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文选_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
论萧统的别“骚”于“赋”
论萧统的别“骚”于“赋”摘要：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骚体”（《楚辞》）一直被认为是“赋类”，而人们也多以辞赋并称。
萧统编著的《文选》将《楚辞》作品单独归为“骚类”列于“赋”和“诗”之下，是第一个明确将“骚”和“赋”分开的人。
其别“骚”于“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且对于后世文体分类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萧统；《文选》；“骚类”；“赋类”一、萧统之前的“骚体”观（一）、两汉魏晋时的以“骚”为“赋”《楚辞》产生于先秦的楚国，是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诗歌体裁。
在先秦时期，《楚辞》一直被看作为诗歌，其是继承了《诗经》的特色而发展起来的。
游国恩先生曾说：“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之后的一种新诗体。
” 而到了汉代楚辞一般被称作是“赋”，因此汉人在研究楚辞作品是都将楚辞归为“赋类”。
汉人如此划分是有原因可循的，按照游国恩的观点就认为汉赋是借鉴楚辞特色发展起来的新的体裁，在心目中汉人多将辞和赋一起等同，混淆了两者的区别而将屈原的作品视为“赋类”。
汉代诸多的学者比如司马迁、刘向、班固、杨雄、王逸等人都将楚辞归为了“赋类”。
司马迁有“乃作《怀沙》之赋”（《屈原列传》）、“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等语，这足以说明屈原是将屈原的作品看做是“赋类”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辞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和杂赋四类，这也足以说明其把屈原的作品看为“赋类”了。
同时杨雄对于“赋”有“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两种不同说法；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称：“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魏晋时期也还延袭汉人说法称“骚”为“赋”，比如挚虞就有“《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
”（《文章流别论》）其实汉人将楚辞归为“赋类”是不恰当的，游国恩先生曾说道：“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散文，它们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
从《文选序》看萧统及时人的文学观
从《文选序》看萧统及时人的文学观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收录了自先秦以来至梁的诗文辞赋，计分38类，共700余篇。
《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收录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在体裁和数量上都非常齐全，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文选本，对后世影响很大。
当然，《文选》的成就不是萧统一人的努力结果，它体现了当时一代人的文学观。
一、文学自觉：从“混沌”中走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门。
《文选》明确了前人及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们关于什么是文学、文体分类及文学审美理论，并将这些加以实践。
在魏晋之前，关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还是比较模糊的，在《辞海》中关于什么是文学，有这样的阐释：① 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
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
②孔门四科之一。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
邢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可见，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定义有别于今天。
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尤其是儒学。
南朝时，文学才有了独立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1/ 7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
可见，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从模糊的整体文化中分化出来，而且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在《文选序》的第一段有精辟的论述：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
世质民淳，斯文未作。
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之时义远矣哉。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
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这一段写了文学从无到有，由质到华的过程。
前人的文学可以指引后人，后人的文学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一)【推荐下载】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一)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中古时期“典雅”与“华丽”两大文学风尚的变化轨迹，并
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萧统倾向于“典雅”文学观的原因。
【关键词】典雅华丽萧统
一
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
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
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
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
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
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
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
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
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
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
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
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
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
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
专注下一代成长，为了孩子。
浅析萧统地基本文学思想
浅析萧统的基本文学思想摘要：萧统的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用儒家的思想评价诗文。
尊帝王、重讽谏、宣孝心、美教化、厚人伦,贯穿于《文选》的选文定篇之中。
他试图用诗文的形式,改造社会,维护封建统治,使诗文成为“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
萧统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同时，又兼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对陶渊明等隐士的企羡，也可见他受了道家的某些影响。
而不废娱情,注重通变的文学思想在齐梁时期迫求“新变”的文学思潮中, 仍然保持了一种中正趋新的儒雅风度。
关键词：萧统文学观念儒家《文选》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兰陵（在今江苏丹阳市）人，南朝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
天监元年（502）两岁时便被立为皇太子，及至天监十四年（515），他开始协助梁武帝处理政务，成为实际上的“副二”之君。
普通七年（526），其母丁贵嫔亡故，萧统轻信道士之言，在丁贵嫔墓侧埋下蜡鹅等物以压不详，不久，事情暴露，他失去了梁武帝的欢心，又因不能自明其意而“惭慨”交并，终在中大通三年(531)郁郁病殁，时年三十一。
死后，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其父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在齐代，萧衍与竟陵王萧子良友善，子良爱好文学，开西邸，招文学之士，与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诸人游，号称“八友”。
此后历任中书监、大司马、骠骑大将军、相国等要职。
先后封为建安郡公、梁公、梁王。
终于在齐中兴二年（502）三月，齐和帝禅位于梁王萧衍。
萧衍于天监元年四月即皇帝位，建立梁朝。
其母丁贵嫔，名令光，谯国（今安徽毫县）人，世居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生于齐永明三年（485），卒于梁普通七年（526），年四十二。
《梁书·丁贵嫔传》说：“贵嫔性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皆得其欢心。
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
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屏绝滋腴，长进蔬膳。
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
高祖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
梁朝萧氏家族文学活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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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学观
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学观作者：杨玮来源：《人间》2016年第28期摘要：《文选序》是萧统编选《文选》所作的序文。
《文选序》集中了萧统的主要文学观点，在文论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萧统的文学观集中体现在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尊《诗》的正统文学观以及鲜明的文体辨析意识上。
本文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尝试对萧统的文学观产生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文选序》；萧统；文质并重；文体流变；尊雅黜靡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07-01梁代萧统所编选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而《文选序》则集中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
要了解萧统的文学观，以及这种文学观产生的原因，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这篇序文。
本文将通过《文选序》分析萧统文学观的特点，并初步探析其文学观产生的原因。
一、《文选序》所体现的萧统的文学观（一）以文为本，兼收辞采——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
首先，萧统的文学观体现为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
南朝文学创作普遍呈现由质趋文的状态，萧统顺应文学发展的趋势，在理论上为南朝文风的这种转变作出了相关阐述。
萧统在论述“文”的起源时，将“人文”与“天文”相联系，以此来强调对“人文”的重视。
文章伊始，萧统在《文选序》中引用《易传》天文、人文之说来说明文学的发展：“《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人文”附会“天文”，以“天文”之崇高证明“人文”之重要，以提高抒情文学作品的地位。
萧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的“随时改变”，并提出“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其厉”，即文学由质朴发展到华丽的递进文学观，也就是说“文”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即“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
在某种程度上，萧统在强调文质并重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文”的一面。
（二）尊古出新，重申教化——尊《诗》的正统文学观。
我们可以对《文选序》中如何体现萧统的正统思想作出分析。
回归文章伊始，萧统认为文学可以“化成天下”，这与中国秦汉以來的“风教”、“诗教”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_文选_选诗看萧统的诗学观
2010年9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Sep .2010第27卷第9期Journa l o fH ube iU n i versity o f Educati onV o.l 27 N o 9从 文选 选诗看萧统的诗学观陈怀利(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凯里556011)摘 要:文章通过对萧统 文选 所选诗歌的简要分析,阐述了萧统 文选 选诗的情采观、功利观和诗体观。
关键词:萧统; 文选 ;诗学观收稿日期:2010-07-10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344X (2010)9 0022 02作者简介:陈怀利(1964-),男,山东莘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萧统的 文选 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编选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其中选录了从先秦到齐梁时期共计六十九名(有22首为无名诗)诗人的诗篇四百多首,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戍、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23类。
本文旨在通过对 文选 入选诗篇的简要分析,从以下三方面简要阐述萧统的诗学观。
一、情采观汉末儒学的衰微导致了诗歌重心由传统的!言志∀向!缘情∀转变。
自西晋时期陆机首提!诗缘情而绮靡∀后,对情采的要求已成为六朝人普遍接受的美学原则。
萧统在 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中就说:!吾少好文,迄兹无倦##或日因春阳,其物昭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熙游,借芳草而眺属;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远托;或夏条可结,眷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萧统还在 答晋安王书 中说:!炎凉始贸,能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这些言辞都强调了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强调情为文之经,采为文之纬,由此可知萧统是极重情采的,是极讲究情与采的统一的。
以此观点考察玄言诗、佛理诗、咏物诗、甚至陶渊明、曹操等诗在 文选 中的落选,就有了较为恰当的解释。
刘勰、萧统的赋学观(一)
刘勰、萧统的赋学观(一)摘要：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否对萧统有很大影响，现在学界存有一些争议。
就赋而言，二人对已有定评的赋作看法相近，而对其余作品态度有很大不同，从中能看出二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确实存在差异。
关键词：萧统；刘勰；大赋；小赋；讽喻；风力《文选》和《文心雕龙》二书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前骆鸿凯等学者均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而现在清水凯夫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对《文选》没有任何影响，傅刚先生认为二者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文选》更接近任昉的《文章缘起》而不是《文心雕龙》。
要全面分析刘勰和萧统的文学思想及关系，那将是系统而复杂的工作。
本文只从二人对赋的看法着手，分析其异同。
《文心雕龙》论赋主要集中在《诠赋》篇，其他各篇也有涉及。
总体上看，刘勰把赋分为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在题材上以“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为主，体制风格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小赋题材则以“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为主，体制风格是“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
两种体制的赋作不仅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结构也不一样。
《文选》选赋十五种十九卷，前十卷基本上是骋辞大赋，后九卷主要是体物抒情小赋(卷十一“游览”类中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为小赋，鲍照《芜城赋》应属大赋。
另“宫殿”和“志”两类也属大赋)。
从题材上看，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等四类赋，他多选汉大赋名篇，这与刘勰相同。
而“游览、鸟兽、物色、哀伤、情”等几类赋，《文选》所选的多以魏晋小赋名篇为主。
这显示出二人在赋体分类上的近似。
但细察之，两人又有所不同。
刘勰在《诠赋》篇中提到“辞赋之英杰”十家，其中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八家与《文选》相同，所列赋作也相同。
后人多据此认为二人文学观念相同，但这些多是公认的、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这在前四史的列传部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评论中都有所反映。
可以说，这一点上的相同难以说明两人辞赋观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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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1期第37卷(总197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 G UN IV ERSIT 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No.1,2000G eneral No.197Vol.37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傅 刚(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摘 要:萧统《文选》收录先秦以迄汉魏六朝赋十卷,明确表示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从而构成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本文以《文选》收录历代赋的事实为依据,通过统计分析,具体勾勒出萧统关于赋的基本品评态度,并对萧统以赋为首的文献依据、关于题材的十五分类等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指出萧统对汉魏六朝赋的具体评价,在许多方面都与后人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研究这一时期赋文学史要注意的。
同时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表明今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本身存有问题。
关键词:赋;萧统;文选;文学观中图分类号:I206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2000)0120082212来稿时间:1998202218作者简介:傅刚(1956— ),男,江苏省睢宁县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章学诚“骚别于赋”的观点来自宋人吴子良。
吴氏《林下偶谈》卷二“《离骚》名义”条说:“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
” 一、论《文选》以赋为首《文选》开篇以赋为首,显示了赋在萧统心目中的地位。
按照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楚辞》应在赋之前,而诗歌的发生更在《楚辞》之前,因此对《文选》这种排列,后人颇有异议。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说:“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
”章学诚以《文选》将赋列于诗前,又将《离骚》与赋区别,看成是萧统文体淆乱芜秽的表现①。
对章氏的观点,今人徐复观先生发挥说:“对西汉文学的误解实始于《昭明文选》。
萧统以统治者的地位,主持文章铨衡,他会不知不觉地以统治者对文章的要求,作铨衡的尺度,而偏向汉赋两大系列中表现‘才智深美’的系列,即他所标举的‘义归乎翰藻’。
同时,他把赋与骚完全分开,一开始是由‘赋甲’到‘赋癸’,分赋为十类。
接着便是‘诗甲’到‘诗庚’,分诗为七类,再接着才是‘骚上’与‘骚下’。
这样一来,不仅是时代错乱,文章发展的流变不明;并且很显明地是重赋而轻骚,贬损了《楚辞》对西汉文学家所发生的感召作用,因而隐没了《楚辞》这一系列在汉代文学中的实质地意义。
”[1](《文选》对西汉文学把握的障蔽)徐复观先生认为《文选》先赋、诗后骚的排列,在文体发展的时代上产生了错乱。
如果从时代先后的顺序考虑,《楚辞》的确在赋之前,但《文选》是否以时代先后来安排文体呢?据《文选序》,在各文体的小类中,是以时代为次,而在各文体安排上未必就是按时代编排了。
比如在赋中,班固列为第一人,实际上“畋猎”类里的司马相如远在班固之前。
如果萧统考虑时代先后的话,本应该以“畋猎”置于“赋甲”,而让司马相如排列第一的。
另外,汉魏六朝时期,诗、骚、赋三种文体的排列,以谁居先,的确是一件颇费思考的事。
《楚辞》虽然产生的时代早,但更早的却是诗歌。
《文选》中所录的汉以后诗歌,尽管与《诗经》不同,但实质仍然是诗,若以诗排在骚前,也是有足够理由的。
事实上,自汉魏以来的文体著录顺序,一般都以诗排在首位。
以《后汉《三国志》为例,如:书》、《后汉书・班固传》:“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在者凡四十一篇。
”《后汉书・蔡邕传》:“(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凡百四篇传于世。
”《后汉书・崔 传》:“( )所著诗、赋、铭、颂……合二十一篇。
”《后汉书・张衡传》:“(衡)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
”《后汉书・王隆传》:“(隆)所著诗、赋、铭、书二十六篇。
”《后汉书・傅毅传》:“(毅)著诗、赋、诔、颂……凡二十八篇。
”《后汉书・李尤传》:“(尤)所著诗、赋、铭、诔、颂……凡二十八篇。
”《后汉书・胡广传》:“……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以上是《后汉书》中凡作有诗、赋两体传主的记录情况,都是以诗居赋前。
例外的有两例:《后汉书・杨修传》:“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
”《后汉书・夏恭传》:“(恭)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
”这两例都是将赋与诗隔开后的著录情形,但总的说来,《后汉书》中诗、赋并提时,诗居赋前。
再以《三国志》为例:《魏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魏志・王粲传》:“(粲)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同传注引《典略》:“(繁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
”《蜀志・谯周传》注引《华阳国志》称文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
”《蜀志・ 正传》:“凡所著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吴志・张 传》:“ 著诗、赋、铭、诔十余篇。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晋人,《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人,他们关于诗、赋排列的顺序,应该代表了当时人一般的看法。
除二书之外,又如曹丕《典论・论文》称:“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见汉魏六朝时期人对诗赋顺序的看法是比较固定的了。
以上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的文体观念是先诗后赋的。
后人如章学诚对《文选》的批评,显然对这种历史背景并不了解。
至于骚后于赋,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文选序》与《文选》的实际安排是有差异的。
在《文选序》中,萧统是将骚置于赋后诗前的,而《文选》却将骚置于赋和诗之后,这一差别,似乎表明萧统并没有参加《文选》的实际编辑工作。
对于《文选》骚后于赋的现象,徐复观先生评论说是萧统重赋轻骚。
要说萧统主观上一定轻视《楚辞》,恐怕也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在《文选序》中萧统对骚人之作给予十分肯定的评价,同时在收录中也依据王逸的《楚辞章句》将《离骚》称为“经”。
并且若按徐先生所言推论,《文选》也将诗置于赋后,难道说萧统也是重赋轻诗吗?不过,徐复观先生此话还是提醒我们,屈原及《楚辞》,在汉魏六朝时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安排的是否妥当,往往可能牵涉到评价问题。
首先,关于《楚辞》,汉人有一种看法,即将它与赋等同起来。
班固《汉书・艺文志》就以屈原作品称为“赋”,而作为四种赋的第一种。
他在《汉书・贾谊传》中说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这是明以《离骚》称赋了。
在他之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句话比较含混,是说宋玉等人喜欢辞体,但以写赋闻名呢,还是这里使用了互文呢?恐怕是后者居多,因为他又称屈原《怀沙》为《怀沙赋》,可见汉人是将辞称为赋的。
与汉人不同,南朝时人则有意识地加以分辨,如任 《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就以赋和《离骚》区分开来,而阮孝绪《七录》也将《楚辞》单独列为一类。
因此萧统以《离骚》与赋分别,反映了他对辞赋二体的辨析,这是正确的见解,不知徐复观先生为什么对此却要提出批评?钱穆先生说:“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之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
”[2](P118)以此探讨萧统骚别于赋的用心,可谓卓识。
其次,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两汉时,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先是淮南王刘安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3](P611)(班固《离骚序》),其后司马迁采入《史记・屈原列传》。
西汉时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当以刘安、司马迁为代表,极备推崇之辞了。
但到了东汉,班固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刘安的评价过高,而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以至忿怼不容,沉江而死,是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对班固的指责,王逸又不同意,他称《离骚》是依经立义,故称《离骚》为经。
两汉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倾向间的差异,既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文学发展过程中对文学特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局限有关。
不管怎么说,屈原及其作品在两汉有争议却是事实,这一争议也延续到六朝时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在《辨骚》篇里专门讨论了争论双方的得与失。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文选》将骚置于赋、诗之后,很容易使人想到这一场争论,而对萧统的用意有所猜测。
但从《文选》以《离骚》代称《楚辞》作品,且将《离骚》称为“经”来看,萧统是接受了王逸的观点的,这就是说,萧统不独不轻骚,反而是尊骚派。
至于他将骚列于赋、诗之后,并不与评价本身发生直接关系(事实是《文选序》中骚还列于诗前),而是与《楚辞》的特殊性有关。
《楚辞》的作用和影响,到南北朝时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曾说过:“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是说《楚辞》直接孕育了赋体文学。
但如前文所言,赋虽与辞有极密切的关系,二者仍非一物,所以刘勰也以骚别于赋。
《楚辞》在汉魏六朝以后,与其它文体相比,逐渐成为一化石式文体,它既不能归于赋,也不能归于诗,于是到南朝阮孝绪《七录》中,《楚辞》成为特别的一类编于别集、总集之前,《隋书・经籍志》亦照搬这一体例,后来的史志也因之而不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特别的体例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
他体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体类。
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这是说《楚辞》已成为独立的文体了,不可与其他文体并列,所以才独立成类,别为一门。
阮孝绪是梁人,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人对《楚辞》与赋、诗关系的认识。
《楚辞》既然独立于诸体之外,那么它与诗、赋之间的关系就不存在先后的顺序了。
但阮孝绪可以在“文集录”中将《楚辞》列于别集、总集之前,萧统却不可列于《文选》之首,为什么呢?这与当时的编辑习惯以及《文选》赋的取材来源有关。
那么,萧统以赋为首的依据有哪一些呢?先看他自己的解释。
《文选序》说:“《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
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
”原来萧统以文体之赋与六诗之赋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赋取得了《诗经》的直接继承身份。
如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而安排的话,萧统以赋居首,表达了他的文学史观。
除了萧统理论见解的原因外,我们还注意到汉魏以来的目录学分类,也都是以赋居诗前。
比如《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先列屈原、陆贾、孙卿、客主四类赋、然后才是歌诗。
班固《诗赋略序》说:“春秋之后,周道寝坏。
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这一解释也是以赋产生于《诗经》之后。
在叙述了赋的产生和发展之后,班固再叙述歌诗的产生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薄厚云。