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导读材料

35、《明夷待访录》导读材料
一、著者与内容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

他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

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

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

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

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

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

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二、特色与简评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
君”。

他就是近代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

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

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

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

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

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

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

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

在地方==，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

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

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

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财计三》）在经
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

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

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曰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

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

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

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

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

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

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

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

”（《田制三》）
黄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义。

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

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

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黄宗羲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
想。

很明显他并未有跳出圣君贤相这种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

他所提出的种种设想，目的止于限制君权，而并无提出主权在民和政治须由公意所决定，其实这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须条件。

从根本上来说：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掘墓人”；他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服务于传统王权的儒家正统政治哲学。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
当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后，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其政治思想也随之转向维新。

郑观应撰写了《原君》、《学校》、《阉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都是《明夷待访录》原有的篇目名称。

尽管这些文章内容均已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无法否定它们受到黄宗羲明显启发和深刻影响的事实。

戊戌变法时期，黄宗羲的著作对梁启超、谭嗣同乃至康有为等人影响至为深远。

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课时，将一知半解的西方民权思想与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作了混同，但起到了宣传民主思想的作用。

梁启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

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

他还自称自己与谭嗣同等人为“倡民权共和之说”，将《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
万本，秘密散布，“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结果“信奉者日众”，“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思想最为激进的维新派谭嗣同，对《明夷待访录》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指出：“孔教亡而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

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谭嗣同，第177页）谭氏思想来源较为复杂，有墨家、佛家和儒家等，但他反君主的思想则明显来源于黄宗羲，在《仁学》中有很清晰的承继痕迹：“岂谓举之戴之，（君主）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同上，第178页）这几句议论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的语意极为相似。

谭嗣同还痛斥那些“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的混帐的“世俗小儒”，指责他们“俗学陋行，动言名教”。

这种口气和观念，可以说是与黄宗羲抨击“小儒”固守纲常名教的议论一脉相承。

侯外庐指出，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一望而知为《明夷待访录》的继承者”（侯外庐，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