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现代性

试论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现代性

郭珊珊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浑厚的悲剧色彩，她塑造的人物形象充分揭示了人性的丑恶，以及现代人在外部世界倾轧下的悲剧命运。这种现代意识，使得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张爱玲；人物形象；现代性；人性；悲剧

在40年代寒冷萧条、沉沉喑哑的沦陷区文坛上，张爱玲的小说曾经掀起一股奇异而强劲的旋风。因而在当时近乎死水一潭的文艺评论界和理论界也造成了强烈的震荡，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它的余漪直到现在还持久不绝。纵观以往的研究，人们多把重心放在了艺术技巧、形式创新等文本表层结构的探求上，而对于其小说人物形象的现代性方面，则强调不够或挖掘不深。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一种真正深刻的现代意识：现代人的孤独、苦闷、焦灼、异化、精神家园的荒芜与危机。此外，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隐含着深沉的悲剧性，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和无奈。

一

如果严格地只允许用两个字来包容张爱玲的创作，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人性，五四以来，作家的笔锋多指向人类的心灵，挖掘人类共有情绪、感受，沈从文竭力表现人性善的一面，张爱玲在人物塑造上的现代化贡献主要体现在：着力表现人性的恶毒，毫不避讳地正面揭露古老腐朽文化对人性的削蚀，敏于捕捉现代文明给人的心灵蒙上的尘埃，她端详着人性沦丧者扭曲、畸形的千样百态，用犀利的手术刀剖析着人的灵魂，写出了人性深处的复杂性、矛盾性、斗争性、变动性。正是从这种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她打开了一个阴森黑暗、真实可怖的心理世界，让我们洞见了理性的人在异化的迷途中如何去挣扎、去抗争、去毁灭。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没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①她笔下的人物暴露出了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兽欲、生物性、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做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女儿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娥是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父母…无限的爱，…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

爱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人性变的何其冰冷，何其可怖。

《茉莉香片》也展示了一个人性扭曲、畸形、变态的富家子弟聂传庆的心理历程。聂传庆是个畏葸阴沉而发育不全的青年，本应是人性成熟的时期，但心理却发生着完全逆向的病变。在家，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后母鄙薄虐待他，使仇父恋母情结在其心中滋长，对异性产生偏执仇妒心理。于是，他厌憎天真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他的温情，却有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精神陷入了恍惚变态中，在潜意识中，他对言丹朱有着“绝望的爱”。在环境和精神双重重压下，他变的自卑，自贱。猜忌、冷淡、自私、占有渗透在他心中，精神失衡，心理裂变，人性扭曲，自我意识错乱，欲罢不能的妒恨心理愈演愈烈，疯狂可怖的杀机终于在一个圣诞夜爆发，施虐毒打言丹朱，欲制其于死地。

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一出“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

夏志清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②，一个“最”字己评到绝对和极致，让人几乎无话再说。《金锁记》对人性恶的深刻透视，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理性思考中表现出真正的现代意识，确实达到了同时代人不可企及的高度。

二

张爱玲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丑恶之处以及传统道德失落后现代人的欲望、情恋；另一方面，她笔下的人物大都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体现出现代人与强大的外界力量抗争时，人的力量的渺小，人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她的小说处处渗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痛苦与不安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处处感到生存威胁的她，用一种近似妄想者的眼光看世界，使得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感、荒诞、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和恐慌。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微龙一步步走进了“鬼气森然地世界”，“中了邪”，“似乎是魇住了”，再也走不出那充满了“淫逸空气”的世界。

《创世纪》中年老的紫薇靠典当当年的陪嫁物维持全家的生计，贫困、孤独、子孙的不肖，使她只能无奈的幽忧的叹息“也真是个寂寞的世界呀！”。《沉香屑——第二炉香》中蒙受着羞辱、鄙视的罗杰，心中一团漆黑：“黑暗，从小屋暗起，一直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寂灭的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屋子里来了。”缺少爱，性格孤僻、乖戾变态的聂传庆对外界的感觉一片死灰：“太阳光暖烘烘的从领圈一直晒进去，晒到颈窝里，可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天快要黑了——已经黑了。他一个人守在窗子跟前，他心里的天也跟着黑了下去。”《倾城之恋》中身陷“那死的城市”的白流苏则惊惧于“整个世界黑了一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的关上了盖。”“通入黑暗，通入虚无。”《等》中守着“一大块稳妥的悲哀”的童太太“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是无休止的妥协。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只能是“硕大

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一种凄凉的、恐怖不安的气氛笼罩在张爱玲的头上，一种彻骨冰凉没落的氛围裹夹着她，她无法不感到深深的“惘然”。

“生命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③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永远不妥、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旧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也使张爱玲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生命如此脆弱，命运将人的一生套牢，人在命运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周围环境的主人。“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④人无法摆脱程序化的命运，在一成不变的现实面前，人的希望、幻想只能像气泡一个个无情的破灭，《年轻的时候》潘汝良“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永远是一个人的脸的侧影，”沁西亚的出现，给了他一种“奇异的喜悦”，使得幻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但为结婚而结婚的沁西亚使可能化为乌有，从此，“汝良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劳了，只能在命运永恒的框子里踏着既定的步子。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时代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的命运，他们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他们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为新人，像无头的苍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都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的、苍白而平庸服服帖帖的工具，人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人生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⑤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

张爱玲的成功在于她没有做纯粹的旧派小说的追随者，她的小说既具有地道的传统的古典韵味，也具有在当时看来己经极其先锋的现代内涵，在塑造人物时成功揭示了以金钱为代表的现世利益对自我本性的压抑，表现现代人在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摧残下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握，这是张爱玲的不凡之处。

参考文献：

[1]王德威, 陈子善. “世纪末”的福音——张爱玲与现代性.作别张爱玲[M].文汇出版社.1996.2.

[2]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1).

[4]夏志清,陈子善.超人才华，绝世凄凉. 作别张爱玲[M].文汇出版社.1996.2.(1).

[5]黄修己.张爱玲名作欣赏[M].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10.(1).

（原刊于《作家》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