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

唐朝国力雄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长安不仅是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各色人群的聚居之地，也是世界各地货物的汇聚之所，同时还是科技、宗教、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中心，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唐朝的国都，长安是丝绸之路上各种外来人游历或居住的首选之地。长安的外来人中，有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使臣、质子等，也有四方漂流的僧人和伎艺人，更有兴贩逐利的商贾。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618-740），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有将近四百个，除了少数属于现代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与唐朝

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而长安则是大多数外国使臣入唐的安身之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曾对安史之乱后长期滞留在长安的各国使节做过一次检括，结果清理出了4000多人，由于丝路隔绝的原因，他们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多年，最久者达四十余年。虽然这些检括出来的使节中包括安西、北庭派来阳朝廷奏事的滞留官员，可能还有一些打着“朝贡使”名义的胡商，但从中可见平时居留在长安的外国使节的庞大数量。使节之外，通过官方途径留居长安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质子。质子制度是当时欧亚各政权对外交往中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长安有大批从各国来唐的质子，这些人大都是各国国王的子侄，他们主要在唐朝宫廷担任宿卫，所以有时又称“侍子”。质子中有些是世代为质，比如，何国国王后裔何文哲家庭，世代在唐朝为质，留居长安将近200年。此外，在唐代长安宫廷中，还汇聚了大批从丝绸之路辗转而来的音乐歌舞家。唐初所定十部燕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种都是从葱岭以西地区传人，反映了外来音乐对唐朝音乐文化的重大影响。白居易在《琵琶引》序中提到的曹国人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祖孙三代传承琵琶技艺，是世居长安的演奏家，他们的演奏风格被形象地称作“京都（即长安）声”。其他如康昆仑、米嘉荣等，也都是世代居住在长安，供奉宫廷的音乐名家。他们不仅大大丰富了长安宫廷和市井的艺术生活，也

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刘禹锡曾在《曹刚》诗中感叹说“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形象地道出了唐代长安在外来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在长安的外来人中，数量最多的是往来于丝绸之路兴贩谋利的商贾，他们大都居住在长安东、西两市。据记载，长安东市有一片低?j的空地，有人填平修建客栈，专门用来“停波斯”，即招徕长安的“胡商”租往，每天可获利一缗，可知来往或居住在东市的胡商数量是很大的。长安西市是唐代胡商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在《酉阳杂俎》《续玄怪录》《南部新书》《大唐新语》等载籍中，频繁出现“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等将“西市”与“胡商”连称的词语，可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西市与商胡已混融成了一体。近年来在西安及邻近地区发现的众多粟特商胡的墓志，可与传统文献记载的唐代长安胡商云集的盛况相互印证。

在外来人大量聚集的同时，外来的货物也汇聚在了长安，使长安成了最繁盛的外来物品集散地。唐代移植到长安的外来植物中，最著名的是果实“大如鹅卵，其色如金”，被形象地称为“金桃”的桃树。贞观十一年（637），康国遣使“献金桃、银桃”，太宗“诏令植之于苑囿”，将这种珍贵的树种移植在了长安的土地上。在引进栽培植物的同时，长安还是大量进口香料和养生药物的消费城市。唐朝人不论男

女，都讲求名香薰衣，香汤沐浴，这种风气使得各种香料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进口物品。据官私记载，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哇爪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众多品种，居住在长安的皇室宗亲和达官显贵，是这些进口名贵香料最主要的消费群体。1970年，在西安南郊相当于唐长安城义宁坊所在地出土了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很可能是唐玄宗的堂兄?王李守礼后人的遗物。窖藏金石物品中，有许多属于当时的舶来品，如琥珀、珊瑚来源于南海诸国，密陀僧出自波斯国，颇黎（即玻璃）是东罗马或波斯出产。为了满足皇室和贵族官僚的心目之好，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犀、象、猎豹、狮子、天狗、舞马、鸵鸟、鹦鹉以及原产于罗马的宠物狗（“拂蒜狗”）等野兽、家畜和飞禽，也成为长安皇家兽苑的槛中之物或皇室贵妇的珍玩。

唐代长安还是引进和整合外来科技文化的中心。如天竺人瞿昙巽家族一家四代在长安司天监任职，多次参与唐代历法的修撰，“代掌羲和之官，家习天人之学”。此外，在长安司天监任职的还有来自天竺的俱摩罗和迦叶志忠家族，以及波斯人李素家族等等。这些居住在长安的外国天文学家，将印度、波斯的天文学知识和实践传到了中国，丰富了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唐代长安还是所谓“三夷

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重要传播地区，以东、西两市为中心，在长安里坊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外来宗教寺院。丝绸之路促进了唐长安城的繁荣，长安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