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百年研究

桐城派百年研究
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

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

）。

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

）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注：《新青年》2卷6号。

）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

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

”（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

）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
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

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

”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

”“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

”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

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

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
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后来在他的散文小品中，周作人一再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被不少学人认同。

朱自清在其名作《经典常谈》中言及桐城派与八股文的关系，指出：“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刘大櫆姚鼐“都是用功八股文的”，以此造成桐城派文有序而“有物之言”太少。

此论在当时学界颇具代表性。

了详尽而合乎实际的描述。

钱基博对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进行了认真研读，撰写了近10万字的心得，将其附录于所著《中国文学史》后，对各家师承、创作风格、艺术特色进行了精当的点评。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详细论述了多位桐城派后期作家作品产生的来龙去脉和生活基础，从深广的历史背景中探讨“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其中网罗各家遗闻遗事颇多，体现了钱基博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

此外，钱氏关于桐城派的专论还有《复陈赣一先生论桐城文书》、《〈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等。

章贵‘简’贵‘疏’，反对‘繁密’；刘大櫆详论‘去陈言’之法；林纾主张学古人当知古人之病；诸如此类，都有可取之处。

”（注：舒芜：《〈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点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种否定桐城派政治倾向而肯定其文学主张的立场，虽不无偏颇，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与“中体西用”论》，周中明：《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钱念孙：《桐城派的逆向研究》，均见《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

）。

综观这20多年来的桐城派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繁富，形式多样。

复林纾诗文选译》，梧桐整理的
派名家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结合时代背景和文章实例，析其异同，明其流变。

为彰显桐城派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何著开篇回顾了清代以前中国散文在“在载道与崇文的两难选择中”艰难跋涉的历程，以“晚辈学人对桐城文派的缅怀”为终章，大胆断言：“无论在体裁、内容的规定上，还是在表现手法、语言文字上，桐城散文都扮演了从古代散文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中介者的角色。

”这就把胡适、姜书阁言而未明的观点完全揭示出来并推进了一大步。

杨怀志、江小角主编的《桐城派名家评传》，选择22位名家作为论述对象，对其生平事迹、思想倾向、文论主张、创作实践和历史贡献，一一予以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衡。

提要钩玄，史论融贯，被誉称“为桐城派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创造性的成果。

”周中明白1992年起承担国家教委“八五”规划
项目“清代学术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的研究任务，发表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及其对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关于桐城派及近百年来对它的评论》等论文。

1999年出版32万字的力作《桐城派研究》。

作者实事求是地描述了戴名世至姚永概诸家的家世生平、性格特点、思想、师承、文论建树、创作成就，对桐城派产生的地域环境、政治背景、学术风气，以及桐城派与清朝文化政策适应性和矛盾性的两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发前人所未言。

更为可贵的是，周著在详细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现行观点或吸收、或辨析、或质疑、或创新，既自成体系，又具集大成特色。

国藩为桐城派“中兴圣主”之说，以曾氏为界将桐城派划为两段，即自方苞至梅曾亮之徒为第一期，自曾国藩至吴闾生之徒为第二期。

马厚文的《桐城文派源流考》（注：《艺谭》1981年第1期。

）和何天杰的专著均持此说。

王凯符提出三段说，即第一个时期是桐城派的始创时期，时间大体在康熙乾隆年间，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为代表人物。

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以姚鼐为中心，多方培养和罗致人才，扩大影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作家集团。

第三个时期为鸦片战争
的代表人物。

姚莹所处的时代，进步思潮的主流是睁眼看世界，就这个意义上讲，姚莹仍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进步思想代表之一。

嘉庆年间，桐城学风开始转型，涌现一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以姚莹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

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区域性现象是清代社会与学风演变的一个标识。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收有长篇论文《姚莹交游述略》，介绍了嘉庆、道光年间与姚莹交往的十几位名士，涉及刘开、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处较多。

作者通过对这个以姚莹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考察，认为姚莹及其友辈，是嘉道间“调和汉宋”、通经致用，敦崇经世之学这一新学风的倡导者、开拓者，在他们身上，反映了学术变化的动向和时代发展的趋向。

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义法方面，他与桐城派毫无芥蒂，但在语言、载道方面却又大相径庭。

他之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是出于自知之明与写作自由的追求，桐城中人引他为知己，是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外人把他列为桐城派，则是不很美丽的有意的“误会”。

曾宪辉的《林纾文论浅说》（注：《福建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对林纾的文论体系进行了精细分析，认为从林纾的尊尚对象、讲意境和守义法、以阳刚阴
论》（《新亚学报》第16卷，1993年版）和《桐城派在清代兴盛的原因》（《台北华学月刊》1980年第104、105期），周启赓《桐城派文论》（陈国球主编《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邝健行《方苞与戴名世》（《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1990年第20卷）、《桐
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观点与态度》（《新亚学报》第3卷，1980年版），叶龙《桐城古文略论》（《大陆杂志》1966年第32卷，第12期）和《林纾的古文及其与桐城派的区别》（《香港新亚生活》第9卷，第8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