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盛唐形成李白与杜甫两座诗歌高峰的原因

试析盛唐形成李白与杜甫两座诗歌高峰的原因

［内容摘要］同处于唐代的李白与杜甫，分别是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风格与现实主义风格的高峰。那么，同一时代形成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当然有时代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诗人自身等主观原因。作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特定时代、特殊社会、特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归根结底是因为特殊身世、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促成的特殊思想性格及独

特审美追求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盛唐；李白；杜甫；风格；原因

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那么盛唐诗歌则是这个诗歌国度的最高峰。确实，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盛唐，更是唐诗的颠峰时期。这是一个识得字的人便能写诗的时代，识字的人几乎都可以用诗歌来自由地表达感情的文化昌盛的时代。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吕本中在《江西宗派图》中也说：“唐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与前作者并。”的确，生活在盛唐的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并峙高峰。与此同时，他们所代表的我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确实，李白与杜甫都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是各有长处的。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曾说：“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

诗豪而逸……”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诗仙”，他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他曾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杜甫称赞他的诗也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百二十韵》）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李白诗歌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的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他的诗歌雄奇豪放，浪漫飘逸，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很多诗篇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并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被称为“唐时候的最强音”。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其浪漫主义代表作之一。因而，他的诗歌以它独特的风格仍在传颂着，并滋养着人们的心灵。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杜甫，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的“诗圣”，其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多方面的。后世之人称他是人能的极致，应为当世英才；并称其诗歌兼备众体。陈寅恪在《书杜少陵〈哀王孙〉后》中也说“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沉郁顿挫，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现实密切结合，不时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并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兵车行》是其代表作之一。因之，自唐以来，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那么李白豪放浪漫的浪漫主义风格和杜甫沉郁顿拙的现实主义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当然有时代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诗人自身等主观原因。我认为，这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社会、特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中,由其特殊身世、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促成的特殊思想性格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形成的。具

体说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罗网在天而难以高飞远举——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的客观影响

值得肯定的是，李白和杜甫都是唐代诗坛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从本质上说，都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与时代性。他们之所以伟大，我认为就在于他们追求理想的强烈性和面对黑暗的坚韧性。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

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李白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甫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

李白与杜甫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他们的文学思想属于盛唐转变时期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变奏，都反映与体现了现实中广大人民的生活与思想。

李白（701——762）与杜甫（712——770）生活的时期主要是所谓的“盛唐”时期。此时期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安史之乱之前，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但这也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着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如唐玄宗早年尽心治国，但后来耽于逸乐，被美色所迷，疏理朝政，信用奸佞，且不顾民生凋敝，穷兵黩武，肆意推行开边政策等。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是一饱经丧乱、暂存苟安、帝国日趋没落的时代，社会是一个大动荡的社会。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藩镇割据,搞得满目疮痍,社会动荡。正是因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和藩王势力的过分膨胀及沉重的赋税，才导致了尾大不掉的军事格局，进而导致了“安史之乱”和时局的长

久昏暗。

正因为李白与杜甫生活在这一特定时代，所以他们的诗歌都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性与时代性，也因而成就了他们的千古诗名。只是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个人性格和诗歌艺术风格。李白的主要诗歌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也是对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无奈反抗。杜甫的主要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反映了唐诗美学风格的重要变化,从轻松飘逸到沉郁顿挫，以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为中心,重视写实，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

李白与杜甫生活的唐代社会，表面上还是莺歌燕舞的，盛唐气象犹存，而实际上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只不过在风雨中强装微笑罢了。但生活在此时的士人无不视本朝为有道之邦，因而，无论是争取金榜提名，还是探寻终南捷径，人们对这个富有魅力的时代没有失望。作官、从政是知识分子的最高愿望。而要做官则必须经历许多与人格冲突的事情，使内心失去宁静和平衡。作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李白与杜甫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唐帝国大厦将倾的危险，他们也在挣扎——虽然也感到了无力回天，但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也只有企图以更为直接的现实思考和政治批判来顺应时局、扭转政局。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行路难》其二中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便表达了这一矛盾。既然“我独不得出”，为什么又说“大道如青天”呢？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的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高亢歌唱。

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李白在青年时代就胸怀“安社稷”、“济苍生”的崇高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他终生不懈的寻找报国机会，与现实中的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对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丑恶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和进取精神，使李白胸怀大志，关心国事，热衷仕进；而盛唐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又鼓舞着他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傲岸不屈地与王公权贵抗礼，勇敢地揭露批判统治者的腐朽和黑暗。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蜀道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及其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拒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面对时势的不可挽回、自己的无能为力及时间的如飞流逝去，加之又受道家的影响，于是，不时又有高蹈出

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表明了他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再如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看似起落无迹，却表现了他面对黑白颠倒、残酷暴虐的种种黑暗及自己仕途的坎坷时的痛苦绝望及难以排遣的无奈。总的可以

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与此同时杜甫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希求用自己的绵薄之力扭转乾坤，只不过对于官位的要求在变。杜甫一生胸怀“济苍生”、“安社稷”的大志，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即使中年以后，所得亦为下僚，仍旧未能达其建功立业的理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希望仕途上有所改变却始终未能如愿，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关心却日益强烈，而非日渐冷漠。“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是其一生的执着追求。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安史之乱”以后，杜甫在漂泊不定的动荡生涯中，无论是被起用还是遭排斥，荣辱升沉，或被生活所困，举步维艰，他都时时关心着当时的战事与政治局势，所到之处凡山川景物，一有感染，便会触动他忧国伤时的情怀，摇笔成诗。诚如他在《春望》一诗中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即使在他临终前两年（768）流寓岳州，初登岳阳楼见其壮观时，一想到“戎马关山北”，仍禁不住“凭轩涕泗流”。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落到个人报负：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表明了他要求仕进的执着。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表明了他一直关

心国家命运，关心政治。

王安石在《杜甫画像》一诗中就说：“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肯定了杜诗中吟哦时政与忧国忧民的一面，他选四家诗，还以杜诗中政治性极强的《洗兵马》一诗为压卷之作。文天祥被俘之后，在燕京的监狱中每天都读杜诗，并集杜诗中的五言句，曾感叹地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我们知道，王安石与文天祥都是宋代政界的显赫人物。他们对杜甫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杜甫对于入仕的

执着追求。

正如《尚书·舜典》中所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特定的政治环境深刻的影响了李白与杜甫的理想追求，从而决定了他们诗歌的内容及思想，也从而影响了

他们诗歌风格的形成。

李白与杜甫的身受感同，是时代造成的，就他们的经历来说，是他们的不幸，就他们的文学成就来看，则不失为大幸。诗格与人格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李白与杜甫以他们崇高的人格与伟大的诗篇坚定着人们生活的意志,培养着人们的高尚情操。李白与杜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这个时代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干、实现理想的环境和机会。他们作为诗人的率性也使他们难以在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就使他们在诗中时时流露出这种悲哀来。只不过，由于他们所面临的具体环境不同，而导致他们采取的形式不同罢了：一个选择了狂笑，一个选择了呼号。其实，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

而这一切又是由当时时代的变异所致，正如清末——抗日战争这段时期一样，热血的中国人民在沸腾，在成长。无疑，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二、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特殊文化的深刻影响

作为盛唐知识分子，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

君尧舜焉肯朽。”（《可叹》）

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理想层次的追求上及对从政失败的态度，李白和杜甫表

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而当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

而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

（《李太白文集跋》）

但是我们不得不问，李白与杜甫追求自我完善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承是否又不同呢？是不同的，也正是由于他们这一思想基础的不同，才导致了他们对于自我完善追求的种种不同，而这种种不同表现在

诗歌上，从而导致了他们诗歌风格的迥异。

李白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儒家，但他的世界观和美学观却深受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

李白广泛吸取了历史文化遗产，融合百家之说，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思想面貌。他的思想是复杂的，而不是单纯的。各个不同的思想侧面，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李白。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思想，使李白的诗歌充满了热爱人民、关心百姓的高尚情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使他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道家的愤世精神与自我追求意识，给了他揭露批判统治者的勇气，使他注意到了大唐由盛转衰的种种迹象和隐藏的种种弊端。墨家任侠的博爱精神，使他仗义疏财，乐于助人。纵横家的胆识和博辨，使他敢于“戏万乘若僚友，视儔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兵家的机敏权变和释家的空灵超脱，则给他的诗歌增添了纵横变幻和空灵玄远的意趣和色彩。但李白是受到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如道家的出世思想，愤世精神及与大自然的亲和力等深刻影响了李白。而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子追求理想的浪漫和执着，是他展开想象的翅膀，神游八极，上天入地，苦苦求索。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总之，李白的兼蓄百家，为我所用的自由开放思想及热烈追求光明理想、勇敢批判现实的斗争精神，使得他

的诗歌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具有他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色彩。从文化传承上说，李白的诗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杜甫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虽然他受百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却倾力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儒家力图构建一个和谐融洽而又尊卑有序的社会，并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来确立自我的价值。但这种自我价值的确立同时又是以主体自我意识的淡化为代价的。它要求生命个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个体人格的实现也就在于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认真履行。而且，生命个体越是能为此付出代价直至生命时，越是能证明和实现人格的自由和人生境界的崇高，即孟子所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由此可见，儒家的个体人格乃是以社会伦理为本位。就社会中个体间的关系而言，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准则以及由此放大而成的社会政治模式中，个体的情感、意志、愿望等都以“爱而有差”的情感方式消融进对方，彼此之间往往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只讲依附不讲独立。况且，“爱”作为一种情感状态，其本质特征就是“忘我”，诚如黑格尔所言：“爱的真正本质在于意识抛舍掉自己，在它的另一体里忘掉了它自己。”就个体与群体而言，儒家又崇尚社会群体的和谐融洽，往往将个体略无拘束的情感与意志纳入群体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之中，即对“礼”的遵循，重群体而轻个体。可见，在儒家文化观念模式之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并不怎么突出。于是，便有了杜甫那《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示的,没有对天下人的怨愤冷漠之心,表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襟怀,以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对家国悲惨遭遇的深切关心,还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怒斥权贵阶层恣意妄为不顾人民死活的指责。

三、已然的悲剧命运——特殊身世及社会经历的潜移默化

杜甫与李白的差异，既表现在对文化资源的不同取舍上，又表现在对历史境遇的不同感受上。

从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及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所云可知：李白身世难明，虽自言为凉武昭王之后，但无任何实据。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自小便有身受治世恩惠之感，便有建功立业，扬名天下的抱负，正所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李白是一个很浪漫的诗人，任侠仗义，痛饮狂欢，喜游览名山大川，又藐视功名权贵，还喜欢求仙访道，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等。的确，在李白身上确实有着这些可爱浪漫的性格，但他性格中还有更重要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便是想扶社稷，济苍生，建立功名，积极用世，然后像范蠡、张良那样功成引退，隐逸山林，泛舟江湖。这也许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主要人生目标。

正因为如此，李白从青年时代起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并有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自幼在巴蜀长大，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在开元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李白满怀政治豪情和建一番功业的理想，离蜀东游，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不久后李白便入长安求仕。然而，政界的倾轧与官场的腐败，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马上使李白陷入了难以侍从的困顿中。李白的生活充满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他的感情也波澜起伏，千变万化。李白桀骜不驯，尚武轻儒，轻财好施，他好豪饮，好游仙，好游侠，做过隐士，也受过道簶。时而纵论王霸大略，时而又混迹于渔商。前不久还挥金如土，转眼间却又囊空如洗。而他中年时有破格召见，有“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而后有“力士脱靴”、“才人研墨”，暮年时有“赐金放还”、“永王幕府”之事。这些戏剧性的变化和不同寻常的生活，造就了李白的性格，使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这表现在诗歌中，则是在和谐的意境中加入了一些不和谐的成分，使诗人那桀骜不驯的气质和愤世嫉俗的情怀，同环境的险恶、

仕途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使诗的意境也便随之而波澜起伏、动荡不安。其气魄之宏大、

言辞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是晋代名将兼宿儒杜预的后代，其家族具有“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因而很容易使其产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入仕抱负。在《后出塞》五首之一中，也表达过自己立志报国，建功立业的远大政治理想：“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在《前出塞》九首之九的末尾又说：“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家庭文化——儒家文化的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

格。

杜甫从小到大一直就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并愿在政治舞台上施展一下才华。而在唐代，要施展政治才华一般都必须通过科举考取进士，方能踏入仕途，而杜甫却两次应试落第，是一个政治上失意或说不得志的诗人，但他开已意识到朝政的黑暗与腐败。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谋求政治出路，他不得不几次三番的向达官贵人投递诗篇，以求引进，得到朝廷的重视。他后来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曾写到过这段生活的困顿和无奈：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在长安困居到四十岁的那一年，唐玄宗举行祭祀大典，他写下《三大礼赋》进献皇上，得到玄宗的赞赏，叫他待制集贤院，考试录用，结果毫无音讯。后来他又进献《封西岳赋》和《鵰赋》。直到天宝十四载（755），他才得到了一个右卫率府胄参军的小官，管理东宫宿卫。他曾漫游祖国各地，特别是当他中年之际，遇上了唐代最大的政治事件——安史之乱，使他饱尝了战乱之苦，同时也使他亲眼目睹了战乱给人民和国家所带来的深重苦难。简言之，杜甫比李白晚十几年，其主要的生活和主要的创作经历均在“安史之乱”以后，因而很容易产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济世情怀。因此，他的诗歌也偏重于现实主义：主要不是面向自然的，而是面向社会的；不是抒发个人理想的，而是描写事实苍生

的。

裴斐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均以悲剧告终。（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

李白与杜甫在人格上的矛盾，在仕途上的挫折，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都是困扰他们终身的重要问题。李白与杜甫作为诗人，他们的思想，情操，文学才华，都是通过他们的诗歌来展示的。诸多的困惑与无奈，构成了他们丰富的人生，形成了他们诗歌独有的韵味。而李白与杜甫诗歌的丰富性也由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的复调及变幻的情绪得以体现。在当时，他们只能为今不如昔的世道，为生不逢时的自己和所有的志士贤人，以及为他们的永难实现的理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李白是以无限的激情冲破了有限的形式，杜甫则是在有限的形式中开拓着无限的境界）唱出一曲曲悲壮之歌。

综上所述，我们从李白与杜甫所处的时代、所受的社会政治影响、传统文化影响、身世性格影响及个人生活经历影响等方面，阐述了盛唐形成李白诗浪漫主义风格与杜甫诗现实主义风格的原因，从而发现了两位风格迥异的天才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相通之处即“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象是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语）具体而言，无论是李白的潇洒飘逸，还是杜甫的沉郁顿挫，都表现出共同的审美趋向，即盛唐时代的和谐、圆融，也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处于相对平衡的地位，审美主体可以在欢畅愉快的心境中对审美客体予以观照欣赏，这大概就是李白虽飘逸而不险峭，杜甫虽沉郁而不悲观的原因。这也是李白与杜甫两座诗歌高峰存在并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