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儒家典范时代与孔子的政治理想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传世的圣贤，他们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尧舜禹三位圣贤是中国古代的传奇人物，他们的治理之道深受后人的推崇和学习。
而儒家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以孔子为代表，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
尧舜禹三位圣贤的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他们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交接过程，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上，禅让是一种权力轮转方式，是一种崇尚和平、追求光荣的政治制度。
而儒家则提出了“仁政”的理念，主张君子治国，通过劝谏君王以及提倡社会伦理道德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尧舜禹三位圣贤的禅让中，他们的政治理念与儒家的理想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尧舜禅让的过程和方式，恰恰体现了儒家“仁政”理念的实践。
尧帝在禅位之际，选用了有德行、有学问的舜为继承人，舜帝在位后，更是听取贤臣的忠告，善待百姓，励行德政，任用了禹为监国。
而禹在位后，则是推行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封建制度的建立。
在这一系列的交接过程中，尧舜禹三位圣贤所展现的治国理念与儒家的理想关系是十分契合的。
而尧舜禹三位圣贤的禅让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和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们通过禅让的方式和理念，拉开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序幕，奠定了后来王朝传承的基础。
而在儒家的理想关系中，尧舜禹的治理之道也成为了儒家治国方略的范本之一。
儒家提倡的“仁政”理念，强调君臣之间的道德与责任，与尧舜禹在禅让过程中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
就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而言，尧舜禹的禅让和儒家的理想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理念与价值的传承。
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道德准则，与尧舜禹三位圣贤在治理国家时所体现的高尚品德是一致的。
他们都强调以德治国，以仁治国，十分注重贤才的选拔和用人，尊重人伦关系，提倡公正、谦逊、忠诚。
尧舜禹的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治国理念的相辅相成，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尧、舜、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位圣君，他们被称为三皇五帝，是古代中国的传统神话人物。
尧舜禹的统治被视为是一种理想政治秩序，他们的领导思想与儒家的理想有着密切关系。
尧舜禹代表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他们通过实行仁政，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
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倡导仁义道德的实践。
尧舜禹同样重视社会公德和人伦关系的建立，他们注重道德自律，并以身作则，成为儒家思想中的典范。
尧舜禹的禅让实践与儒家的理想关系密切，他们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成为儒家学说的基石。
尧舜禹的统治被儒家视为君主制度的典范。
儒家思想倡导君主是天命之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责任。
尧舜禹通常被称为“圣君”，他们通过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理念治理国家，实现了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儒家注重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追求君民合一的理想。
尧舜禹的禅让实践体现了君主制度中统治者的聪明智慧和高尚品德，成为儒家强调君臣关系和民主政治的典范。
儒家思想将君主制度视为一种理想的统治方式，通过尧舜禹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是一个慧聪明智、仁义道德的君主。
第三、尧舜禹的禅让为儒家留下了政治纲领。
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注重政治伦理和治国理念的探索。
尧舜禹的禅让实践奠定了儒家政治伦理的基础范例，儒家通过学习尧舜禹的治国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体系。
儒家重视君主的品德修养、慎思明辨和实践智慧，强调政治决策的理性性与广纳贤能，为后来儒家学者留下了丰富的启示和研究对象。
儒家思想通过研究尧舜禹的禅让实践，追求理想的政治秩序，并为后世政治家提供了治国理念和方法。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尧舜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是儒家所崇尚的道德典范，他们的禅让传统与儒家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将从尧舜禹与儒家的关系入手，探讨禅让与儒家理想的联系。
尧舜禹禅让的实践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为民理念。
尧、舜、禹的禅让实践都是出于对国家和民众的高度负责，他们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极致，没有再继续为民众做出更大贡献的必要。
此时，他们选择将权力交给有能力、有德行的继任者，以期国家万世进步。
这种崇高的为民精神与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心密不可分。
儒家强调君主应当以仁爱之心为民众办事，尊重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执政。
尧舜禹禅让的提倡正是体现了儒家理想的实践。
尧舜禹禅让的精神也与儒家的“以德治国”理念相契合。
儒家倡导君主应当具备卓越的道德品质，成为人民的榜样和引领者。
尧、舜、禹都是以德行闻名于世，并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出身为君主的标准。
他们以德征召贤能之士，以德治理国家。
此时禅让的意义就在于将权力交给有德行的继任者，以延续国家的道德风范。
这与儒家强调君主应当以德治国的理念一脉相承，可谓儒家理想的体现。
尧舜禹禅让的实践对于儒家理想的传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尧舜禹禅让传统的开创者正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认为这种禅让的传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
儒家通过将禅让传统正式确立为统治之道，旨在通过禅让的方式实现国家统治的和平传承。
这种使历代君主都以禅让为国家稳定的手段也是儒家理想的一部分。
儒家推崇的“正统”思想也使得禅让成为了制度化的传统，从而实现了儒家理想的延续和发展。
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尧舜禹禅让的实践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以德治国和君民关系的核心理念，符合儒家关于君主任人唯贤、以利民众为出发点的理念。
尧舜禹禅让的确立也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传承和发展，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手段之一。
可以说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尧舜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贤君王，他们的禅让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制度。
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哲学思想，对于尧舜禹与禅让有着深远的影响。
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在政治理想上体现。
儒家认为，君臣之间应该有义务和责任，君王应当尽心尽力为民谋福利，而臣子则应忠心耿耿为国家效力。
尧舜禹禅让的精神正是体现了君臣关系的崇高理想，尧舜禹愿意让位于有才德的人，并确保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这与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理念相符，体现了尧舜禹禅让与儒家政治理想的契合。
在人治理念上，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也得到了体现。
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使其具备德才兼备的品质，从而能够从事政治事务，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
尧舜禹在禅让之时也是选取了有德才兼备的人才来继承自己的王位，这表明了尧舜禹禅让与儒家思想中人治理念的共通之处。
儒家所倡导的仁德教育与尧舜禹禅让所体现的选才用人原则相一致，都体现了一种以德治国、以德治家的理念。
从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上看，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也体现了相互的共通之处。
儒家一向强调人伦关系和社会伦理的重要性，出于对人伦和社会伦理的尊重，尧舜禹禅让的不为王位而王位的精神也是对道德观念和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
尧舜禹禅让的精神显示了一种宽容与谦逊的品质，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仁德理念的一种体现。
由此可见，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体现在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上的相互关联。
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体现在政治理想、人治理念、治国理念以及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
尧舜禹禅让的精神与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理念、人治理念、治国理念和社会伦理、道德观念都是相互契合、相互丰富的。
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明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历史与理想之间-对《史记》中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解读
在历史与理想之间:对《史记》中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解读内容提要《史记》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描述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政治思想，反映了儒家在权力运作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构思，折射着儒家的政治理想。
从制度本身来讲，这种民本政治的理想模式存在巨大的缺陷：它是小范围的、不完全的“民主”，实质上还是人治体系，这种制度设计淡化或回避了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且，它的政治“减压阀”弹性太大，加之历史、经济等原因，这种理想模式不可能真正实现。
关键词原始民主民本政治《史记》儒家思想作者１刘明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士生；２高民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史记》中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实质“尧、舜、禹的时代是我国原始公社社会就要没落，私有财产社会就要建立的时代。
”［１］这段时期，中国原始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并向奴隶社会转型，还没有产生文字，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太明朗的章节，但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比以前大发达的时代，进步较速，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２］，存在着较发达的政治现象。
在《史记》的记载中，尧、舜、禹时期的政治建设已具备一定规模。
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闪现着“民主”思想的火花和以民为本的政治思维，也构建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政治运行机制，有一套“准制度化”的政治习惯作保障，并有一定的政治机构设置。
比如：政治的轮换与交替实行“禅让制”、原始的民主决策机制、权力的分工协作等等。
从某种角度讲，《史记》中记载的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
这些描述与一般史学家们的看法相去较远，到底如何认识和评价《史记》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史家对历史的记载和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文献的收集、整理之上的，或多或少地渗透着自己的一些理解，反映着阶级的意愿和当时的社会认识。
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是一样，他为尧、舜、禹作传，不可能绝对地秉执春秋之笔，毫无主观意愿地书写历史。
从资料准备看，经过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次政治因素对学术的沉重打击之后，司马迁所掌握的资料应比早他５００多年的孔子时代更为缺乏。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中国古代历史上，尧、舜、禹三位传说中的圣王，被誉为中国古代贤明君主的典范。
他们的治理思想和政治理念对于后世影响深远，而禅让传统更是成为了中国文明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与尧舜禹时代相近的同时代，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原则。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理想关系？本文将从历史传承、政治理念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对于儒家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尧舜禹时代，圣王们在任职期间都非常出色，但是他们都选择了自主禅让的方式，将国家权力传承给了有能力有德行的继任者。
这种禅让思想使得圣王的正统合法性基于其继承者的德行和能力。
这也直接影响了孔子提出的“仁”、“义”等原则，儒家主张的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都离不开这种传统，即以德为基础，这是完全延续了尧舜禹时代圣王的传统。
尧舜禹时代的禅让思想对于儒家政治理念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禅让传统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即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基于继任者的德行和能力来决定其合法性。
这种思想与儒家主张的“君子”、“圣人”思想相通。
孔子认为，君子的标准应当是德行和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两点，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禅让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禅让传统并不是绝对的，即便是继任者是圣人，也依然要经过各种程序和仪式的确认，这体现了儒家思想里的“礼”的重要性。
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对于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历史的连续，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在尧舜禹传统禅让的轨迹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断地演进。
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延续到儒家时代，进而演变为世袭的封建王朝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也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而在封建王朝制度下，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国家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道德、礼法对社会进行规范和管理。
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与儒家学说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禅让”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传统方式，即指君主在权力达到顶峰之后主动让位，将权力交给接班人。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上，尤其是尧、舜、禹时期，禅让被认为是文明和谐的代表，因此各家文化都对此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儒家的理想与尧舜禹禅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下面本文将进行探讨。
尧、舜、禹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三位伟大君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交接方式，即“禅让”，他们主动让位于继承人，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延续。
从理论上看，“禅让”顺应了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因此在尧、舜、禹的身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观，主张恪守礼制，水平制约政治。
儒家讲究君子的德行，崇尚“仁义礼智信”，提倡以“德”治国。
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主应该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履行义务，以此影响他人。
儒家的政治制度非常重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因此，孔子的“冬至论语”中提到：“国有道，则仕(政治)；国无道，则谁(退隐)”。
可以发现，“禅让”是一种推崇“德政”的示范活动，它充分体现了后来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即“仁政”。
从一个角度看，“仁政”是儒家密切关注政治权力交接，并且致力于通过道德和思想引导人们。
儒家思想强调领导者对于普通民众至高无上的责任，君主应当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大有作为，能够以身作则，勉励人民跟随。
孔子曾戏称“三王之述而不作，犹千人之节而不僭也。
”总之，“禅让”无疑是一种体现儒家政治理念的非常成功的示范。
从各个角度看，“禅让”都是一种向着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的理论和实践，其重要性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思想中变得越来越突显。
因此，尧、舜、禹的行为不仅得到了当时人民的认可和崇拜，也给后来的儒家思想家提供了历史借鉴，为中国古代文明贡献了卓越的业绩。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
论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三代被誉为“三皇五帝”，他们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贤君，他们的治世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典范。
尧舜禹的传说中，禅让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们通过禅让的方式将帝位传给了下一代，这种文明传承和权力平稳过渡的做法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与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儒家的理念提倡仁爱和道德规范，崇尚“仁政”。
那么，对于尧舜禹的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中，尧舜禹的禅让是一个既重要又神圣的仪式。
传说中，尧听信了天命，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胜任帝位，于是通过举行“龙舆会”来选拔继承人。
在龙舆会上，舜被尧任命为继承人，并在尧的治下成为了一名贤明的君主。
舜在位期间，继续弘扬尧的政绩和道德规范，为后来的社会治理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禹继承了舜的帝位，也是通过了艰苦的考验和选拔才能继承了舜的位置，禹在位期间开展了治水、九州分治等许多大型工程，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这些禅让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历史和社会规律的一种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古代中国的一种道德与道义的传承。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哲学思想，它主张推崇敬老尊贤、忠恕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社会秩序建构和人伦道德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而尧舜禹的传说中，对于仁爱和道德规范的追求与崇尚也是贯穿始终的。
尧舜禹所展现的贤明和治理之道也正是符合儒家思想的精髓。
他们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秉持了“仁政”和“仁德”之道，使国家长治久安，为后世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典范。
尧舜禹禅让与儒家的理想关系，首先体现在对权力的理性追求上。
尧舜禹通过龙舆会和艰苦选拔的方式来确定继承人，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权力传承方式，他们并没有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通过能力和德行来选拔继承人。
这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明君理政、贤臣治国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治国、仁政理念，正是与尧舜禹禅让中的严格选拔和传承方式相吻合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尧舜禹儒家典范时代与孔子的政治理想杨丹荷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的上下数百年间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在文化上是“超越的突破”的时期，为人类此后至今的文化奠定了基本框架，而“轴心时代”之前的人类文化则是“缺乏觉醒意识”的蒙昧文化。
这个看法被一些中国学者接受，例如，陈来教授的《古代伦理与宗教——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就是以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点为框架展开的。
笔者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点不适合套用于中国文明。
自汉代以降，儒释道三家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价值，儒释道三家各有其文化渊源，就儒家而言，其轴心时期应该是早于雅斯贝斯“轴心时代”一千多年的尧舜禹时期。
笔者提出这个论点的依据在于典籍中的大量有关记载。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儒宗孔子（前551—前479）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伟大的文化保守者。
他开启的儒家是尧舜禹以降、夏商周三代以来文明的传承者。
儒家所承传的文明，是基于父系血缘宗族人伦道德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其典范时期是尧舜禹时代。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一部。
《尚书》从尧舜禹开始记述绝非偶然，因为那个时期是儒家文明的源头。
《尚书》在儒家经典中是时间跨度很长的一部经典，它上起尧、舜、禹，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扼要记录了夏、商、周三代长达一千多年的政治历史。
因为年代久远，尤其经历了秦代焚书，汉代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争，此外，后代学者们对于辗转流传下来的《尚书》篇章的产生年代也有所争议。
不过，无论《尚书》有些篇章是否经过了后儒的增补，典籍中记载的尧舜禹事迹是否与真实历史人物完全符合，单纯就文化价值和人伦道德层面而言，德治典范尧舜禹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和轴心时代是不容置疑的。
以尧舜禹时期为德治典范的《尚书》在春秋时期就是极为重要的历史典籍，这在先秦的文献中普遍可见。
它是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共同的宝典，“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书》和《诗》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孔子“好古，敏以求之”的重要内容，也是孟子所称引的主要经典。
尧舜禹是儒家的人生典范，在《论语泰伯》和《礼记》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对尧舜禹的追慕赞美。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追随尧舜禹，倡导仁义道德是《孟子》一书的主旨。
从春秋战国时的显学《墨子》书中也可以看到，墨家同样重视《书》《诗》，同样宗奉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和政治典范。
墨子每立一论，必以尧舜禹汤文武为参照，他引经据典时，则屡引《书》、《诗》。
周代《诗经》中的“德治”和“天命”思想与《尚书》中的完全一致，孟子指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诗》本身也是对《书》所记载的尧舜禹以降夏商两代政治文化的继承。
《诗》是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孔孟之道的来源，因为《诗》能“载道”，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载体。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语），在文化价值和政治伦理道德上，孔子所作的《春秋》，是对《书》与《诗》的自觉延续。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学者孔子、孟子和墨子都真诚地相信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对尧舜禹和三代以来的文明持强烈批判态度的道家在这一点上也无异议，《庄子》批判文明，不断回溯到尧舜禹时代（即儒家文明的典范时期）寻找时代问题的根源。
自汉代以降，《尚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更是毋庸置疑。
儒家文明以尧舜禹为开端，这个时期所奠定的基本构架一直延续到近代，可以说三代以来的整个中国传统文明都是尧舜禹的注脚。
这个文明的基本框架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父系血缘宗族家庭——社会的人际结构，仁义道德价值，以德配天命、以德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上承尧舜禹以降三代文明的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效法先王、崇拜祖先、尊重传统、遵循既有的典章制度是其重要特点。
这个文化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文化之所以强调“夷夏之辨”，具有保守的特点，是因为早在孔子开创儒家之前，完善的文化典范和悠久的文明传统已经被建立起来，因而孔子称自己“信而好古”，指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认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尧舜禹奠基、经过汤文武周公等历代杰出政治家继承发扬的中国传统文明，与周边民族的文化相比，实在是最优秀最先进的文明。
正因为儒家文化的轴心时期在上古的尧舜禹时期，追慕和学习古代圣王，继承他们开启的仁义价值，成了儒家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
在三代文化中，已经形成了尊古传统，天下改姓易主时，“换汤不换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照旧，从《尚书》和《诗经》中都体现出“奉天法古”的文化传统。
例如，《尚书盘庚》记载，周代商“政用其旧。
”《诗经大雅假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自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又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
如此者，灾及其身也”（《礼记中庸》），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孟子亦然，他曾指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他周游列国，“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
“天命有德”和“以德配天”是整部《尚书》的核心价值，是儒家承传的古代政治智慧，尧舜禹是实践这些价值的古代圣王。
根据《尚书》对尧舜禹的记录可见，他们都是杰出的男性政治领导，是天下人父亲般的大家长。
他们修身、亲人，实践仁义价值，敬天保民，以德治天下，制定历法，发展农业，治理自然，利用厚生，制礼作乐，确立人伦，建立制度，开启文明。
《尚书》中记载的后来的历代帝王，都是在尧舜禹所奠定的政治文化框架内运作；反其道而行者，即是违背天意，反道败德，被替天行道的有德者所取代，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都遵循这样一种模式。
在《尚书·虞书》中，儒家承传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已清晰表述无遗。
这就是儒家文明的源头。
仔细研究《尚书虞书》，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来源。
后来孔孟强调的“仁义”价值的内涵，也就是《论语》、《礼记》、《易传》和《孟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在《尚书虞书》中都出现了。
依据《尚书虞书》可知，早在尧舜禹的时代，中国建立了基于“仁义”价值的文明。
《尚书·虞书》记述尧舜禹人格正直，光明磊落，富于修养，齐家亲族；担当政治大任时，他们都能尊贤任能，安民惠民、柔迩怀远，平治天下。
这样的政治就是“德治”，他们的作为就是“以德佩天”，“内圣外王”。
尧舜禹一方面发展农业、改造、利用自然造福于人，另一方面建立典章制度，制作礼乐、规定赏罚，规范人伦。
他们有大德，能孝亲，亲九族，爱民，保民，正德，利用，厚生。
后来《礼记》中“大学”“中庸”篇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文化崇尚的典范政治家尧舜禹昭示给后代儒者的人生道路。
这就是“大学问”，是圣人之道。
“德”首先体现为正直、刚毅、聪明、睿智、谦逊、恭敬、温和、宽厚、勤勉、善于反思、从善如流等等中正、平和、谦虚、积极的人格品质。
有德者能孝亲、亲九族，从亲和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开始，推广到惠民、安民、保民，能这样做，就符合天命，就是“以德配天”，因而“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即是“德”，从孝亲开始体现，扩展到有益于社会全体成员；“义”指选贤能，这是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谈“义”。
实际上，《中庸》中对仁义的解释是对“哀公问政”的回答。
“义”对统治者来说，就是应该选择有德有才、能有益于人民者出来担任要职、平治天下。
“义”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家庭角色中的人有不同的要求。
“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义”即是规范人伦，所谓“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
尧舜禹都是从“亲亲”、“亲九族”、“柔远能迩”体现“仁”的。
德首先是自身良好的品德修养，能亲和人，造福于人。
德的核心即是“仁”，即是对他人的爱与同情。
后来，在《论语》中，孔子更多地谈论“仁”。
“仁义”是圣人实践出来的价值，是由他们开创出来的贯穿着仁爱精神的和谐有序的父系血缘宗族社会。
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为仁由己”，“为政在人”，仁义道德全靠圣人君子的生命实践，没有这些道德精英的人格修养和人伦道德生命实践，“小康”和“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就永远是镜花水月。
孔子对天命的认识与《尚书》和《诗经》“雅”“颂”部分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
根据《论语》的记载可见，孔子深信天命的存在，自觉以德配天。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
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
’”（《论语述而》）“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十分敬仰古代的杰出政治领导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认为尧的德行足以配天；他继承礼乐文明，承担仁义价值，自觉进德修业，以待天命；他坚信天不可欺，必须以诚实对天，“吾谁欺，欺天乎？”在危难中，他坦然自若，相信自己的德行可以配天，能够得到天的护佑；在病患中，他反躬自问，一生无愧于天理良心，这就是他对天的长期祷告，所以他说“丘之祷久矣。
”孔子承前启后，集古典文化之大成，使得中国上古文明通过儒家学派得以延续。
孔子之后，代代相传，又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一个世纪前全面解体断裂。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效仿德治典范尧舜禹，开创天下为公、大道之行的安民、利民和谐幸福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记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番议论，一方面表达了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杰出政治家的敬仰、对他们开创的社会政治局面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孔子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