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理论作业

英汉对比翻译2014.5.14 关于伽达默尔阐释学和翻译的几点思考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伽达默尔生平简介及其哲学阐释学的起源和发展，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三大理论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

并理论联系实际，将阐释学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就误读存在的合理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作用和名著重译对文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阐释学、理解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一、引言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生于1900年，自幼对文学、历史、艺术感兴趣，依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选择了理论学术研究这条道路。

1922年伽达默尔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所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从此成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同时也是同事。

在此之前，伽达默尔坚信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会给德国哲学界带来新的希望。

来到弗莱堡以后，他不同意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更多地倾心于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他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所显露出的解释学危机看作一个“谜”，他没有在这个谜前止步，而是仅仅回避了海德格尔哲学归宿的形而上学问题，沿着海德格尔反心理学和反方法论的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了本体论解释学，并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解释学体系。

解释学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说明哲学解释学研究的是本体论问题。

哲学解释学关涉到一个远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真理的问题。

传统认识论将真理看作是那种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

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坚决抛弃异化真理观，确信真理就是存在的敞亮，即展露自身并随之揭示他者的澄明过程。

质言之，真理就是去蔽，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本真阐明。

因此，伽达默尔标举真理论，而反对狄尔泰的方法论。

在《真理与方法》书中，从自己的真理观出发，伽达默尔强调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进而将解释学分成三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

展开了他著名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等解释学原则和观点。

二、阐释学概述阐释学(Hermeneutics)即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术语。

Hermeneutics 这个词的词根Hermes(赫尔墨斯)本是上帝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给人们传递上帝的消息。

他的宣言显然不是单纯的报道,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且将上帝的指令解释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得以理解。

阐释学的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

18世纪的施莱尔马赫把解释活动总结、归纳上升为一种一般的理论，使解释学转变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文本解释的普遍方法论。

19世纪的狄尔泰试图把解释学当作使精神科学获得科学地位的一般方法。

20世纪的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使解释学从一种方法论上升为一种本体论。

伽达默尔建立了系统的哲学阐释学，他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以“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作为阐释学的三大哲学理论原则。

“一般来说,理解是阐释的开始,阐释是理解的深入”。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在根本上就是一种语言形式,具有语言性质。

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语言表达问题实际上已经是理解本身的问题。

“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进行的”。

翻译即是用一种语言表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

1、理解的历史性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理解对象的理解。

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

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

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

“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事实,无论是领会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性,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而是去正确地适应和评价它。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译者总是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们采用的翻译方法要受到他们如何理解自己、以及如何理解自己文化的方式所左右”事实上,就纯文学的层面而言,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自身的翻译经验、语言能力、文学素养等翻译内部或者文本层面的技术、知识性积累的限制。

译者内在的积淀、融贯中西的学养不同,对文本理解效果会大相径庭。

从社会层面来看,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受到各自所处的历史时空、客观社会环境、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翻译外部或社会意识形态因素所限制。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固有的历史性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在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以及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

这些历史性的制约因素构成“成见”。

由于理解的历史性，译者对文本产生一定的成见，理解决不是理解与对象的绝对吻合，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创造性的劳动，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成见本身是一种创造力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理解的历史性揭示了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性‘逗留’”。

要完全消除误读现象是不可能的，因此，伽达默尔的对成见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翻译作品的误读提供了理论支撑。

并不是所有的误读都是错误的，误读也存在一定的文学价值，引发新的思考。

理解和阐释的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性个体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之上。

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它必定是不完善的、相对的。

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译者由于其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文本的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身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终极的理解。

这一点为文学作品重译奠定了基础。

现代阐释学指出：“任何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通往未来之桥梁，因此主体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个人和时代境域的合一。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原作文本的意义的开放性，不同时期的译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文本的理解必然有所差异，或存在误读、偏见。

因此，名著重译有多种可能性，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是一个时代偏见的最好阐释。

2、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有自己的视域，理解的过程是“视域融合”的过程。

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谁不能把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不能真正理解本文，理解历史流传物的意义。

因为由于传统和成见的作用，每一个理解者和解释者必然有自己的“现在视域”。

不过，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

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而是在理解中扩大自己的视域，使自己的视域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

理解就是理解者和解释者的现在视域与对象所包含的各种其他视域相融合的过程，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过程中，历史和现在，客体与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

伽达默尔说：“对过去的理解，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界。

但这并不是靠着把自己置入一种历史境遇之中而来获得这种视界。

相反，我们一定总是已经有了一个视界，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置入一种境遇之中。

因为，所谓‘把我们自己置入’于一种境遇中，这是什么意思呢？无疑这并不只是要漠视我们自己。

当然，就我们必须设想其他境遇而言，这种漠视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必须也把我们自己带入到这另一个境遇之中。

只有这样才实现了‘把我们置入’的意义。

”从视野融合的角度看，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应该考虑译者自身的历史性偏见和个人偏见。

“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所以，由于时代、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的不同译者的视界永远都不可能与原作者的视界完全融合。

译者不可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意图、目的与情感因此对原作的理解也必然会有偏颇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启示我们，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忠实地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及观点。

但事实上，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经常互相碰撞、排斥，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原语文本。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译者不得不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增、删、改。

3、效果历史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历史性的意识，就是伽达默尔所称之为的“效果历史的意识”。

在他看来，把自己置身于前人或他人的地位，完全超越自己的任何观念，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的，人们毕竟是从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出发去理解前人和他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就叫“效果历史的意识”。

那什么是“效果历史”呢？所谓“效果历史”，应被叫作“有效果的历史”更为合适，意思是说，人总是历史的人，历史对人总是产生一定效果的，人总是在一定历史的影响下去理解和解释的。

他说，“我用这个词指我们不可能使自己摆脱开历史演变，或者说，不可能使自己与其保持距离，以便使过去变成我们的对象。

我们永远处于历史中，就是说，我们意识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以致于意识不能随便地使自己面对过去。

”“时间间距使历史不仅不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而是我们不断产生新理解、新真理的意义之源泉”。

由此看来,文本应该是开放的、超越生成它的时代的,而且它的意义永远也不可能穷尽。

效果历史原则强调从艺术作品的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这样就把历史与现在紧密相连,充分肯定了古代作品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如果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来探究翻译的话,我们就更应该提倡重译文本、尤其是经典的文本。

因为效果历史告诉我们,文本的意义永远也不会在某一个点上被固定、被规范。

相反,文本的理解永远处于向未来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之中。

一部译作只能是对原作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其本身决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经典”。

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

“世界从来就不是某个混沌初开的世界，而是不断遗留给我们的世界”。

例如，对一部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言文、白话文、散文、骈文、五言诗、七言诗等等文体的翻译，就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译者风格，同时，正是这种新的阐释不断打破原文的限制，也在变化中凸显了传统新的活力，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原文本新的视野。

三、结语“阐释学反思的普遍任务就是倾听语言并给予语言以各种可能性,即在传统中向我们所说的中间所暗示但依然未说出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告诉我们，理解的历史性暗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

又因为“任何理解都是在历史之内进行的任何作者和读者都以自己的一定生存方式处于历史中”。

因此，每个译者由于所处时代、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个人素养等不同，同时出现对文本理解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