡对商品在市场上价格上扬或下跌的趋势也有着精到的见地。

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贵出如粪土，贱出如金玉”。

可见范蠡被尊称为“商圣”，当之无愧；还有是他三徙时每次选择的地方都眼光独到。

齐物产丰富，范蠡根据儒家齐家的教条率家人勤恳耕作，励精治业，不久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其贤能盛名也逐渐传遍了齐国。

陶交通便利，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是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

）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之儒商鼻祖。

二、范蠡儒商观对后世的影响范蠡的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商人颇有影响，例如大家熟悉的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就是非常典型的范例。

晋商被人称为中华儒商第一家，从现存的乔家大院、齐家大院、常家庄院可以看出他们推崇拜儒家文化的极致表现。

在古晋商精神的精髓中，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忠义仁孝”思想的历史传承，体现了文化与商业的和谐统一，体现了他们对于“义”和“利”的结合历久弥坚的追求。

他们以范蠡、关公等先圣、先贤为楷模，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商号；在商道，讲人意；与友交，讲信用。

宽厚待人，以义取利，以利厚人，表现了商道即人道的精神，培育了晋商忠诚、崇礼、仁义、守信等共性特征。

范蠡是名满天下的英才，投身商业而有大成，亦未因此有损贤名，就为因为他提倡儒家的“义利观”，因此晋商把以义制利作为经商的中心理念，纵横商界数百年，几历转型而屹立不倒。

徽商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籍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商人群体，与晋商一样，是一个商帮的称号。

人们评价徽商“贾而好儒、贾儒结合”，是亦商亦儒的儒商，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

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

著名徽商吴南坡就曾做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 “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而随后崛起的浙商则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至今在杭州北高峰的财神庙里仍供奉着这位最早“浙商”的“旺财秘籍” 。

而浙商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再到清代浙东实学派。

浙江这块土地，重商思想一以贯之。

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 “义利兼容” “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

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

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

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三、近代商业对儒商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中国近代经济并没有因为这一部分商业势力的发达而得到发展，中国近三百年来积弱不振，问题恰恰出在高谈“富国强兵”；却不知“富而强” “强而正” “正乃久”的“儒、商、人”三道辩证发展，综合合一的道理。

而一味崇信西方以追逐利益为终极目标的重商主义，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社会价值观。

即使看今天的商业发展，奸商仍然是人们脑海中商人的代名词，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诚信”，大到国家政策，小到高考作文，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诚信”意识，缺乏儒商的精神。

孔子一语道破：“民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大不久”还提醒人们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而好礼”。

放眼世界成功的企业，没有那个企业及个人归功于这三个字经“诚、信、礼”，最后再加上个“和”，形成“诚、信、礼、和”四字箴言。

所以笔者认为商人是完全可以凭借诚信经营、商业知识、企业智慧和独特创造力而不是使用欺诈手段来获取财富值，我们完全有理由迎接并追求一个强盛的儒商时代的出现。

据笔者观察浅析，当代儒商有如下几点特征。

第一，企业注重对员工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传统文化再教育和业务综合素质的培训，重视企业思想文化建设，努力把企业队伍打造成由高素质的文化知识结构形成的全方位的场所。

与此同时企业领导也必须具备一定儒学修养和传统文化素养，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员工，规范企业行为，带领企业员工探索新时期儒商文化特征，推行知识型管理、文化型经营管理模式。

第二，以儒家传统思想精华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理念，提倡“诚、信、礼、和”，人无诚不立，企业无信不存，诚信是企业求生存、图发展的生命线，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为企业全体人员的座右铭，并使“诚信为荣，失信为耻”成为员工的信条，使员工能自主自觉行动，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水平。

第三，打造以仁爱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构建和谐的企业精神与和谐开放的人际关系。

在企业内部，提倡互相关爱，宽容谦让，建立上下左右融洽团结的内部关系；对外以“仁为心、义为路” “和而不同” “公平竞争”等公平法则追求和谐的市场环境和宽松的国际外部环境。

第四，遵循任人唯贤，择优录用，德才兼备，以贤重用和对优秀员工升职奖励以示榜样。

第五，有儒商风度。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言思忠，疑思问，念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这里提出的九思，说的是有文化有教养和素质高尚人的风范。

第六，讲究礼仪。

子贡曰：“贫而无、富而不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孔子一生做人处世把礼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继承儒家传统，更重礼仪，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应以礼仪为先。

礼对规范人的行为，培養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范蠡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堪称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圣星。

他的重人重谷、韬光养晦等治国方略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他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的思想，提出经商要“择人任时”仍具重大影响，具有划时代性的开创性意义。

新时期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进一步弘扬范蠡精神，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1]陈文德.范蠡大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3]黄有汉.范蠡陶地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