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比赛推广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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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推广普通话，我举双手赞成。我国地域广大，民 族众多，地方方言极杂，世界仅有。不仅一个省与一个省 语言不同，一个县与一个县也不同，有时甚至一个县里的 方言也不尽相同。就拿江苏省来说，苏南属吴语系，苏北 属淮扬语系。即使吴语系的苏南，又各有方言土语，常州 与无锡相距最近，语言却相差很远。作家高晓声是常州人， 一口常州土话无人听懂，他要讲话非得老友陆文夫当翻译。 其实，土话是不太好翻译的，土话中有许多生活化的俚语、 俗语、谚语、歇后语、双关语，是翻译不出来的，仅仅译 个大概意思，没有了原汁原味的精髓和情韵。语言不通， 的确让人烦恼，记得那一年我去温州，与出租车司机各说 各的，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仿佛到了外国，我连说带 比划也没奏效，最后还是用笔写在纸上，才总算到了目的 地。因此，我是推广普通话的促进派，偌大中国，太有必 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以便于交流和沟通了。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 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 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 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 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 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 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 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 ‘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 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 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 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 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 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 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 ）”说成 “hàn”，把“蝴蝶（húdié ）”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 osu）”说成“gà osong”，这些土音， 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üè”、也有人念成 “qǐn lüè”；“附近”一词，有人念“fùjì n”，也有人念成“fǔjì n”，这也给普通 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 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 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 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方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 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方不少 地区将“玉米”称为“棒子”，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 把所有北方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方话地区的方言词有特殊的意 义和表达力，北方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 “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 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 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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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说的汉语中存在 着历史悠久的众多的方言，方言的分歧很大，许多方言之间不能互相通话。 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一直起着维系全国交际的作用，从 周朝存在雅言到后来，一种共同的交际语也存在。从1913年开始，中国政府 开始系统的审定“国音”，在全国推行“国语”。1955年将汉语的通用于定 名为“普通话”。普通话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又称国语或华语。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因此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 它是我国汉语个方言区之间，我国各民族之间，我国人民与海外的华裔之间 的共同交际用语。普通话汉语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在国际交往中日 益发挥作用。 全国人民通用普通话，可以消除汉语方言的隔阂，沟通国内各民族之间的 广泛联系，有利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法律的制定，政府方针政策的颁行， 全国报刊杂志的用语，日趋频繁的社会交往，都需要普通话为媒介；建立国 内市场，扩大商品流通和经济联系，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也需要全国 通用语；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发展，传声技术的现代 化，电脑语言输入和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处理，也需要规范的语言文字。所以， 在中国，普通话的推广有利于现代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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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 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 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 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 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普通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 接近北京话，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苏南地区，也因为南京做过多朝首都， 有点接近官话。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 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 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 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 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 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 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 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 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 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 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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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 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 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克服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 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商品流 通和建立统一的市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 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 广普及普通话是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活有利于 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 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是最主要的信息载 体，语言文字规范化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的先决条件。推广普及普通话 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