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

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

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

现就他们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

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

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

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

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

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

”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二岁时，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为学使高素侯所器重，招入使院。

因乡试不售，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

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

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

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

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

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

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

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

当时诚亲王主其事。

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

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

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

其后在三礼馆修书。

年七十五乞归养，谢绝宾客，杜门著书。

年八十二，卒于上元里第。

方氏在京孜孜著作，有些编著与当时全国学子息息相关：雍正十一年，先生奉果亲王指令，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设学校的泛称）诸生，其后这部文选，又于乾隆初年，诏颁全国各学官。

乾隆元年夏，命先生选明清诸大家四书制艺数百篇，颁布全国，以为举业准的。

先生在京为官数十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教育和著作之上。

其著名弟子有叶酉、张莘农、雷?、沈彤、王又朴、沈廷芳、官献瑶、王兆符、程等。

刘大?与先生虽无师承之谊，但也是先生服膺弟子。

刘大櫆，幼从父兄读书，后受教于吴直。

康熙五十七年左右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

他对教学饶有兴趣，他在《授徒诗》中曾说：“授徒一室内，少长各有仪……欣欣日相对，足以忘朝饥。

”先生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

二十七岁返枞阳，在家课其弟侄。

二十九岁，赴京拜会方苞，方氏称为国士，“令其拜于门。

”留居北京，在城北授徒。

三十一岁，馆于工部侍郎吴士玉之家，长达十年之久。

三十三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三十九岁再应试被黜，此后不复应试，整装南归。

四十岁返京应试鸿博失利，留京数年，于四十四岁返里，闭门僻处，设帐课徒。

两年后，赴其兄刘大宾山西徐沟县之任所，并一度在百泉书院担任主讲。

五十岁时，方苞荐先生入江苏学幕校试阅文。

五十八岁又入湖北学幕，六十三岁入浙江学幕。

其间两次赴京应试，均无功而返。

先生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其间，安徽巡抚檄令先生兼领安庆书院。

七十一岁辞去黟县教谕，应聘至歙县，主讲于问政书院。

七十五岁，离歙回桐，仍在家乡讲学，直至八十三岁寿终。

受教于先生门下著名弟子有姚鼐、王灼、程晋芳、方国、方绩、钱鲁斯、金榜、吴定、吴绍泽等。

以后其徒钱鲁斯、王灼转授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于是桐城派另一分支“阳湖派”孕育而成。

先生一生仕途蹇滞，但教书育人，弘扬桐城派宗旨功不可没。

姚鼐，弱冠即中江南乡试，其后多次会试失利，授徒以敷家用。

三十三岁时赴京应试，得中进士，选为庶吉士。

先后授礼部主事，山东、湖南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再迁刑部郎中，后荐入《四库》馆为纂修官。

终因与总纂纪昀等见解不合，于四十四岁乞养而归。

两年后，两淮盐运使聘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又两年，其夫人张氏殁于书院，遂扶柩回桐。

未及两载，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长达八年。

乾隆五十三年，先生年五十八，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同年秋返桐。

两年后复赴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直至古稀之年。

嘉庆六年，先生七十一岁，改主敬敷书院。

嘉庆十年，先生年七十五，又主钟山书院。

嘉庆二十年，先生八十有五，卒于钟山书院。

姚先生踏入官场，刚满十年，便激流勇退，投身教育，弟子遍布苏皖二省，其中佼佼者为管同、梅曾亮、刘开、方东树、姚莹、陈用光、姚椿、毛岳生、鲍桂星、吴德旋等。

方东树，年二十二，入县学，补弟子生员，后补增广生。

乡试十次不售，遂摒弃科举入仕之念。

年二十七，授经于江右新城陈家。

年三十，应姚鼐之约，赴江宁钟山书院课其长孙，其间亦辗转于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

嘉庆二十四年（1819），先生年四十八，应邀入两广总督阮元幕，后助修《广东通志》。

事竣，执教于廉州海门书院，主政韶州韶阳书院，旋复入阮元之幕。

先生年五十五，离粤返皖，入邓廷桢幕，后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

年六十二，应约赴江苏武进县姚莹之任所，为其曾祖姚范编校《援鹑堂笔记》。

年六十六，应约赴粤入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幕，其间撰成诗论《昭昧詹言》。

年六十九，返桐授徒课孙。

咸丰元年（1851），先生年八十，应弟子唐治之请，出任祁门东山书院山长。

同年五月卒于书院。

先生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其著名弟子有戴存庄、方宗诚、苏?元、陈澹然、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刘宅俊、郑福照等。

管同，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十六，赴河南商丘，授经于通判陈氏家中。

年二十八，应姚鼐先生之荐，赴宝山县令田仲衡之任所，课其子弟。

年二十九，赴山东，入孙星衍之幕。

嘉庆十五年回江宁。

道光五年（1825），先生年四十六，乡试中举。

次年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课其子。

又六年，随邓子入京，途中卒于宿迁，年仅五十二岁。

梅曾亮，江苏上元人，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十四中举，年三十六中进士。

道光十四年（1834），先生年四十八，授户部郎中。

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六十三，去官还乡。

咸丰初年，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

咸丰六年，先生年七十，避乱卒于清江。

梅氏虽执教时间不长，其在京为官时，士人慕其文名而皈依门下者比比皆是。

其著名者有朱琦、龙启瑞、吴嘉宾、陈溥、陈学受、彭昱尧、郭嵩焘、汤彝珍、邓显鹤、秦澹如、张端甫、舒寿、欧阳勋、孙鼎臣、鲁一同、张穆、张志沂、金坤、孙衣言、邵懿辰等。

其时，曾国藩亦受先生影响而仰慕桐城派。

他曾说：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

又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鼐)先生启之。

”梅先生学生遍布广西、江西、湖南、江苏、浙江、山西等省。

戴钧衡，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举。

他的一生致力于整理桐城前贤诗文，创办桐乡书院。

他与邑人苏?元重订《望溪文集》，与友人文汉光编辑《古桐乡诗选》，又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遗篇，编成《潜虚先生文集》。

道光二十年（1840），先生与同里文汉光、程恩绶等社会名流，在桐城县治东三十里孔城镇创建桐乡书院。

推廪生十多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兴建校舍五幢，购置田亩十数处，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课，先生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

书院教学得人，管理有方，成绩卓著。

桐舒枞三地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

当时户部尚书罗?衍曾为书院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先生办学业绩。

此书院因基础稳固，一直办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学堂成立，才告废止。

方宗诚，年二十四，授经于友人方召卿之家。

年四十一入山东布政使吴竹如之幕，讲授经学，并主讲于商河书院。

后因曾国藩之荐，任枣强县令。

方氏治理枣强十年，设乡塾，创建敬义书院，一时枣强文风昌盛。

秩满还乡，年七十一寿终。

张裕钊，湖北武昌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

年二十九，中恩科举人,考授内阁中书.。

师事曾国藩，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

张氏为人淡于仕进，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地书院。

成就后学甚众，最著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孙葆田、张謇等。

先生终生教育，享年七十有三。

吴汝纶，同治四年（1865），举进士，授内阁中书。

曾国藩奇其才，留置幕府，后又入李鸿章幕。

同治十年（1871），出任直隶省深州知州，同治十二年（1873），因父丧丁忧还乡。

光绪五年（1879）服除，署天津府知府。

光绪六年卸任，次年补冀州知州。

先生治理深州时，以教育为先，没收深州为豪民侵夺之学田地1400余亩，划归书院。

聚集一州三县高才生亲自教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

后来补任冀州，仍锐意兴学，在其努力下，“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

先生在十年宦海中，目睹清廷昏庸，吏治腐败，外强虎视，国家处于积贫积弱之地步。

他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可以“救其弊”。

于是想弃政从教。

恰逢此时，莲池书院山长张裕钊辞冀返鄂，先生经李鸿章首肯，即“称疾乞休”，赴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

先生主政莲池书院十多年，校誉日隆，四方学子纷至沓来，连日本学子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人“亦踔海来请业”。

他在完善传统课程教学外，还开办了东西两学堂，以传授外文及科学知识。

他的东文学堂教学对象以皖人为主。

他在《与方伦叔书》中说：“前日又函李傅相（李鸿章），请将保定淮军公所岁?金生息余款中，岁提400金，开一东文学堂，专教皖人在北者子弟（后来东文学堂章程议定生源“皖人以廿名为限，外省以十名为限”。

）傅相欣然乐从，已函约敝门徒曰中岛裁之者，请其来为教习。

”后来他这位日本高徒果然不辱使命，教学成绩出人意料。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在《与刘?云书》中说：“中岛教肄东文，苦心孤诣，实向来所未见。

本拟学生六阅月可以译书，今三阅月，而诸生能译东文者已十余人。

”他的西文学堂也办得初有起色。

他在《与方伦叔书》中说：“此间劝诱诸生出城，从英国人名‘贝格耨’者讲习英文，共得十七人，小儿与焉。

此十七人者，月各出二金为束?。

贝君与仆相好，情愿代教，且不问束?有无。

每日以点钟教授，而诸生归后，仍在书院大楼聚而同习，以两时为限，今已月余。

”这东西两学堂办得很成功，他十分高兴。

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两学堂，并不多费，颇以此自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先生年六十一，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聘先生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先生固辞不得，于是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于次年率团赴日本考察新学制。

对日本各种类型学校，房舍构建，课程设置，实验实习等，均详加考察，巨细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