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内容提要】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

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

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

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

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干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

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

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

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

至干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

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

光宣时期，维新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相继涌现；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理学逐渐走入尽头。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桐城派正统地位的树立与理学的关系大致在康熙末年，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说。

雍正十一年，方苞编成示范“义法”说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方苞关于古文文章纲领的理论至此定型。

方苞之后，在刘大kui＠①、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影响逐渐扩大，干嘉时期，桐城派发展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

桐城派所以能在清代文坛异军突起，与理学在清代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

理学虽不是清代的学术主流，但清朝推尊儒学，对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理学一直处于清代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成为清代维护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

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既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

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强烈色彩，桐城派自然在开派之初就树立起“必不可犯”的文坛正统地位（注：曾国藩：《复吴南屏书》，《曾文正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

）。

程朱理学的特征有两个：一是重伦理道德，二是重思辨。

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后者属于思维层面。

理学的学术特征主要通过后者体现出来。

在相当程度上，古文家是试图以简洁生动的古文诠释理学，用充满温情的面孔向世人兜售程朱义理，以达到维护、重建道德规范的目的。

恰如姚鼐所言：“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

”（注：姚鼐：《复汪进士辉祖书》，《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显然，桐城派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上追随理学，通过“文以载道”的形式以卫道护道，故对理学“重思辨”的思维层面少有承继，在学术上少有发展。

全祖望曾评价方苞：“世称公之文章，万口无异辞，而于经术已不过皮相之。

”（注：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方望溪遗集·附录二》，黄山书社1990年版。

）在学术上少有发明，是桐城派与宋学派的共有特点。

宋学虽居于清代官方学术的地位，但干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却是汉学。

方苞、姚鼐等人追随程朱理学，对理学在干嘉时期的延继具有重要作用。

梁启超指出：干嘉时期，汉学兴盛，“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

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

”（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49页。

）梁启超将干嘉时期的理学传承之功仅归于古文家，有失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二）桐城派与晚清理学经世思潮嘉道年间，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

汉学家面对变局束手无策的窘况使知识分子纷纷调整学术路向，“对照现实的变局，汉学的无用性愈发明显，而宋学虽不一定是理想的选择，但当时复兴宋学的人还试着把学问与现实产生联系，而且发生过相当的效果”。

（注：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乐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并笼罩上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活动于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主要为姚莹、梅曾亮、刘开、方东树等姚门弟子。

与前辈一样，他们对理学的哲理层面并无太大兴趣，他们的目标集中在道德建设与经世致用两个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特点。

程朱的伦理道德被姚门弟子视为重振乾坤的重要手段。

在他们看来，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道德信仰是社会须臾不可离的精神支柱，姚鼐的弟子孙鼎臣认为：“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

”（注：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岳麓书社1983的版，第56页。

）他们认为汉学的流行使士人专注于训诂考证，宋学长期受到冷漠，直接导致了道德信仰的坍塌。

刘开认为，汉学末流“以博为能，以多为贵”，“躬修心得，屏而不论”，使天下士子“语以忠信廉节之事，则惊愕而不欲闻”。

（注：刘开：《学论上》，《刘孟涂文集》卷2，扫叶山房1915年印本。

）姚门弟子感叹风俗人心的沦落，自然包含争夺学术地位的意味。

既然汉学导致道德败坏、天下失乱，那么支撑社会的精神支柱就应是宋学，学术的主导地位应易位给宋学。

桐城派作为理学的崇奉者，竭力宣扬理学在兴起人心风俗方面的重要作用。

刘开认为，程朱之学“其所严辨者，皆纲常名教之大，礼义廉耻之防，是非得失之介”，能够“扶植世道，纲纪人伦”。

（注：刘开：《学论上》，《刘孟涂文集》卷2，扫叶山房1915年印本。

）方东树说得直截了当：“必欲兴起人心风俗，莫如崇讲朱子之学为切。

”（注：方东树：《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仪卫轩文集》卷5，同治七年刻本。

）但他们在社会道德建设上并无多少新主张，只是对程朱义理的老调重弹，毫无新意。

姚门弟子还将理学与经世、治世联系起来，表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思想。

姚莹认为：“夫志士立身有为成名，有为天下，惟孔孟之徒道能贯一。

”（注：姚莹：《复管异之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6，同治六年刊本。

）一生未仕的刘开也“负大志，区画世务，体明用达。

”（注：姚莹：《祭刘明东文》，《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6。

）他们不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宣扬，还在经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尤以抗英英雄姚莹为突出。

道德重建与经世致用在姚门弟子那里是有机联系的，道德重建本身就是经世治世的一个重要内容。

桐城派文士认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士人应以宋学为载体，承担起道德重建与经世致用的双重重任。

方东树表述得很清楚：“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耗精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诬，乘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

“（注：方东树：《书林扬觯》，《书目类编》九十二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1516-41517页。

）姚门弟子虽认识到经世致用对重振理学的重要性，但他们相对低微的政治地位、难以引人注目的经世实践，并未使理学摆脱原有的窘境。

理学最终是靠曾国藩的经世之功才走向复兴的。

梁启超认为，清代学人对理学轻蔑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在曾氏“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26页。

）。

而曾国藩加盟桐城派则在洋务运动前夕，即1860年左右。

（注：参看拙文：《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曾国藩的加盟使桐城派迅速走向中兴。

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磨下，形成了一个以吴汝纶、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

可见桐城派的中兴与理学的中兴基本是同步展开的，都与曾国藩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曾国藩理学思想及中兴桐城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结合本文主题，笔者于此强调两点：其一，古文家与理学家的身份在曾氏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两者并不冲突，曾氏的理学经世思想基本上都是以桐城古文来表述的。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联系源于他对古文的喜爱，据载：道光二十五年（是年曾氏25岁），“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授，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

治古文词自此始。

”（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

）对古文辞的喜爱，使他注目于桐城古文一派，他曾说：“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注：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

）当时梅曾亮以古文名于京师，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

曾、梅二人过往甚密，“昔日梅、曾诸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

（注：王先进：《〈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886年版，第30页。

）曾氏所以与桐城派“声之冥合”，还在于学术思想主张的契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宗程朱理学。

曾氏一生“致力程朱理学”，（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12页。

）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

二是共主汉宋调和。

“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是姚鼐的基本主张。

曾氏也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注：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

）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

（注：曾国藩：《复夏甫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

）三是共主理学经世。

桐城派一方面坚守程朱义理，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曾氏一生坚守理学，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