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摘要】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处理案件的方式，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专门增加了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为我国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程序的规定也有一定的不足。

因此，本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对于更好地构建和解制度进行阐释，以期对于完善刑事和解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事和解；监督机制；配套制度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通过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的方式获得其谅解，司法机关从而对加害人刑事责任不再追究、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公诉案件的和解改变了国家公诉机关垄断犯罪追诉权的局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认可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不起诉等非刑罚化的处理决定，和解协议也会对作为量刑情节对于法院刑事审判权产生一定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各地的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宽缓处理方式，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刑诉法修正案中的专章规定对于统一我国的刑事和解程序有重要
意义。

一、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
现有的司法实践表明，只要适用规则合理，程序运用正当，刑
事和解制度有着刑罚所不可比拟的积极社会效应，它既能节约司法资源，又能弥合人际裂缝，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1］从法理上研究分析，刑事和解是为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最大限度对被害人予以补偿，加入了人文关怀，是刑事司法的有益探索，无论对于司法机关，还是案件当事人，都有一定意义：
第一，针对办案机关：（1）缓解近年来愈发严重的上访申诉问题。

被害人的上访，使得检察机关和法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刑事和解可以使被告人在可能获得量刑优惠承诺、甚至避免被贴上罪犯“标签”的“鼓舞”下，主动履行赔偿义务，从而有效遏制上访申诉的泛滥化趋势。

（2）提高办案效率。

由于现阶段我国犯罪数量增多，各种新型犯罪不断增加，基层司法机关压力巨大，导致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等问题。

刑事和解的出现，可以实现案件的分流，提高办案效率。

第二，针对被追诉人。

办案机关撤销以及不起诉的案件，被告人不再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从而避免了犯罪记录。

即使案件起诉到法院，被告人也会获得从宽的处罚。

第三，被害人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

由于缺乏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相关的保障措施，在刑事和解制度的语境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难以执行状况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第四，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刑事和解也具有重大意义。

刑事和解一方面采取多样性的司法解决模式，来控制犯罪，案结事了，
达到追诉目的。

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能最大限度使得被害人利益得到补偿，使得冲突减弱，维护社会安定。

二、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与存在问题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三个法条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和法律效力。

这些规定既有一定合理性，又有一些地方需要完善：
（一）刑事和解的原则
此次修正案中确立了和解的基本原则为合法性原则、自愿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在运用过程中必须遵循我国的刑事、民事实体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步骤也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

［2］自愿性原则对于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价值。

出于强迫的和解，不仅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不利于加害人真诚的悔罪和积极的赔偿，从而脱离了刑事和解的本意。

但是刑事和解需要更完整的原则作为支撑，而此次修改中却未与体现。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规定，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案件：
1.自诉案件。

刑事诉讼法未修改前已有规定。

2.因民间纠纷、家庭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民
间纠纷一般源于平常琐事，家庭和亲属关系，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不大，适用刑事和解能较好地教育挽救，预防犯罪。

［3］
3.除渎职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由于过失犯罪的轻微性，更适合刑事和解，从而得到被害人及社会的理解，有利于消除矛盾，节约司法资源。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等社会群体，对于他们实施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主观恶性不大的案件《刑事诉讼法》中也应该给予优先考虑刑事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和法律效力
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刑事和解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可以适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都可以担当起主持人的角色。

侦查阶段调取和收集证据作为主要任务，如果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便宜侦查的案件可以进行和解；对于案情复杂的案件，在加害方并不悔罪、事实尚未查清、证据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则不适宜进行和解。

以免导致公安机关怠于侦查，在案件事实证据不明了的情况下促成和解，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同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聘请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权利有限，也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4］
另外，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检察机关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和解协议需数次履行的，检
察机关也可以暂缓起诉，待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二是，对于必须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向法院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如果在法院审理阶段达成和解，法院则可以做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很难保证刑事和解适用的效果，对于一些监督机制和后期实行效果的考察制度都没有规定，这显然是不妥的。

没有良好的保障机制，如何保障实行的质量。

和解的真正目的是让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正的改邪归正，回归社会。

三、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一）完善立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中都应对刑事和解有所规定犯罪后达成刑事和解的当事人，《刑法》中应明确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刑法的规定。

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但是对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条件应当进行严格限制。

同时还应明确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增加公共利益保护原则，自愿原则并不是绝对的还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

和解不成功案件也不应加重对于加害人的惩罚。

同时，和解协议还有可能出现当事人反悔的现象，因此法律中还应规定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无效的条件。

（二）加强对刑事和解规范运行的监督
刑事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对程序启动方式、赔偿标准、适用范围、协议签订、履行等过程进行全程监督，避免发生司法腐败，保证刑事和解程序规范、有序地运行。

首先，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防止刑讯逼供等滥用职权现象以及案件应立不立，防止腐败和职务犯罪。

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也要监督自己，这种监督职责由检察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承担。

再次，加强对法院审判的监督，即监督法院对于案件定性以及量刑上的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的情形。

最后，要建立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刑事和解的监督纠正机制。

此外，法律可以规定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社区代表等可以参与刑事和解案件的评议，加强案件质量督察的力度。

（三）确定相对统一的赔偿标准，使案件公正有序进行
由于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出现了同案件中加害人都真诚悔罪，但因履行能力各异，导致其最终结果出现较大差异。

公众误以为可以花钱买刑、权钱交易。

因此，一是，应该明确在当事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赔偿的数额应由办案机关进行审查；二是，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制定出灵活的赔偿数额参考系数及上限标准；三是，对于被告人经济确实困难无力赔偿情形，在征得被害人同意后相应的减少赔偿数额。

（四）建立完整的配套制度，使和解制度形成体系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加害人回归社会后的帮教和监
督方式，因此，加害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是否还会危害社会，能否真正的悔罪，社会矫正的目的实现与否还需等待。

首先，刑事和解需要政府、社区、单位、家庭等的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制定多样化、个性化的帮教机制。

其次，对于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应当在作出决定一定时间后进行回访，使办案人员能够了解犯罪者的矫正和回归情况。

再次，在刑事和解中也应健全心理矫正工作，对于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进行心理救治，从而提高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处理结果的接受程度、减少上访和申诉。

［5］同时，也应加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力度，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

刑罚轻缓化已经成为刑事法发展的趋势，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法治进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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