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与现代礼仪区别复习课程

浅谈中国古代与现代礼仪区别孙鑫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一直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礼，在古代的中国具有广博有深远的内涵，渗透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多层次的渗透，它既表现为外在的礼节，又表现在内在的道德与精神。

经过朝代更迭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礼仪到了现代，有些已经与旧礼有很大差别，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古代礼的内涵和作用范围远远超过现代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伦理原则、道德和行为规范，礼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周公制礼，“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社会制度、伦理规范，下到生活方式，无所不包。

礼仪源于政治。

古人认为，礼是“国之干也”“政治舆也”，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享民人“的依据，是保持政令通畅的重要手段。

西汉时的《仪礼》和东汉时的《周礼》所记载的，都是上古时期的礼俗和仪式以及一整套治国制度。

孔子曾把“礼”提到与国家兴亡攸关的高度。

他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这里的“礼”不仅指社会伦理规范，其中也包括了各种典礼仪式等。

这种礼制文化，作为一种统治者约束人民的规范，适应了中国的传统人文、地理等特点，成为后世文化主体框架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同时，中国传统礼仪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学习和遵守礼仪是达成善良人格的重要途径，“立于礼”是为人之善，即以礼作为做人的根本；“行于礼”是处事之善，即以礼作为做事的准则；“让于礼”是交往之善，即以礼为交往的准则。

在中国历史上，礼仪对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礼仪调控社会关系的内在机理，主要是通过礼仪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和价值评判功能来调节人的感情和意识，约束人的行为。

相对于传统礼仪，现代礼仪的内涵和作用范围大大缩小，现代礼仪所表达的是人的一种外化修养和某种程式化的规范，是一种交流的“语言”，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传递的是友好、尊重的信息，以快捷、简明、实效为其特征，力求表达人们真实的情感，其形式及传递信息被对方准确无误地认识和理解。

二传统礼仪要求礼与法相结合，现代礼仪乃自我约束在古代中国，礼之所以能在治理国家上发挥作用，是因为礼与法相结合，礼包容了法，为法的灵魂；法是礼的后盾，礼是法的体现。

法与礼互为表里，互为补充，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两件法宝。

《周礼天官太宰》云：“礼典以和万邦，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典者，法也。

礼典就是礼与法。

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明”，把兴礼乐当作执法的前提。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荀子在《荀子劝学》说得更加明白，“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纪纲。

”即认为礼是法的总纲，法是礼的派生物，他在《荀子修身》强调，“非礼是无法也”，即没有礼就没有法。

礼与法之间相互交融，难分界线。

在实际的运作之中，严重的违礼就是违法，不仅会招致舆论的谴责，而且会带来刑役之苦，甚至灭顶之灾。

大臣若礼穿太子的服饰，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要下狱处死，甚至株连九族。

从三国魏《新律》始，将大量属于礼的内容纳入法律条文中，此后的晋律、北齐律、北周律和唐律、宋律、元律、明律、清律，无不如此，如属于违礼行为的不孝、以妾为妻、居丧期间入仕、服饰违制等，都明文规定属于违法，要处以年数不等的刑役。

这种以礼入法，以礼分法，礼法互为依托的现象，在现代法治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现代的法制社会，礼与法有严格的分野，违法则以刑律处之，违礼则属于个人修养道德问题的范畴，最多受到议论或舆论的批评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跪拜礼等一些礼仪的消亡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礼节，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

清朝入主中原后，通过对中国历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因革损益，制定了一整套冗杂繁琐的社会政治礼仪。

仅跪拜一节，就有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三跪九叩首之别。

在中国古代，跪拜礼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礼仪，而是维系与稳定“天朝体制”的必不可少的“软件”。

跪是对权威的认可，接受跪拜是尊者长者的权利。

整个中国的生活秩序，就是在跪与受跪中形成。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跪拜礼等一系列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糟粕”被剔除，现代礼仪仅仅是鞠躬、点头致意来表达敬意，跪拜礼的消亡是中国礼仪一个质的飞跃的表现。

四中国古礼强调等级，现代礼仪注重平等中国古代的礼仪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等级之间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也想有不同的礼仪规格。

天子有天子之礼，士大夫有士大夫之礼，庶民百姓有庶民百姓之礼，同属婚礼，其内容、程式却因等级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礼是维护这种等级制的工具。

《荀子王制》：”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湛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汉书公孙弘传》云：”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

“以现代礼仪所要求的服饰美为例，现代礼仪的服饰按其功能划分为礼服、工作服和休闲服；遵循的是TPO原则，即根据时间（Time）、场合（Place）和目的（Object）进行正确的着装，以美、和谐、实用为前提。

而在古代其等级区别相当严格。

封建社会里衣冠是等级的标志，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衣服的质地、颜色、花纹、样式，只能在封建礼仪所规定的等级范围内选择。

如西汉人崇尚黄色，黄色成为帝王服饰的专用色，任何人不得使用。

唐以后，紫、朱、绿、青等色成为不同等级的官服的颜色，一般贫民商人只能穿白衣、黑袍。

元朝的《通制条格》规定娼优要“穿皂妗子，戴角冠儿”，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建立起一整套严格而细密的礼仪制度，目的是为了消弭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

《礼记中庸》说得非常明白，“夫礼，禁乱所由生，犹坊（即防）止水之所有来也”，所以，礼乐崩坏之时，也就成了人民反抗时机成熟之日，而每次战乱过后，统治者又不遗余力地恢复礼制，重申封建礼仪。

等级身份还影响着人们的相处和交往。

士族门阀制度盛行之时，社会地位较高的士族屑于与寒族往来甚至不交谈，不同坐。

清高的士大夫耻于与胥吏、同民交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讲究长幼尊卑伦理的古代，长幼尊卑关系与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如果在某一场合同时存在，前者却要让位于后者，这一点在礼仪上同样有体现。

如皇族之中，辈分高但等级低的人，要向等级高的晚辈行礼，因而出现“姑叔之尊，拜于子侄”的怪现象。

《红楼梦》中入宫为妃的元春回家省亲，元春的祖母贾母、其父贾政等率贾府老少都向她下跪行礼，正是这种等级性礼制的反映。

而现代礼仪则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对对方表示尊重、友好的惯用形式。

是建立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对对方的尊重，也是一种自尊。

也会赢得对方对自己的尊重。

现代礼仪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建立在现代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之上，以互相平等，相互尊重为原则，不论是个人之间，集体之间，或国家之间，不因大小强弱，都应当一律平等，如果违背了平等、尊重的原则，也就违背了现代礼仪的基本准则，如国际礼仪中的国际礼宾次序以字母先后顺序或时间顺序等自然顺序来排列，以及对等原则等等。

五中国古礼存在扭曲人性，践踏人权的内容；现代礼仪尊重人性，维护人权现代礼仪是建立在尊重人性，维护人权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礼仪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好、尊重，营造的是一种安定、和谐的气氛，创造的是一种舒适和潘尼管的生活环境，遵循的原则有真诚、理解、宽容、互尊互帮、谦虚随和，如现代礼仪规范中的：尊重隐私、尊重各国民族风俗习惯等，而中国古代的有些礼仪则与人权精神相去甚远，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许多礼制礼仪是对人权的践踏，对人性的摧残。

如现代礼仪中有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女士优先原则；而中国古代礼仪对妇女的要求却是背道而驰，有的甚至到了残酷的程度。

我国古代汉族地区，女子被排斥于社交场合之外，对于男女之间的接触严厉禁限，往来交际，主要是男子之事。

男子到某家拜访，访家女子回避。

某场合兼有男女之客，如庆吊之事，则男女不同坐，会上男女分席。

等等之类对于妇女的礼法大都只是束缚身心的桎梏或清规戒律。

在“三纲五常”这一当时全社会加以提倡的道德规范中，妇女被压在最下层，“三从四德”便是评判女子贤淑的标准。

唐代宋若莘作《女论语》，标榜贞洁柔顺，讲女子做人之礼：“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女人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对丈夫百依百顺，惟命是从，是封建礼仪对妇女的要求。

而离婚的权力也掌握在丈夫的手中，甚至“口多言”也会成为被休的理由。

为了达到“妇容”所要求的“三寸金莲”的仪容标准，女性就要违背自然天性，把好端端的双脚禅城行动不便的小脚，惨痛之状，难以言表，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权的践踏，由此可见一斑。

并且，这些对女子的礼仪规范，非但限制了妇女的人身自由，也极大地限制了妇女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中国传统礼仪发的现代价值传统的礼仪法文化，其合理性与破坏性并存，精华与糟粕同在。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与传统美德，也灌输着拘泥、虚伪与害人的礼教教条；他在和谐人际关系，维持有序、理性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凝结着浓重的尊卑等级观念、封建迷信色彩，充斥着普涨、奢华的繁文缛节；他携带着温情，又制造着残酷。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有助于当今的礼仪文化建设。

曾经，我们走入了极端。

“五四”之后反传统的强大思潮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越来越远地告别了传统，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登峰造极，“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尊祖敬宗”等“孔孟之道”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在对待礼仪法文化方面，我们把“脏水和孩子”一同倒掉了。

历史文化积淀最深的民族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社会发展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失范，“礼仪之邦”变得不讲礼仪了。

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已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竟然还保留着那么多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过去的，而被我们抛弃了的礼仪传统。

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之后，居然在韩国部分的保存了下来，乃至西方有些学者把韩国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礼仪文化热”也在中国蓬勃兴起。

复古色彩的清明节黄帝陵祭“人文初祖”典礼，规模盛大的孔庙及各地文庙的祭孔礼，热闹非凡的“花轿迎亲”中式婚礼，庄严隆重的十八岁成人礼，不断升温的申遗与汉服热……在古老的中国相袭了数千年的传统的祭礼、婚礼、成人礼、冠服礼，等等。

而今融入了新的时代的气息，重新受到国人的推崇，这其实是一场“自觉”的文化扬弃。

这种意识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寻中华之根、死中华文明之内蕴的强烈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