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法律解释的目的是在规则与事实发生冲突时，借助于法律技术，例如类比推理、法律发现以至于立法等手段。

来弥补那些在立法过程中没有被立法者所发觉的法律漏洞，从而起到一种调和作用，以期消除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不同步。

与此同时，借助法律解释方法还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填补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权力真空。

法律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和社会解释等。

学者们对于适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先后顺序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即：文义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若文义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它就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文义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才有条件考虑上下文解释和体系解释；而比较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则通常是最后的选择。

这一解释间的排序虽然确认了某种解释方法相对于另一种解释方法具
有优先性，却难以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后位的解释方法可以取代前位的解释方法。

当面对疑难案件时，其判决将是充满未知数的，进而导致司法过程不具有可预期性，不利于司法的稳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于法律解释，司法可以巧妙地回应一些深刻的社会麻烦，并有助于缓解传统的司法意识形态对疑难案件的判决所施加的压力。

在进行法律解释的时候，人们往往偏向于从法律文本的范围内去完成解释，因为这只需要考虑较少的解释因素，并可以使解释的结果一目了然。

这种逻辑体现的是形式合理性，即追求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然而这种形式合理性的缺陷表现在，它试图把实体性问题作为程序性问题来一并处理；而且疑难案件的判决一般都需要综合权衡法律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

司法中的法律解释并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法官必须兼顾法律规则与个案案情，平衡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法律解释就是要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下面通过分析里格斯诉帕尔默案来解释在判决疑难案件时如何选择解释方法。

1882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但他担心祖父再婚会变更遗嘱从而使他一无所有。

帕尔默的罪行被发现后遭到指控并被法官判处监禁，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却成了让法官头疼的难题：帕尔默是否仍享有继承祖父遗产的合法权利？由于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失去继承资格，而且，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

审理此案的格雷法官认为，如果帕尔默的祖父知道帕尔默要用毒药杀害他，他或许会将遗产分给自己的女儿们，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帕尔默的祖父即便知道帕尔默要杀害自己，仍愿意将自己的遗产分给帕尔默。

纽约州的遗嘱法的相关条文本身并无不当，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因为对法官们来说严格遵守现有法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审理该案另一位法官厄尔对此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立法者的意图对实际法规有重大影响。

法律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律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

法官不能在立法者未能预料到的事情上曲解立法者的意图。

厄尔法官还引用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

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厄尔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

格雷法官所理解的法律就是制定法文本，法律的含义也自然取决于文本的字面含义。

厄尔法官则认为，真正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可以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表面看来是在争论法律的具体含义，而实质上是在争论用以确定法律含义的根据和原则。

在波斯纳看来，争论的焦点是格雷法官所坚持的尊重遗嘱意愿的原则和厄尔法官所发现的任何人不得以恶性获利的原则之间的冲突。

两位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位法官对法律含义理解上的分歧？这个意外的谋杀事件使法官们预感到严格依法判决将会给案件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谋杀者将会从其恶行中获利；但如果追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判决结果――剥夺谋杀者的继承权，将会迫使法官放弃法律，这就
造成了法官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两难选择。

格雷法官更加注重形式合理性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做出了忠实服从法律的选择：尽管法律在某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社会既然选择了服从规则治理的法治模式，那么因规则自身的认识缺陷而导致的个案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欠缺就是理应为此付出的代价。

厄尔法官更加注重的是实质合理性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他注意到的是一个相反的事实：若判决帕尔默胜诉，这将给社会造成一种极为不好的激励，因为如此判决会使人们觉得，法律似乎允许人们用谋杀被继承人的方式尽快实现遗嘱上的继承权，这显然立法的意图背道而驰。

法律如果站在公众意见的对立面，这对法律和司法而言都无疑是致命的，使得维护法律和司法正当性的努力反而显得有些虚伪。

由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解释方法的排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所谓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只是说前位的解释方法比后位的解释方法具有更多地被采用的几率。

因此，对解释方法的排序并不是规范性的，而是描述性的。

在帕尔默案的判决过程之中以及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解释方法的踪影，但却看不到排序被期待具有的那种方法论意义。

追求形式合理性是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恪守规则虽然使司法显得有些呆板，因为它对各种灵活应变的措施保持着一种防备；遵循先例则使司法看上去很固执，因为它的隐含意义就是拒绝纠正错误。

即便如此，司法的形式合理性的确具有许多重要的社会价值：法律如果朝令夕改，就会给司法者、执法者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不便，频繁变化的法律将很难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和惯常服从。

如果司法过程考虑太多法律之外的因素，法官的判决乃至法律自身就会变得相当不稳定。

如果法律外的因素霸占了法律的领域，法官就会取代立法者的位置，法治社会的权力格局以及法律自身的权威都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仅有稳定性和确定性毕竟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满足社会发展和变革提出的要求。

法律应当保持稳定，但也不能与频繁变迁的社会现实彻底脱节。

为了保持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司法还必须对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予
以适当的关注。

在法律限度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满足实质合理性的要求，法官也有理由去牺牲一些形式合理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这一点，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最有可能接近它的，或许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哪种理论或方法。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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