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邹吉忠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基本上是—种话语理论。在它看来，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不过我们透过后现代主义者对话语(或文本)意义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所谓“文本”并非自有其意义，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话语分析必然涉及到社会及制度的层面。这要求我们不能对后现代社会理论做寻章摘句的分析，而必须透过后现代主义文本分析其社会思想实质。

我们所选取的四个代表人物在社会理论上切入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却可互为补充：福科以其《规训与惩罚》为中心，对现代社会的权力压迫机制进行深刻历史研究和理论透析，他展开其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是对现代社会压迫机制的揭示；德勒兹和加塔利运用改造过的弗洛伊德欲望理论，从微观(个人)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和瓦解；利奥塔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出发，运用语用学方法，从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诠释后现代社会状态；鲍德里亚的独特视角是对人在未来社会生存策略的设计，他主要考虑的是高科技社会的一般特征、以及人在这—社会的生存状况。

后现代社会理论虽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它的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它对社会只是进行微观分析。由于拒绝辩证法和总体化的方法论，后现代理沦只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对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社会概念则一味拒斥。这既是它的优点，但局限性也存在于此。就其优点言，微观分析看到现代权力运作和制度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就其作为缺点言，微观分析大多是一种文化分析，忽略了那些对我们社会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资本、国家、阶级、制度等社会因素〃这使后现代主义在社会作用上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找错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

其次，文化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社会理论，并用文化理论(即话语理论)来置换社会理论，其认识论根源是对“外在实在”的否定，由于“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否认任何种

类的假定独立于个体精神过程和主体间沟通的实在观念”，因而在他们看来，任务不在于提供现实，而在于发明各种隐喻性的谈论方式，以便使无法呈现的事物可以被料想到。这种置换的逻辑是：在解构语言所指过程中把语言本身当成实在，所指的实在性只是在语言的上下文中确立起来的。这种唯心主义思路在社会理论中显然不可能贯彻到底、这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超出文本上下文关系和话语范围去谈论社会的本质和变迁，“对客观的、可观察的、可触知的、可控制的空间提出了诘难”，这些都是他们回避不了的实在。他们这种回避态度倒充分表现出他们对现实权力结构的无能，因为他们否定了建立新的合理权力替代不合理的现代权力的可能性〃但他们却试图要人们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最好的——最公正、最适当、最真实，这不能不使他们陷入尴尬的情形中，这也证明：任何文化理论须有坚实的社会理论作基础，否则难有真正的解释力。

再次，无构想与目标。(在—定程度上)除德勒兹和加塔利之外，“后现代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似乎它的目标就在于批判和否定现代性，对后现代社会则少有构想和说明。在政治上祟尚犬儒主义，他们拒绝行动，回避选择，对任何政治及社会运动都不接受、不参与、采取超然和冷漠态度。主张“后现代退却”。认为如果抛弃一切，世界就将变得更美好。这种态度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或文本的解构走向的是对现实的辩护、无奈和投降。这种态度与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是一致的。

最后，后现代主义者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或个体的社会。”在此，主体失落在冲跨个体的各种解构的滔滔洪水之中。在解构和“处决”了现代主体这一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建构中心之后，后现代社会理论把目光转向被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他们作为映衬现代主体的“他者”是现代主体奴役和统治的物件：后现代理论试图从这些人中发现“后现代个体”的影子。这种对现代社会理论所忽略的东西的关注是有意义的，但并未建立起后现代的、新型的社会理论。对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作者的死亡”的观点，我们要做辩证的分析，就其目的要消除行为者即主体的责任而言，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谨防的；但它在另一方面则要抬高“读者”的地位〃提出“读者主权论”，把读者看成是一批情趣各异、精神饱满、争强好胜的人。然而吊诡的是：“如果权力被赋予了每—个读者，那么更多的权力感觉就纯然是一种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