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界余华小说研究述评(1998-2018)

2019年第06期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从余华小说在韩国的接受看当代韩国读者的‘期待视野’”（项目编号JJKH20181151SK ）作者简介：林春颖（1985-），女，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朝鲜语教学与中韩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19年1月15日。

1引言1997年余华长篇小说《活着》韩译本面世时，书中附有译者白元淡题为“人和他命运的友情以及读史”的评论，翌年白元淡发表了研究余华的学术论文。

自此，几乎每年在韩国学术界都有余华研究论文发表。

韩国学界的余华小说研究，虽然在体量上难以企及国内，但就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研究角度也具代表性。

本文以近20年韩国学界对余华小说的研究为对象进行述评，既可观照20年来韩国的余华小说研究面貌，为国内的余华研究提供域外研究参照系，又可窥见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研究现状之一隅。

2研究述评韩国学界的余华小说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即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汉语教育研究。

文学研究是韩国学界最热衷的研究视角，是本文着重阐述的部分（详见后文）。

翻译研究主要围绕《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一九八六年》、《我胆小如鼠》等小说，探讨误译、漏译等翻译上存在的问题（刘倩，2006；全暎美，2009；张微[音译]，2012等），或以作品为例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崔姬英，2004；王文昌，2016；姜衍禑，2017）。

汉语教育研究主要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文本素材，探讨小说在汉语语法教学（金银姬，2004；韩多荣，2012）、提高汉语课效率（李美贤，2015）、提高中国文学文化素养（都美映，2011；申义莲，2015）等方面的工具性、材料性作用，研究者多为中文教育专业出身。

从文学角度开展研究的主要为中文专业师生，并且出现了持续关注余华的研究者，如白元淡、申义莲、沈惠英、尹泳裪等均发表了两篇以上余华研究论文。

这类研究可分两部分，一是小说与电影的比较研究，二是专注于小说文本的研究。

小说与电影的比较研究，主要比较电影《活着》（1994）和原著《活着》、电影《许三观》（2015）和原著《许三观卖血记》，探讨电影对原著的改编和继承（金英淑，2006；全炯俊，2007；朴成爱，2012；赵映显，2015；朴莲珠，2016等）。

这种比较侧重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从电影角度的专业性探讨较少；研究者多为文学专业出身，电影相关专业人士较少。

这说明对于改编自余华小说的电影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文学圈内，尚未引起电影评论人士的广泛关注。

专注于小说文本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研究侧重亦有特色。

少数学者概论余华小说的创作倾向和创作特点，多数针对余华某一时期的小说进行研究，如对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亦即“转向”之后的长篇小说的研究，下面将分项详述。

2.1概论余华小说的创作倾向和创作特点研究者集中探讨余华小说的创作倾向和创作特点，意图捕捉余华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创作的共性。

研究者认为，从表面上看余华的80年代小说和90年代小说在主题、叙事方式等方面迥异，但创作倾向和特点始终如一。

白元淡[1]称余华小说表现的是“复原的‘和’”。

在与韩国作家崔仁硕的比较研究中，白元淡认为，在经历初期作品与作家个人生活之间白炽化的紧张关系之后，余华讲述的故事表现出诸如人类本性在牺牲中最闪光、现实的波折总会过去、人有对苦难的承受能力、面对世界应持乐观态度等“和”的倾向。

白元淡将崔仁硕的创作称为对现实的作家式“复仇”，它带来新的紧张，而余华不复仇，他相信“复原的可能性”。

申义莲[2]认为余华的创作历程体现出他对中国现实的参与精神。

余华30年创作期间以10年为一个周期不断变换叙事方式，因为其主题意识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轨迹同步。

余华小说从未离开过“中国”这个时空，余华唯一关心的是在中国现代史的激变中生存过来的和即将生存下去的人。

金震共[3]认为在研究余华作品时必须联系并理解“文革”这个社会背景。

他援引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中的论述，认为由于“文革”时期现实的不稳定性和价值混沌导致的不安感等“文革”体验，使余华及其同代人具有了“决定性记忆”，即使脱离事件的影响，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下，“决定性记忆”也成为决定其思考和行为幅度的无意识的压力，造就了余华作品中以恐惧的视线看待现实变化的“话者”。

2.2对余华某一时期小说的研究2.2.1对20世纪80年代余华“先锋文学”的研究韩国学界对余华“先锋文学”的研究，集中于对暴力叙事的探讨（申义莲，2009；金奉延，2011；李美玉[音译]，2018等），在观点上基本与中国学界一致，但会提出“线”或“点”来试图把握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

例如，申义莲[4]试图找到贯穿余华80年代小说的线性关系,认为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这些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小说，到《死亡叙述》、《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世事如烟》、《古典爱情》，展现出对现实施加暴力、导致死亡、再到虚无的线性过程。

申义莲认为，先锋派作家当时不迎合政府主导的文学重建，找到这种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方法来颠覆和挑战传统价值，具有表现当时找不到发泄渠道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时代意义。

金奉延[5]的博士论文以余华中短篇小说的“暴力”为切入点，提出“圈”的概念，用以阐释“暴力”的意义。

金奉延认为在中立与不介入的原则下，余华小说中被公开处刑的人和观看处刑的人分别成了“圈”里人和“圈”外人。

在一个人从出生到被强制死亡的过程中，权力的力量变质为恐怖，监视并统治着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具有了暴力的面貌。

对于暴力在长篇小说中逐渐被弱化的原因，金奉延解释说是因为中短篇中的暴力主要从个人的攻击性体现出来，长篇中的暴力是个人难以克服的“文革”暴力，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暴力。

2.2.2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长篇小说的研究韩国学界余华小说研究述评（1998-2018）林春颖（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摘要：韩国学界的余华小说研究，虽然在体量上难以企及国内，但就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从政治历史性角度进行的研究亦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韩国学界；余华小说；研究述评；文学性；政治历史性历史·文化1992019年第06期学术专业人文茶趣90年代以后的余华长篇小说，在主题、叙事方式、语言等方面增强了可读性，加之以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赢得了意图通过小说了解近现代中国的韩国学者的青睐。

韩国学者对这一时期小说的研究呈现两种路径：一是研究小说文本的文学性，二是研究小说文本的政治历史性。

（1）小说文本的文学性研究韩国学界从文学性角度展开的研究，多引用中国学者的观点，从人物、叙事、死亡主题、苦难主题、家族爱、谐谑美、人性、民间等方面研究余华小说。

此类研究论文较多，粗略统计达20余篇，其中半数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个别研究者从周易的角度探讨余华小说（李保皋[音译]，2004；李芮承，2007）。

部分韩国学者援引西方哲学家的观点，试图探讨这一时期余华小说的哲学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余华创作思想的深度，与中国部分当代学者从中西方思想、中西文学的角度探讨余华小说的方法相契合。

如沈惠英[6]认为，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如果将余华小说的中心主题归结为“有关事件和记忆”、“囿于自身”和“替他人负载的代赎的主体”，那么余华小说体现的对于人和生活的根本观点就表现出同“有关时间和记忆”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哲学、“关于主体的自我确立和自我超越”的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哲学的相关性。

（2）小说文本的政治历史性研究从政治历史角度分析余华小说的研究者，试图从政治、历史、社会中找到造成小说人物悲惨命运的原因，韩国学界的这种研究倾向其来有自。

1998年，《活着》的韩文译者白元淡发表了题为“通过文学读历史的两种类型———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和余华的《活着》”的论文。

这篇论文可视作韩国余华学术研究的处女作，似乎从这时起便奠定了从政治、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余华小说的基调，此后涌现出众多此类研究，多围绕《活着》、《兄弟》和《第七天》展开。

白元淡[7]在对比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和余华的《活着》之后指出，二者的历史解读均具有将历史从教科书的抽象定义中解放出来的意义，但《新文学整体观》执着于“知识分子的没落”，思考知识分子生活的同时，将民众及其生活作为对象来考察；与之相反，《活着》刷新了民间意识，不把民众看成改造的对象，而是看作具有自身道德标准和审美原则的主体，并形象地表现出来，通过捕捉民众生活的真实性，品味真正的“历史解放”的意义。

同时指出，余华的新历史小说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这一点上，还不能说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

虽然在反映90年代中国式问题方面，余华的写作具有很强的过程性意义，但为了完整构筑民族文学的当代形态，还必须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危机、贯彻市场经济原理的社会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困惑方面，注入强烈的作家意识。

高惠京[8]在题为“余华《活着》的现代史解读———以大众政治权利和个人为中心”的学术论文中表露出强烈的政治谈论意味，认为小说中反复诉说的悲惨故事的根源在于尚未能解决的中国政治权利和个人的关系。

申义莲[9]援引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理论，认为《兄弟》既是可读文本，又是可写文本，具有“轻松阅读”、“批判阅读”和“再生产阅读”的多层结构。

余华积极参与现实的写作方式使其成功摆脱90年代以来对“高尚且理想的民间”的写作，成为直接批判现实的写作。

申义莲认为，这得益于中国当下缓和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更重要的是余华对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责任感有所增强。

李琮敏[10]分析《兄弟》中李光头的致富过程与宋钢的失业和死亡，认为80年代以后中国国有资产向市场化、民营化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国有资产分配不公，因此导致区域间、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严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李光头利用商业手腕和政府优惠政策致富，而宋钢的失业也不能单纯归因于个人能力问题，还要考虑当时国家层面福利政策的缺失。

尹泳裪[11]认为，余华在《兄弟》中坚持了现实批判的问题意识，这一作家精神应得到高度评价。

同时指出，余华在洞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的事件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矛盾，以及对复杂、多重的人的内在的深刻反思方面尚存遗憾。

在另一篇论文中，尹泳裪采用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对“情绪反应（affect ）”的阐释，从“情绪反应”层面，以“荒诞”和“残酷”为关键词分析余华的两部小说《兄弟》和《第七天》存在争议性批评的原因，认为原因在于社会变革以及由后社会主义改造和个体孤立化引起的读者的“情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