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
量
张力婷2010049007法学101
2011/6/20
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价值衡量又称作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作为法学方法，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日本。

它冲破了概念法学的樊笼，主张在进行法的解释时，应当僭越概念法学奉为圭臬的形式三段论，在法义不明存在多种解释之际，须针对从属于具体事实的利益作价值的衡量和判断。

利益衡量论的生成源于对概念法学的批判。

一般认为，利益衡量论在日本的最终生成，是德意志的自由法学运动和美利坚的现实主义法学双重作用的结果。

价值是法学一直不变的主题，利益在法律中的重要程度，对于每一个学习法律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正是实现利益的平等，或者可以说是最大化的争取利益，正是因为如此，法律中利益价值的均衡分配与否成为法学家所追捧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说，法官即使在判例案件时价值也会影响法官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利益衡量在法官的裁断过程中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官在了解个案事实后总是习惯先入为主。

可以说，利益衡量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业已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

正如加藤一郎指出的：“法学乃是以控制人的行为、预先规范人的生活的法为根据的，裁判中加入实质的判断，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的自然之理”。

这就更显示出了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的重要性。

一、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衡量
1 法律解释的释义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

其中用词的基本含义为，法律，主要指制定法;“法律文本”指“法律条文”;“意思”也即通常所说的“含义”、“意义”，包括内涵和外延，或者说“涵义”和“指称”;“理解”指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指对理解结果的外在展示。

简言之，法律解释就是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

2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衡量的界定
就司法过程中而言，我们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价值衡量。

一种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衡量，另一种则是上升为法律方法论的价值衡量。

日本学界以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为代表的利益衡量论即属于后者。

即把价值衡量看作是法律方法论的价值衡量。

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者和力主者是日本民法学家加藤一郎先生和星野英一先生，1966年加藤一郎先生的《法解释学中的逻辑与利益衡量》与1967年星野英一先生的《民法解释论序说》两篇重要论文的相继发表，被视为日本利益衡量论诞生的标志，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也被视为日本利益衡量论的代表人物。

日本的利益衡量论所主张的利益衡量是一种适用于各部门法领域和各种案件类型的自主性的法律方法，正如我国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所提出的利益衡量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如何通过对立法者的利益评价的探寻来补充法律漏洞的法律解释方法，更是一个指向整个裁判过程的法学方法论。

”
3 价值衡量是否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
学界已有不同的看法。

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认为，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价值衡量只有在其他解释方法类推使用、目的性限缩等既不能处理时才能适用;而另有学者主张价值衡量是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是的价值判断，其贯彻整个司法过程，因此价值衡量并不局限于何种解释方法，也并不能称之为一种解释方法。

在此，我赞同陈金钊的观点，他认为价值衡量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加以运用。

原因如下：第一、法律本身就是与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要求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保持绝对的中立甚至做到价值无涉是不可能。

第二、即使法律的评价也是可能存在漏洞的，此时需要法官通过价值衡量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以补充规则或价值漏洞，因此价值衡量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进行适用。

第三、我认为法律解释不是单纯地查找和发现法律规范的活动，也不是被动的认识和确实实在法意义的纯粹的认知活动，它是以特定的法律价值为指南的合目的性的实践理性活动，是真理性与价值性、认知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因此，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法律解释的内涵，就必须承认法律解释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判断。

一价值衡量的必要性
从法解释学理论来看，法律的适用在进行形式上的三段论的逻辑操作，即以法律规定作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使用逻辑推理得出判决。

在进行三段论逻辑推理前，必须从法律规范中找到可供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即“法律发现”。

法律发现有三种结果:第一种情形，明确的法律。

只需找到所适用的规范，阐明其意义、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就可直接判决;第二种情形，法律的空缺结构。

我们把法官结合案件予以具体化的方法，称为法律解释。

可以说，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解释时不可能不进行利益衡量。

这不仅因为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源于，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即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

这使法律必然性的成为社会冲突的判断标尺，决定了法官在法律解释时，必然要在两者的利益之间比较衡量。

特别是不断变革的当代，社会中利益冲突更复杂和多样，当然决定了利益衡量方法受到更多重视必然性。

一是利益衡量方法以事实为根据，通过经验的方法获得基本的立场，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的思维过程与单纯的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比较，其分析和判断的方式更全面、更深刻。

二是利益衡量特点之一：价值衡量具有稳妥性。

这是由于案件所处的环境，所获得信息不同，经过利益衡量的过程就会增强案件结果的说服力，从而提高法律自身的威信。

司法权作为一种裁判权其功能在于定纷止争。

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来看，立法权的目的在于进行价值定位、利益分配，而立法者是站在理想化的角度之上进行的。

而司法权则需要对因为纠纷而引起的价值失衡的社会关系进行救治，但司法者是否可以严格落实立法者的预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的存在为价值衡量方法的存在提供了实践基础。

即从社会现实基础来看，利益衡量在法律方法中体现了以下两点优势，首先，缓和了法律的相对滞后性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之间的矛盾。

当法律规定与现实情势相冲突时，可以在司法中适时引入利益衡量，价值衡量将更好的实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二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衡量的注意点
具体而言，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怎样适用价值衡量法呢?第一，利益衡量的总目标是追求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利益衡量以整体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为基本出发点，其结果应使各种利益尽可能地最大化,使当事双方利益同时得到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著名学者帕累托最优状态理论在审判实践中的体现。

而对于损害最小化则是利益最大化的补充,如果只考虑利益最大化那么不足以使结论明晰,特别是不管怎样设计矛盾解决方案,都必将是败诉的一方造成一定损害。

此时,法官就又必要考虑哪种方案造成损害是最小的。

第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如果任由法官价值衡量的权力无限制的发展，就可能走向司法主观主义的极端。

法官在价值衡量过程中任意专断，将会导致造法的恶劣后果，那将危机法律的可预期性，从而使法律丧失可悲信仰的基础。

因此，应规范法官对价值衡量方法的适用,其一，法官的价值衡量应尽量避开以社会上的一般道德标准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在此意义上说，法官要以更谨慎的态度参考公众舆论。

其二，行为的妥当性及现实性。

即法官为个案进行利益衡量时应适时、适事。

法官作价值判断时对其是否有悖于宪法、法律的基本精神和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负有说明的义务。

价值判断应符合案情现实,并负有保证裁决结果实现的义务。

总之,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就利益衡量法做出某种构思时,不仅要考虑此方法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还应注意利益衡量实际操作者的审判水平,确保利益衡量发挥应有功效。

利益衡量还承载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通过具体的纠纷解决而建立一套旨在影响当下案件当事人和其他人的未来行为的规则，这也是裁判对社会需求的满足。

因此，对利益衡量所得到的结果，我们还要考虑其社会效果和这一结果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果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并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结果就是成功的，反之，就需要进一步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