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简所见佃田制度考略(1)

走马楼吴简所见佃田制度考略(1)［摘要］本文考察了三国时期孙吴的官田租佃制度，着重探讨了“二年常限田”的含义以及官田与私田的关系，并分析了嘉禾四年与嘉禾五年租税不同之原因。

［关键词］官田租佃常限田余力田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走马楼长沙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1］。

田家莂系当时吏、民租佃官田并缴纳租税、钱、布的记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吴的佃田制度。

吴简整理者在该书的“解题”中对某些问题有所考述，高敏先生有多篇论文研究田家莂，20XX年在“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吴荣曾、王子今等先生也对田家莂中所涉及的土地制度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们的研究与论辩，给笔者很大启发，本文拟就简牍所涉及的佃田制度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町与亩根据券书，每家所承租的土地都按“町”划分。

“町” 的本义指田界或田间小路，如《说文•田部》：“町，田践处曰町。

”也引申为由田界或田间小路分隔而成的一块块田地，如《文选》之汉张平子《西京赋》：“筱簜敷衍，编町成篁。

”此外，“町”也用于表示土地面积，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

”疏：“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二町而当一井也从吴简看，“町”的面积有很大差别，大的“佃田一町，凡卅三亩”，“佃田一町，凡廿一亩”，小的甚至不足一亩，如简“佃田八町，凡六亩”，简“佃田十五町，凡五亩”。

即使有些人租种的土地总面积很大，也仍然非常零碎，如简中的中丘男子郑喜，佃田二顷十八亩，分属于一百个町；简中的刘里丘大女郑满，佃田一顷八十一亩，分属于一百一十四个町，等等。

一般而言，平均一町的面积在二到五亩之间。

由此推断，“町”在吴简中并不表示土地面积。

而且与町相对应，某些简用“佃田若干处，合若干亩”来表示，可知“町” 与“处”的意思一致，当表示“一片”或“一块”土地。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町”或“处”，并不是出于耕作本身的需要而划分的，否则就难以解释，同样是种植稻谷，为什么有的町面积达十几亩甚至几十亩，而有的町却不足一亩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与当时土地尚未得到大面积开垦有关。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由于连年战乱，许多农民逃亡，他们原有的耕地变成无主田，归官府所有，并租给当地居民耕种。

这些由官府控制的官田与未逃亡的居民的耕地穿插交错，结果，每一户田家所佃种的土地往往比较分散和零碎。

其实，在西汉前期的授田制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下，由于土地的多次还授而导致每户土地分散零碎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二、租佃者的嘉禾四年莂券中的田家身份有男子、大女、州吏、郡吏、县吏、军吏、州卒、郡卒、县卒、复民、士等，五年莂券中则没有复民和士。

无论四年还是五年，都没有奴婢等非自由民，因为他们都受主人的驱使，没有权利自己租佃土地；而且我们从有关户口登记的简牍中看到，奴婢是以“户下奴”、“户下婢”的名义登记在主人的家庭人口中：[2]护户下婢伺年八岁尊户下婢小女年十二□户下奴右长六尺户下奴进长五尺鉴于田家莂虽称“田家”，而出现在莂券上的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可以认定所出现姓名当为户主。

这里的州吏、郡吏和县吏是否为有专门户籍的“吏家”，尚需进一步论证，但是根据两汉以来地方属吏任用的惯例，可以肯定，他们的户籍均在本地。

州卒、郡卒和县卒在《三国志》等传世文献中多称“州兵”、“郡兵”和“县兵”。

这些州、郡、县所属的地方兵平时可能并不住在固定的兵营中，女《三国志・吴书•黄盖》：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

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

[3]在正常情况下，郡兵大概不会只有五百人，只是由于情况紧急，无法及时调用而已。

这在《三国志•魏书•孙礼传》中可以看得更明白: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加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

吴大将全琮帅数万众来侵寇，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

礼躬勒卫兵御之，战于芍陂，自旦及暮，将士死伤过半。

礼犯蹈白刃，马被数创，手秉枹鼓，奋不顾身，贼众乃退。

[4]突然遇到强敌来犯，刺史几乎无兵可用。

并非州中无兵，而是“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

此处“休使”的州兵，大概不是在兵营中休假，否则情况不会如此危急。

鉴于田家莂中有大量兵卒租佃官田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些“州兵”很可能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了。

因此，我们认为，属于地方的州兵、郡兵和县兵并非始终处于战备状态，而是寓兵于农，即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农忙务农，农闲讲武。

由此推断，他们的户籍，很可能属于普通的民籍，由于史料不足，在此存疑。

“士”大概是指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

至于“复民”，本文同意高敏先生的观点，即“复民”应为被优复之民，与传世文献中所说的“复客”是两码事。

[5]综上所述，租佃官田者均为本籍人，其中既有本地农民，也有户籍在当地的州、郡、县官府属吏、军吏及地方兵卒。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户籍均在当地，而且他们不属于奴婢、部曲等非自由民。

至于那些虽有户籍但由于某些正当原因而离开本籍之人，如吴简中所提到的私学、羖士、卫士、邮卒、故帅子弟等等[6]，则可能由官府组织起来进行屯田，并缴纳“限米”关于这一问题，容另文详述，在此从略。

三、“二年常限田”与“余力田”关于田家莂中的“二年常限田”，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吴简整理者根据嘉禾四年与嘉禾五年田家莂所见同一人名下的佃田数往往不同，认为所谓“常限田”非指拥有固定的田亩数，或仅为限额而已。

[7]高敏先生认为：所谓“二年常限”田是指地租率限额在二年内不变动之田，并不是指田家租佃土地时间的长短，也不是指田家租佃土地总数量。

[8]两种观点都把“限”理解为“限额”，分歧在于这个限额所针对的是什么。

本文认为，孙吴为了督促农民生产，有可能规定农民应耕土地的限额，目的不是防止多占田，而是强制性的生产定额。

如果农户原有土地已符合或超过限额，官府就不再分配给他们常限田；如果农户原有土地没有达到限额，贝U用常限田补足。

“余力田”是指在完成常限田的生产之外，有余力者可申请多种，且租税率比常限田低。

“常限田”一词不见于传世文献，而“限田”一词在正史中则屡见不鲜。

下面就从“限田”入手，加以分析文献中所提到的“限田”，多与抑制土地兼并有关。

例如《汉书•食货志上》：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9]这是董仲舒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的现实而向汉武帝提出的解决办法。

下面这段话则反映了宋代土地兼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

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

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予所挟田三之一。

[10]明代仍然有类似举措：以垦荒业贫民，以占籍附流民，以限田裁异端之民，以图帐抑兼并之民，以树艺课农官，以刍地给马牧，以召佃尽地利， (11)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

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

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

”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

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12]以上各例都是针对地主、官僚兼并土地的有关建议或对策，其目的是防止自耕农脱离官府的控制，从而保证官府的赋税、徭役征发。

土地兼并是汉代以来历代王朝所必须面对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限田”主张或举措，往往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各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都不了了之。

因为这类“限田”在文献记载中比较常见，因此给人造成这样的印像：即“限田”就是限制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

其实，除了上述与抑制土地兼并有关的“限田”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限田”。

例如《晋书•宣五王•扶风王骏列传》：骏善抚御，有威恩，劝督农桑，与士卒分役，己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具以表闻。

诏遣普下州县，使各务农事。

[13]此处的扶风王司马骏以身作则，与僚佐、将帅乃至普通兵士每人“限田十亩”，其目的是为“劝督农桑”起示范作用，与土地兼并毫无关系。

又如《元史•世祖二•至元元年》：诸站户限田四顷免税，供驿马及祗应，命各路总管府兼领其事。

[14]元朝把所属人口根据其服差役的类别、缴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职业等区别，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匠户、畏兀户、也里可温户等，称为“诸色户计”，分别承担不同的科差。

“站户”是向站赤提供驿马及各项征派的民户，“四顷”是他们享有免税权的最高土地限额。

官府给予他们这一免税权，不过是对他们所负担的特定任务的一部分补偿。

由此可见，站户既非地主也非官僚，而且，这里的“限田”与土地兼并也没有关系。

［15］根据上述材料，可以得到这样两点启示：第一，“限田未必都是为了抑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第二，目前所能看到的“限田”事例，都是针对土地的限额，尚未看到针对租税限额的“限田”。

［16］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二年常限田”当指土地限额，而不是租税限额。

既然如此，就需要回答“二年常限田”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限田为什么同一年份不同田家之间“常限田”差别很大且不成比例为什么同一田家在嘉禾四年与嘉禾五年佃田数量也不相同“常限田”与“余力田”、“火种田”是什么关系田家莂中所涉及的田家以男子、大女、州卒、郡卒、县卒居多，且所租佃的土地数额不大，均属于官田，加之当时官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土地兼并，而是尽可能吸引流民与土地结合，以保证正常的赋税徭役征发，并尽快恢复统治秩序，因此可以认定，此处的“限田”与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那种抑制土地兼并的做法无关。

为了弄清此处“限田”的确切含义，有必要结合“余力田”进行考察。

吴简整理者认为，余力田大概是田家“行有余力”而自行开垦的荒地。

［17］然而，考察涉及“余夫”、“余力”的有关文献，却发现“行有余力”者所耕种的未必者E是荒田。

《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余夫二十五亩。

”赵岐注：“余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余老小尚有余力者，受二十五亩，半于圭田，谓之‘余夫’也。

“圭田”是古代卿、大夫、士供祭祀用的田地，肯定是熟田。

根据文章，一家有一人受圭田五十亩，其他尚有劳动能力的男子被称作“余夫”，每人受圭田二十五亩。

圭田主要是面向贵族，其实关于平民受田也有类似的记述，上文所引《周礼•地官•遂人》中的文字就是一例，其中“余夫” 所受之田，既有熟田，也有休耕的莱田。

再如：《汉书•食货志上》：“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颜师古注：“比，例也。

”这里也只是说，“余夫”所受之田，可能在数量标准上与“户人”有所不同，但在土地质量标准上未必有什么区别。

我们注意到，上述引文中，不论是注《周礼》的郑司农，注《孟子》的赵岐，还是《汉书》的作者班固，都是东汉人，所讲述的土地制度都是土地国有制下的授田制。

那么，他们的记述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可以这样说，他们所讲的授田制虽然不排除可能有理想化的成份，但绝不会是无稽之谈，因为至迟在西汉前期，授田制仍然是一种现行的土地制度，这已为新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所证实：[18]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田不可豤而欲归，毋受偿者，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