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一一法条竞合理论的一种解释摘要: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之犯罪的情况下，对于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能否按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刑法理论界存在着“否定说”和“折中说”，两种学说均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且难以解决现有问题;将规定单位犯罪的特殊条款视为具体犯罪的量刑条款而不是定罪条款,并从法条竞合理论出发，将单位犯罪理解为自然人犯罪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许是解决单位犯罪面临的现实司法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通道，也能避免通过司法摸索来逐个为所有犯罪增设单位犯罪条款的过高的司法成本和立法成本。

关键词:单位犯罪定罪条款量刑条款自然人犯罪法条竞合在中国目前的单位犯罪理论研究中，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问题中，对于单位实施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罪如何处理争论尤为激烈，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

如何在理论上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基丁•此，笔者尝试从法条竞合理论出发，对此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定性的理论纷争我国刑法总则第30条和第31条对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作了一般性规定，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明确了在我国的刑法当中，只有刑法分则条文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单位犯罪的，才可以对单位定罪量刑。

据统计,在我国刑法当中，至《刑法修正案(六）》公布之后，现行司法解释确定的单位犯罪罪名共有143个,约占刑法罪名总数的 1 /3。

规定如此众多的单位犯罪，应当说涵盖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单位犯罪的绝大多数类型。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实施的犯罪行为。

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加以评判与追究，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

纵观学者们的观点，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罪时，不追单位的刑事责任应该说不存在争议。

而对于单位内部的直接责任人员①要不要按所对应之罪的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则存在巨大争论。

(一)刑法理论界的观点对立对刑法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讨加以整理，可以发现基本上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归于三类，即否定说、肯定说和折中说。

1 .否定说的立场典型的否定论观点认为，对于刑法典没有确立单位犯罪但是事实上却由单位实施的严重危害行为，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违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单独以直观相应的个人共同犯罪论处[1 ] [ 2 ] [ 3 ] ( P1306)。

另有学者在论述单位盗窃相关案例的基础上,亦得出了上述结论，认为单位盗窃和个人盗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盗窃罪主体的情况下，对于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确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疑，对于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应当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4 ] (P136)。

还有的学者认为，单位成员的行为属于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性质, 单位成员并非与单位相并列的独立主体，而是与单位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依附性。

这样，单位的责任人员能否承担刑事责任就取决于单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如果承担刑事责任，也是作为单位的整体所负刑事责任的一种分担。

据此，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的责任人员当然不应以相应的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5 ] ( P1172)。

2. 肯定论的立场典型的肯定论观点认为，无论是单位实施单位犯罪，抑或是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单位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是其作为自然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与刑法是否规定处罚单位没有关系。

因此，当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时，只要单位成员实施的行为能够作为自然人评价为犯罪，则必须将其作为普通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6 ]。

还有的学者认为，此种犯罪行为既是单位的行为，更是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它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不能因为无法处罚单位，就连自然人也不处罚[7 ] ( P1587)。

相似的观点认为，从犯罪主体上说，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位集体实施的，也应该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只是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不能以刑法规定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主体是单位为由，而否认行为人的责任[8 ]。

另有学者从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角度，论证了单位盗窃对自然人加以处罚的合理化根据[9 ]。

有关司法解释也采取了肯定说的立场。

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丁•2002年8月13日施行的《关丁•単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2) 5号)就明确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3. 折中论的立场折中论的基本立场是，既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应当放纵犯罪人。

因此，折中说认为，肯定说与否定说均有缺陷。

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定合同诈骗罪[10 ] ( P167)。

其依据来g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否定说、折中说的理论困境应当说，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中，笔者认为，肯定说虽然承认了应当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不同肯定说的理论依据并不相同，这将是本文的思索重点。

而否定说和折中说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因而也无法令人接受。

笔者认为,否定说和折中说都是不妥当的。

固然，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罪时，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在形式上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②但是，如果进而认为对其内部的责任人员亦不予刑事追究的观点也是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同样令人难以接受。

一般认为，否定说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丁•自然人的犯罪时，既不对单位加以处罚也不对个人进行处罚，难免有放纵犯罪之嫌疑。

故而有学者在著作中不无担忧的写到：“果真如此，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就可以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随意杀人、放火、抢劫、伪造货币。

这是不可思议的。

”[11 ] ( P1376)折中说的观点源自于司法文件(司法文件本身表明最高司法机关的一种折衷态度），但是亦有缺陷:其一，折中说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对于其他的单位实施的犯罪主体仅限丁-自然人的犯罪类型并无统一的处理标准;其二,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姑且不论将单位贷款诈骗行为一律定性为合同诈骗罪是否妥当，退一步说,即使将单位利用合同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也不能处理司法实践当中贷款诈骗罪的所有情形，也就是说，折中说无法回答在单位主要不是利用各种合同形式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

因此,笔者基本上赞同肯定论的观点，即对于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之犯罪的，在单位内部成员的行为符合相对应的自然人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时，对单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单位内部的两类直接责任成员则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但是，笔者的理由与肯定论者并不相同,而是源于法条竞合理论的反思，源于对遮掩理论研究的罪名本质的反思,源于对单位犯罪本质的重新解读。

二、理论反思之一:法条竞合的法律实质与重新解读笔者认为，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条竞合关系:在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犯罪应当视作自然人犯罪的特殊表现形式，适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以所犯之罪对其定罪,只是依据的量刑条款是规定单位犯罪的专门条款(这一条款本质上并不是定罪的特殊条款，而只是量刑的特殊条款）；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即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罪的情况下，则应当视为刑法没有设置单位犯罪的量刑特殊法的规定，直接适用一般法，对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所触犯的自然人犯罪进行定罪量刑(此种情况下，不仅仅在定罪上适用同一条款，而且在量刑上也适用同一条款）。

(一)从法条竞合的角度解读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对于法条竞合,学界的通常理解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为法律上的错综复杂的规定,而同时符合了数个在构成要件上具有包容或者交叉关系的刑法条文，但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而排斥其他条文适用的情形[12 ] ( P1193) [ 13 ](P1627) [ 14 ] ( P136)。

法条竞合关系的产生，一般认为系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犯罪主体的不同、犯罪对象的不同、犯罪时间的不同以及行为方式的不同等等[15 ] ( P1282)。

其中，因犯罪主体的不同而形成的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既可以由一般主体实施，也可以由特殊主体实施，当特殊主体实施时，就同时触犯了两个法条[13 ] ( P1631)。

例如刑法第252条规定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3条规定了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二者存在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邮政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既符合刑法第252条，也符合刑法第253条，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论处。

按照无特殊则一般的法理，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第253条“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那么邮政工作人员实施的侵犯通信自由的上述行为，任何人都会主张对其以侵犯通信自由罪论处，而不会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由，认为其无罪。

同理，在同一犯罪既可以由自然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的情况下，如果刑法明文规定单位可构成本罪的，那么将单位犯罪视为自然人犯罪的特殊法条，直接以单位犯罪论处即可;相反，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某罪的情况下，事实上该犯罪行为也是由单位实施的（即以单位名义且为单位利益而犯罪），此时，可以视为不存在对于单位实施该罪时定罪后量刑的特殊法规定，以“一般法”一——自然人犯罪的量刑条款加以论处(此时仍然适用同一定罪条款），也不得作无罪处理。

关于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的立法规定，可以发现基本上有五种情况：（1)在某一法条规定自然人犯罪的同时，在同一法条的内部(通常情况下是在最后一款)规定单位犯罪的特殊条款，这是单位犯罪的常见情况；（2)在某一法条规定自然人犯罪的同时,在分则同一章节某一条(通常情况下是在最后一条），规定适用本章本节所有犯罪的单位犯罪特殊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